凱旋門

1932年希特勒上台之後，成千上萬的人慘遭殺害，巴黎成了許多德國難民非法藏匿的城市之一。在這些人中有一個叫拉維克的中年人。

1938年的巴黎。拉維克在凱旋門附近與一個名叫瓊恩的年輕女人相遇。瓊恩是從義大利流亡而來的，她的愛人猝然死去，瓊恩舉目無親。拉維克幫助瓊恩料理了喪事，並托自己的朋友為瓊恩在一家夜總會找到了演唱的工作。拉維克原是德國一家大醫院的外科主治大夫，因為救助兩個被納粹通緝的朋友，被關進了集中營。他的愛人茜皮爾也遭到拷打而致死。拉維克曾參加了國際縱隊，之後和其他德國難一樣，匿名在一家名叫“國際”的旅館里藏身。他經常為一家醫院代替一名庸醫為病人動手術，從中獲得百分之十的報酬。

在極端的窘境中，瓊恩愛上了拉維克，但殘酷的現實和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變成了一個憤世嫉俗甚至是玩世不恭的人。瓊恩追求的是安定的生活和專註的愛情，但拉維克既不能公開行醫，也不能有一個定居下來的住處，因為他一旦身份暴露，不是被監禁就是被驅逐出境。一個偶然的機會，拉維克在街頭髮現了當年刑訊他的納粹秘密警察頭目哈蓋，復仇的慾望在他心裡燃燒起來。一天，一個女人被傾倒的樑柱砸傷，拉維克正巧路過，他立即為傷者進行急救。他的身份因而被警察發現，三個星期後被逐出法國。

三個月之後，拉維克又潛回巴黎，瓊恩在此期間卻已與另一個人同居了。拉維克決計擺脫他內心深處仍然愛著的瓊恩，他現在念念不忘的是那個仇人哈蓋。拉維克終於又在那家飯店裡遇到了哈蓋。誰知哈蓋卻將他誤認為希特勒青年團的一個打手，主動與他攀談起來。哈蓋來巴黎負有秘密使命。他看出拉維克是德國人，就想要拉維克做些偵查工作。拉維克把他所熟悉的“加爾太子”飯店的電話留給了哈蓋。兩個星期之後，拉維克的朋友打來電話，告訴他哈蓋在這裡，並為拉維克準備了一輛汽車和武器。拉維克知道殺死哈蓋對自己來說是行動的開始。他在妓院找到了哈蓋，並將他騙至郊外，用鐵鉗打死了哈蓋，為自己的朋友，為自己的愛人，為自己復了仇。

瓊恩被與她同居的男人用槍打傷。她傷重不治，和拉維克做了最後的訣別。就在當天晚上，法國隨即對德宣戰。拉維克和其他德國難民立即被法國當局押送到拘留所。深夜，押送拉維克等德國難民的卡車穿過凱旋門疾駛著，路旁一片黑暗，前面一團漆黑，連凱旋門都看不見了。

1933年納粹上台後，焚毀了雷馬克的書，後來又褫奪了他的國籍，並判處雷馬克的妹妹死刑。雷馬克一度流亡國外，1939年前往美國，后加入美國國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創作了兩部寫流亡者遭遇的長篇小說：《流亡曲》（1941）和《凱旋門》（1946）。

拉維克

小說中，拉維克被驅逐出境之前，甚至來不及與瓊恩話別，出境以後也沒有機會給她寫一封信。3個多月過去了，當拉維克再次回到巴黎時，以為和他永無重逢之日的瓊恩已經跟別人同居了。拉維克的內心非常痛苦，他決定斬斷與瓊恩之間的聯繫。可是瓊恩卻一再訴說，自己真正愛著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拉維克，她和別人同居，是在失去信心情況下的無奈之舉。

其實，和拉維克待在一起的女人只是他的一個病人。瓊恩之後，拉維克幾乎成了禁慾主義者，他拒絕誘惑，以至於受到妓女的嘲笑。這是因為拉維克依然愛著瓊恩，儘管他知道瓊恩是個不安分的人，善變而多情。他幾次試圖同她一刀兩斷，每一次又都難捺寸寸柔情，最終攬她入懷。“她真像一股和煦的風，把生活的瘡疤也好像吹得融化了；她跟他說話的時候，他那種防禦性的、奇異的冷漠感也被她的熱情掃蕩無遺。”瓊恩曾經給過他真實的溫暖和幸福，對於身處流亡生涯中的拉維克來講，這種感情異常珍貴。

同時，拉維克也清楚地知道，“情意綿綿是太平時期的事”。這是他在1916年血腥的一戰戰場上得到的啟示。戰亂會讓人們變得兇悍而脆弱。危險與死亡無處不在，不可抵禦，只能承受。活著是僥倖，團聚是暫時，此時還談什麼天長地久和永不分離？拉維克的記憶里藏著太多的痛苦和仇恨，這顛沛流離的生活，這沉重扭曲的現實，這漆黑無望的未來，都阻止他盡情地投身愛情海，阻止他把一整顆心全部交給對方。

拉維克這個人物，很多評論家認為他的原型就是雷馬克自己，因為拉維克的處世態度完全體現了雷馬克的人生哲學。雷馬克自稱是一個“不抱幻想的理想主義者”，他忠於“高尚的個人主義”，視“最普通的人道法則”為自己最高的行為準則，而拉維克正是這些思想的化身。國際旅館中有一個名叫莫羅佐夫的難民，“是第一次大戰的流亡者，近十五年來一直住在巴黎。他是那樣一種俄國人，他們不談自己曾在沙皇的禁衛軍里服過役，也不提自己那貴族的門第”，很明顯，他這個“流亡者”與受納粹法西斯迫害而流亡的巴黎的難民完全屬於不同的類型，而拉維克卻引為最相投合的知己，雷馬克也在小說中把他作為一個僅次於拉維克的重要人物。再說拉維克的殺死哈克，固然是反法西斯的一個具體行動，但從動機到手段，都屬於私人復仇的性質，與當時各國人民的反法西斯運動和反納粹德國的任何組織完全沒有聯繫。雷馬克是拉維克的原型，這一點作者自己也承認，不過拉維克是個醫生，當然還有其他一些人的影子。雷馬克有一次在會見布拉格一位記者時說：“拉維克這一形象，包含著三個人的特徵。我自己，還有我的兩個朋友。兩位醫生，他們也像我一樣，隱姓埋名住在巴黎。其中一位，我在心臟病第一次發作時請他來看過病……你知道，我從來沒有學過醫學，小說中有關醫學方面的內容是他幫助我寫下的。”

瓊恩

小說中，瓊恩是一個不能自主自立的形象。她好像藤蔓，需要藉助外力獲得支撐，才能站立起來。這是這個人物的特徵和弱點。瓊恩所謂的移情別戀，正是由於這種性格造成的。因為是藤蔓一樣的人，所以對於支撐物的要求就會很高，如果那支撐物不穩定，隨時可能撤退，她就會害怕。

此時一旦另有其人，願意為她落地生根，將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給她掌管，出於本能的需要，她自然攀住不放。當拉維克音信皆無，當一個男演員甘願為她全情付出，她接受了後者。在她的心中，拉維克從來沒有徹底屬於自己，沒有給過她安全感。她看不到明確的未來，對兩個人的關係缺少把握。

然而，拉維克畢竟是她最愛的人，當他再度出現，她便身不由己地向他靠攏，渴望跟他在一起的願望依然如從前一樣，熱烈而遲疑。瓊恩幾次試探拉維克，幾次爭取挽回兩人之間的感情，可每當拉維克要求她離開那個演員的時候，她又都推搪不應。或者在瓊恩的潛意識裡，她並沒有十足的決心重回他的身邊。因為拉維克還是那個拉維克，沒有身份，隨時可能消失，愛得有些閃躲，心的外麵包著硬殼。瓊恩不敢輕易丟掉已經擁有的，她害怕到頭來一無所獲。

關於瓊恩·瑪陀這個人物的原型，評論界頗多揣測，有人認為很可能是雷馬克的好友，好萊塢的著名影星瑪琳·黛德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他們倆正好一起生活在巴黎。小說一開頭，對瓊恩就有這樣幾句肖像描寫：“只見她臉色蒼白，顴骨高聳，兩隻眼睛間距很寬；容顏呆板，活像一張假面具”；“她那張蒼白的臉上，差不多毫無表情。嘴很飽滿，就是沒有血色，看上去輪廓顯得模糊；唯有頭髮可長得挺美——一種有光澤的、天然的金黃秀髮。”這又正好是瑪琳·黛德麗的寫照。

小說中，拉維克和瓊恩那曾經甜美既而無奈的戀愛，始終處在時濃時淡的戰爭陰雲籠罩之下。作家通過這樣兩個人物之間的戀愛經歷，以他們的故事表面呈現出來的背叛和冷淡，對社會狀態與人的狀態的關係、對歷史進程與人的處境的關係進行著沉思。拉維克和瓊恩沒能生存在和平的年代，沒能置身在一個秩序井然、社會安定的國家裡。隨時隨地可能爆發的戰爭，無處不在的拘捕和殺害，讓處在其中的人們難以正常地生活。由於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傳染上了毀滅感，人們就不會產生對穩定的嚮往、對安頓的設想和對享受的計劃。人們急於抓住什麼，又不知道該抓住什麼。內心惶惶，無根飄零，得過且過，拉維克和瓊恩無不顯示出這樣的末日情態。

等到拉維克終於手刃了哈克，為自己和妻子報了仇，他活下來了，可是瓊恩卻將永遠地離開他。這一次，可是真正的生離死別。小說結尾處，垂危的瓊恩和悲痛的拉維克各自講起祖國的語言，表達深深的愛戀，互訴火熱的情感。在隱姓埋名的流亡中，在動蕩不安的亂世里，拉維克愛過了，恨過了，幸福過了，失去過了。他了結了宿怨，終結了情緣，從此再無牽掛，坦然地走進戰爭，走向集中營。這樣的經歷和體驗，並非只留下蕭殺的寒意，更留下一個堅韌的背影。個體生命的存在渺小卻值得肅然起敬，一切苦難、戰爭、殺戮、死亡、訣別，都會一一扛過去。作家成功地塑造了拉維克這樣一個沉穩、堅強的人物形象。他不作無望的回顧或期盼，他活得很勇敢、很清醒。

作家雷馬克是一位不抱幻想的理想主義者，他忠於高尚的個人主義，實踐人道主義思想。他把自己的靈魂賦予了小說中的人物，拉維克正是雷馬克的化身。被納粹審問、被政府驅逐、被剝奪身份，這一系列遭遇是作家與他筆下的人物共同經歷過的。反對戰爭，提倡和平，抨擊當權者，揭露法西斯暴行，同情普通百姓，成為《凱旋門》里的光芒。

人物形象

瓊恩是雷馬克筆下最有個性的一位女性形象，瓊恩和拉維克的瓜葛是最富魅力的一個愛情故事。作者素以善寫對話著稱，而瓊恩與拉維克的對話，更是一件最為感人的藝術珍品。尤其是他們在瓊恩臨終前的那一段，各人用各人兒時的語言，瓊恩用義大利語，拉維克用德語，表達了各人滿腔的積愫，雖然互不通曉，卻進行了最為深邃的心靈交流。

《凱旋門》塑造了許多個性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無論是主角還是配角，個個栩栩如生。如小說中另一個重要人物莫洛索夫，他是俄國流亡者，拉維克非常信任他，兩個人對政治和時事的意見一致。這個人物是小說中的一股力量，每次他出場，都讓人覺得可靠而鎮定。

描寫

小說把愛情與復仇兩條線索交織在一起，使得情節舒緩有致、扣人心弦。他們纏綿悱惻的愛情令人百曲迴腸，對劊子手的追蹤與復仇更令人激動、緊張。特別是作者的細膩、深刻的心理描寫，使讀者如臨其境。

語言

小說在語言運用的技巧上也是高超的。景物描寫帶有濃郁的抒情性。作者最擅長的對話描寫，凝鍊機警，富於幽默感。許多對話和議論更富有人生哲理。

小說譜寫了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一曲纏綿悱惻，感人肺腑的悲歌，描述了猖獗一時的法西斯主義給人帶來了種種苦難，表達了對貧苦人民和底層婦女的深厚同情；寫作技巧高超，心理刻劃深刻，內容豐富，場面廣闊，富於哲理，詩情濃郁，情節緊張動人，語言機警凝鍊，確是一部舉世公認的名著。

雷馬克寫流亡生活的幾部作品中，數《凱旋門》最有影響；除《西線無戰事》以外的十部小說中，也數《凱旋門》最為暢銷。在德文原著發行之前，它的英譯本首先在美國出版，僅在美國國內，銷數就在二百萬冊以上，不久被譯成十五種文字，又銷售了五百萬冊，其盛況與當年《西線無戰事》不相上下。這是因為這部作品的故事情節十分動人，藝術手法也更臻成熟。

這部小說是雷馬克的代表作之一，1946年出版時聲名大噪，立刻被譯成十五種文字，當年在世界各地就被銷售了近千萬冊，並由好萊塢於1948年改編成電影搬上銀幕，轟動世界影壇。

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是德國小說家，生於工人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應徵入伍，戰後從事過教師和石匠、記者等多種職業。

20世紀20年代，他開始文學創作，先後發表小說《揚子江剪影》、《西線無戰事》等。1931年移居瑞士。希特勒取得政權后，雷馬克的作品被焚毀，並被剝奪德國公民權。1939年他流亡美國，1947年加入美國籍。二戰後往返於美國和瑞士之間，1970年在瑞士逝世。

20世紀30年代，雷馬克寫了《歸途》、《三個戰友》等作品。20世紀40年代，他的創作主要反映在法西斯統治下，德國青年一代所遭受的苦難和痛苦的精神 狀態。代表作有《流亡曲》、《凱旋門》以及逝世后出版的《天堂里的陰影》。

20世紀50年代創作的《生死存亡的年代》和《黑色方尖碑》，以簡練深沉的筆調描繪了法西斯給德國人民帶來的災難以及青年一代在生活道路上所作的痛苦探索。類似的作品還有小說《生命的火星》和劇本《最後一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