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經濟

貨幣經濟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全球壟斷主義的經濟形態；是以市場交換為直接目的，包括股票和證券流通以及貨幣交換的經濟形式。在股票、證券、外匯貨幣市場建立之後，產生了基金資本，在基金資本內部形成了基金寡頭和寡頭基金及其壟斷，這樣貨幣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就形成了。

可以說，貨幣的職能存在吞掉了它的物質存在。可見，在交換中，曾經具有實體的金銀貨幣升華為觀念上的想象上的貨幣，只要在交換過程中發生的許多筆支付作為正數和負數互相抵消，那就根本用不著現實貨幣參與，就連紙做的價值符號也沒有必要參與其中，貨幣完全成了觀念上的計賬單位，即虛擬貨幣。所以說，貨幣經濟所強調的是在生產領域之外的商品與貨幣的交換。

一)規定貨幣材料，即確定哪些商品可以作為幣材。 (二)規定貨幣單位，即規定貨幣單位的名稱和貨幣單位的“值”。 (三)規定主幣和輔幣：主幣是一國流通中的基本通貨，輔幣是主幣單位以下的小面額貨幣。 (四)自由鑄造、限制鑄造，即金屬貨幣流通下貨幣鑄造權的規定。 (五)有限法償和無限法償，即法律規定貨幣具有多大的支付能力。 (六)準備制度。貨幣制度主要有以下幾種：銀單本位制是以白銀為本位幣的一種貨幣制度，歷史悠久。金銀複本位制是金銀兩種鑄幣被同時法定為本位貨幣的貨幣制度。金本位制是以黃金為本位幣的一種貨幣制度，包括金幣本位制、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 (一)金幣本位制：金幣可以自由鑄造；輔幣和銀行券可自由兌換成金幣，黃金可以自由輸出入國境。金幣本位制：是一種比較穩定的貨幣制度，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起到了促進作用。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金幣本位制的穩定因素遭到破壞。 (二)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是殘缺不全，不穩定的貨幣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以美元為中心的資本主義貨幣體系。不兌現的信用貨幣制度是一種沒有金屬本位貨幣的貨幣制度，以不兌現的信用貨幣為法償貨幣。我國貨幣制度是人民幣制度。人民幣制度屬於不兌現的信用貨幣制度，由中國人民銀行依法進行管理調控。

西方貨幣總量指標的改革：

現代西方主流國家貨幣總量指標的統計模式，始於貨幣學派的經驗研究。自從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國貨幣史—1867-1960年》中，採用了按照流動性的順序逐級累加的貨幣量、並劃分了 M1、 M2和 M3的口徑以後，經濟學家紛紛效法。後來，美國的聯邦儲備體系也採用同樣的方法編製貨幣總量指標，其間歷經多次重要的改革。1982年美國聯儲確立的統計標準延續至今，調整后的數據上溯到1959年。其它各國的經濟學家和貨幣當局，基本也是沿著同樣的模式編製貨幣總量指標。由於這種簡單加總的貨幣總量備受理論和實踐的質疑，西方學者提出了許多改革方案，進行了大規模的實驗性工作。

西方學者的改革思路是，既然不同的貨幣成分是不完全的替代品，可以利用其差異指標調整貨幣量。多數方案選擇的差異指標是貨幣資產的收益率或持有貨幣的機會成本。以下簡介九種改革方案（方法）。

（19世紀50-70年代）。自從Gurley和Show（1955）提出流動性金融資產是貨幣的替代品並可能影響貨幣政策的假說以後，許多學者將注意力轉移到準貨幣與貨幣的替代彈性研究上。該方案的一般方法是：建立狹義貨幣需求函數，以各種準貨幣的收益率以及收入作為解釋變數，回歸求出貨幣需求的替代彈性。 Feige 和 Pearce (1977) 總結了相關的研究文獻，16項獨立研究得出的替代彈性的平均值是：定期存款-0.13，儲蓄存款-0.31，國庫券-0.06，收入0.57。當時沒有對於如何調整貨幣指標的明確建議。

2. 效用函數方案（Chetty, 1969）。這是替代彈性研究中的一種獨特方法，以效用函數為基礎。它假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貨幣資產持有者，在貨幣與準貨幣之間分配其貨幣資產總量，貨幣收益率為零，價格為1，準貨幣在期內的收益率則成為其折現率、並決定了貨幣資產持有者的預算線斜率。由於準貨幣實際上不止一種，該方法需要測定貨幣和準貨幣資產之間的偏替代彈性，然後再計算以偏替代彈性值加權的貨幣總量。Chetty確立的貨幣總量的近似經驗公式是（根據1945-1966年美國數據）：

式中， M’a是經過調整的貨幣總量指標， M是狹義貨幣，T是定期存款， MS是互助儲蓄銀行的儲蓄存款，SL是儲蓄貸款協會的儲蓄存款。Chetty的經驗分析表明， M’a的收入速度比未調整的指標穩定很多，對GNP的預測與未調整的指標一致，但調整后的指標標準差增大。Bisignano (1974) 將該方法擴展到了實際貨幣與其它實際金融資產、實際耐用品之間的替代，並且考慮稅收、折舊和資本增益因素。他的經驗分析證明，Chetty 以及其它研究報告大大高估了準貨幣的替代彈性。20世紀70年代以後，金融市場的動蕩與金融創新的爆發，使得準貨幣的概念模糊，替代彈性的計算失去穩定性和可行性，方案1和2由此喪失了實際意義。

3. 弱分性方法（Weak Separability Approach，1980-）。 19世紀80年代，一些學者開始研究貨幣加總的必要條件問題（Barnett, 1980; Varian, 1982）。他們認為，經濟加總必須滿足弱分性原理，加總量之中的各個商品的邊際替代率、與加總量之外的其它商品互不影響。如果滿足該原理，則消費者效用函數U(m1,…,mn, q1,…,qm )可重寫為U[u(m1,…,mn) ,q1,…, qm]。分效用函數u(m1,…,mn) 可以在總貨幣開支給定的條件下獨立地尋求最大化。Varian (1983), Swofford 和 Whitney (1987)都發現，一些貨幣資產（現金C、活期存款DD、其它支票存款NOW、貨幣市場互助基金MMMF等）的確與閑暇和其它耐用消費品呈現弱分性，這表明M1或M2是可以接受的貨幣總量。Belongia 和 Chalfant（1989）則報告，貨幣資產的不同組合之間也存在弱分性。它們是C-DD,C-DD-NOW, C-DD-NOW-MMMF。這個結果又暗含著有多種貨幣總量指標可供選擇。

如今，弱分性方法已經成為其它貨幣指標改革方案的補充技術。例如，Barnett（1980, 2000）、Anderson 等（1997）、Binner 等（2002）、Elger等（2004）在編製他們的貨幣總量指標中都利用了弱分性原理。

4.“迪維薩”指數貨幣方案（Divisia Index Money，1976-）。該方法也依賴微觀的效用函數理論。Barnett（1978,1980, 1984，2000）在這方面的研究頗有影響。他認為，貨幣資產是一種提供貨幣服務的耐用品，持有貨幣資產的機會成本，也叫“使用者成本”（user cost）。持有每一種貨幣資產的開支（該種貨幣資產總量 使用者成本）占持有全部貨幣資產的總開支的比重、就是該種貨幣資產在貨幣總量中的權重。顯然，如果某項貨幣資產的流動性強，則收益率低，與基準利率的差值大，在貨幣總量中的相對權重就增加。各國至今仍有一些機構和學者沿用該指數來進行研究。本文後面比較分析採用的、美國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連續發布的貨幣服務指數MSI（參方案9）就是迪維薩指數貨幣的著名樣本。

西方學者運用多種計量方法對多國的迪維薩貨幣進行了大量的經驗分析（如，Barnett, Offenbacher 和 Spindt，1984；Chrystal 和 MacDonald，1994；Schunk，2000；Serletis 和 Molik， 2000；Stracca，2003）。他們的結論大同小異：迪維薩指數與傳統的貨幣總量之間互有優劣，迪維薩指數貨幣並沒有取得明顯的優勢，基本是平分秋色。通常，貨幣總量口徑越寬（如 M3），迪維薩指數貨幣的表現越好。這個結論是令人尷尬的！因為，迪維薩指數貨幣照顧了狹義貨幣的流動性優勢，在狹義貨幣的比較上理應具有絕對的優勢。這令人質疑迪維薩指數貨幣的設計理論和方法的正確性。

5. 費雪理想指數方案（Fisher Ideal Index Number, 1985）。Spindt（1984, 1985）也採用迪維薩指數來改進貨幣總量指標，他主張使用貨幣的交易速度來充當權重。不過，他選擇的貨幣交易速度，是貨幣資產的“凈周轉率”，即貨幣用於最終收入交易的速度。我們知道，在貨幣的周轉額當中，包含了各種各樣的交易。他從中要粹取出每一種貨幣成分所完成的最終收入交易額；據此計算出每一種貨幣資產的“凈周轉率”；再用凈周轉率作權數，來計算加權的貨幣總量指數。Spindt捨近求遠，不僅扭曲了真實的貨幣周轉率，從全部交易額中粹取最終收入交易的可信度也值得懷疑。他的經驗研究表明，在正常條件下，這種貨幣指數與簡單加總的 M1的表現是嚴格一致的；在非正常條件下，有相對的穩定性。顯然，他的方案，並沒有在正常情況下、優於存在理論缺陷的傳統貨幣總量。

6. 通貨等價指數方案（Currency Equivalent Index, 1991-）。該方法採用貨幣資產利率與標準市場利率的差率作權數，來計算加權的貨幣指數。Rotemberg 等（1991，1995）建立了該指數的計算方法。Barnett 認為該指數在度量貨幣服務方面劣於迪維薩指數。Sertetis 和Molik（2000）則否認任何貨幣指標（包括該指數貨幣）具有作為貨幣政策標的的意義。

7. 人工神經網路方案（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ANN, 2000-）。ANN 是模仿天然神經網路的原理，由互相連接的處理器組成的信息處理結構，可以接受和輸出信息。ANN通常用特定的計算機程序設立並可以儲存模型參數。Gazely 和 Binner (2003) 借用該技術對迪維薩指數貨幣進行了優化。方法是，利用ANN技術獲得輸出（通貨膨脹）對輸入（組成迪維薩貨幣的5種貨幣成分、自回歸項和時間變數）的經驗敏感係數；再用敏感係數作權數，計算新的迪維薩指數貨幣；如果將新的迪維薩貨幣代入ANN模型，替代組成它的5種成分，則可以預測通貨膨脹。這樣，原來依賴利率計算的迪維薩貨幣權重、被ANN技術的敏感係數替代。Binner 聲稱，採用ANN技術生成的迪維薩貨幣，優於傳統的迪維薩貨幣。

8. 動力因素分析方案（Dynamic Factor Analysis，DFA, 2001-）。DFA 是多變數統計分析的一種方法，被觀察的變數被表達為多個因素的函數與殘值的和。除了被觀察的變數之外、決定被觀察變數的多個因素與各個因素所佔的權數都需要利用模型同時估計出來。Gilbert 和 Pichette (2003) 引入了DFA技術研究貨幣總量問題，把交易和儲蓄作為每個貨幣成分的兩個決定因素。根據初步的經驗分析，他們認為用DFA技術編製的貨幣總量，是產出和價格預測的最好指標。

9. 中央銀行支持的貨幣指標改革方案。迪維薩指數貨幣得到英格蘭銀行和美國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的支持。英格蘭銀行連續編製和發布迪維薩指數貨幣。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也連續編製或公布貨幣服務指數（Monetary Services Index， MSI），MSI也是迪維薩貨幣的一個樣本；該銀行還同時編製通貨等價指數。這兩家中央銀行用新方法編製的指數，僅供官方和其它研究者參考使用，並沒有替代傳統貨幣指標的編製和公布（美國的傳統貨幣指標由聯儲負責）。在各國中央銀行工作的經濟學家，也得到了中央銀行的普遍支持，利用中央銀行的資源，廣泛地參與貨幣指標改革的提案和實驗活動，成為改革的中堅力量。由於本文將對比研究動量貨幣、傳統貨幣總量與MSI，所以這裡介紹MSI指數的編製方法。編製名義MSI的公式是（Anderson 等, 1997）：

(1)式中，代表在時期t的i項名義貨幣成分； =1/2( )，代表在時期t持有貨幣資產i的平均開支份額。持有全部貨幣資產的總開支是：

(2)式中，代表在時期t持有全部貨幣資產的總開支； = ，代表在時期t持有名義貨幣成分i的名義使用者成本（代表在時期t 的真實生活指數，代表時期t的標準資產的收益率，代表在時期t持有i項貨幣資產的名義使用者成本）

通過對以上西方國家主要貨幣指標改革方案的回顧，我們可以總結出如下幾點：

1. 多數方案將貨幣視為資產、而不是流通手段。所以，他們依賴貨幣的資產價格—利率（或使用者成本）、去計算替代彈性（或數量調整權數）。

2. 費雪理想指數只是一個例外，Spindt採用了貨幣的交易速度作權數。但他提取的“凈周轉率”，丟失了貨幣的真實交易速度所包含的經濟信息。

3. 迪維薩指數貨幣是目前最有影響力的方案。但多數經驗分析證明，與傳統的貨幣量相比，迪維薩指數並沒有絕對的優勢。迪維薩指數在狹義貨幣上失利，說明其理論基礎存在問題。

4. 人工神經網路方案在理論上是模糊的。經驗的敏感係數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缺乏理論說明；作為輸入量的各種貨幣成分是貨幣的數量，排除了貨幣速度因素；經濟現實中完全真實的貨幣速度變數、不能在計量模型中與貨幣量等價齊觀。另外，敏感係數與特定輸出量（如通脹率）是對應的，那麼，相對不同的宏觀變數，就會有不同的敏感係數，也會有不同的貨幣量。這違背了貨幣指標改革的初衷。

5．動力因素分析方案把交易和儲蓄作為每個貨幣成分的兩個決定因素。這等於假定貨幣量已經包括了交易和儲蓄的信息。這顯然是錯誤的。貨幣的交易功能，主要通過它的速度來體現，貨幣量缺少貨幣速度所包括的經濟信息。

6．迄今為止，沒有一個改革方案從理論上強調真實的貨幣速度對貨幣重要性的意義，沒有一個新的貨幣指標比傳統的指標具有絕對的優勢，沒有一個改革方案得到學術界和貨幣當局的普遍認可。傳統的簡單加總的貨幣總量仍然是各國貨幣當局和多數經濟研究依賴的貨幣指標。西方國家歷經半個世紀的貨幣總量指標的改革已經陷於困境。形成這種結局的原因何在？

根源

改革陷於困境的根源、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存在的理論缺陷。由於這篇論文的篇幅和主題限制，筆者只能簡要說明與本文相關的問題。

1. 在微觀上，西方學者缺乏對貨幣的辯證理解。西方學者普遍認為，計算單位、流通媒介和貯藏手段是貨幣的三個基本職能。按照這三個職能來評價，西方學者對貨幣的理解存在三個主要問題。第一，缺乏對貨幣本質的深刻認識。貨幣代表價值，是價值的尺度；貨幣形式的變化絲毫不能改變這一本質。西方學者鑒於現代貨幣形式的變化，將價值尺度改為計算單位；而且往往將這一職能排在最後，滿足於孤立地解釋這個職能；忽視了代表價值是貨幣的本質，是其它職能存在的基礎。

第二，缺乏對三個貨幣職能關係的辯證理解。貨幣的三個職能在質與量上是互相依賴的。計算單位的本質是代表價值，而代表價值的量則取決於貨幣量、貨幣速度與經濟交易總額的比較。貨幣量等於貯藏手段的總量，貨幣量與貨幣速度的乘積等於交易媒介發揮的功能。所以，貨幣代表價值的量的確定、依賴於貯藏功能與交易功能的總量。這種辯證的關係說明，我們雖然可以在微觀層面孤立地討論貨幣的職能，貨幣的代表價值量涉及到三個職能的相互作用和經濟總量的動態平衡，只有在宏觀領域才能解決。

第三，西方學者對於流通手段和貯藏手段何者為主、存在很大爭論。筆者認為，這種爭論掩蓋了最核心的問題。核心的問題是，每一個貨幣職能都必須有恰當的質與量的表達方式。西方學者恰恰是選擇了錯誤的方式來表達流動性。貯藏手段的本質是資產性，可以用貨幣量和貨幣的收益率來表達；交易媒介的本質是流動性，速度才是它的靈魂。貨幣的使用者成本只是貨幣的租賃價格，它怎麼可以反映貨幣的速度和貨幣承擔的交易額？在這個問題上，古典經濟學的智慧仍然是值得推崇的。貨幣作為經濟學意義上的耐用品，它的持有成本（價值）可以用使用者成本來表示。但貨幣的使用者成本（價值）與貨幣的使用價值是不相同的！貨幣作為流通媒介的使用價值、是代表價值的不斷流通，它在質上和量上與使用者成本相距甚遠。最重要的是，貨幣流通所包含的經濟信息，遠遠不是持有者成本所能代表的。

2. 在宏觀上，西方主流經濟學存在嚴重的結構缺陷。凱恩斯發表的《通論》雖然對經濟學有重要的貢獻，卻基本否定了貨幣的作用、過分強調利率在宏觀經濟學中的重要性（陶江2000a）。貨幣學派恢復了貨幣數量的重要性，卻遺棄了貨幣的真實速度（陶江，2003, 2004a, 2004b）。西方主流經濟學合力廢棄了真實的貨幣速度，其結果已經危及到對貨幣重要性的客觀認識。在這樣的理論結構缺陷的背景下探討貨幣指標的改革，不僅會完全忽視貨幣的真實速度（收入速度不是真實的貨幣速度），而且更多的是導致對貨幣指標的懷疑。

3. 在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關係上，西方學者也缺乏科學的界限。科學研究的對象不同，表現規律也可能不同。物理學中經典力學的適用範圍是宏觀、低速的物質運動；量子力學的適用範圍是微觀、高速的物質運動。界限是分明的。經濟學原理的運用也要有限度。貨幣與其它商品有本質的區別。在所有的經濟交換品中，貨幣是極其特殊的。現代貨幣完全依靠法律的強制；它的邊際成本是遞減的、且遠遠低於代表價值；貨幣是最普遍的、最無差異的、傳遞速度最快、傳遞成本最低廉；貨幣的代表價值只取決於各種經濟總量的比較；貨幣的真實的有意義的速度只在宏觀領域才觀察得到；等等。正因為存在如此多的特殊性，對貨幣的研究不能簡單地用微觀經濟學的原理來確定。從西方學者的改革方案可以看到，他們簡單地使用效用函數理論來分析貨幣的流動性，將使用者成本與貨幣服務等同起來（或者將利率作為貨幣服務的替代指標）。由於貨幣服務包括流動性服務，使用者成本的高低也就似是而非地反映了貨幣流動性的強弱。主流經濟學忽視了一個極其淺顯的事實：流通手段的本質是運動、必須用速度或動量這樣的矢量來表示。最終，經濟學原理的簡單移植，導致了對貨幣的嚴重誤解，導致了經濟學結構的嚴重缺陷。

正是由於存在這些深層次的理論缺陷，西方學者不能將真實的貨幣速度轉換為權數，來建立具有速度特徵的貨幣總量指標。這是西方學者在貨幣總量指標的改革上，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且，在歷經了半個世紀、耗費了巨大的經濟學資源之後，仍舊看不到西方學者有自我解脫的跡象。在這種情況下，南開學者有責任表達對於貨幣的不同理解，有必要提出獨特的貨幣指標改革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