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鑒學派

年鑒派的創始人被共認是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他們在1929年初創辦了《經濟社會史年鑒》（后屢經更名，並於1946年定名為《經濟·社會·文化年鑒》），成為半個多世紀以來持相同主張的史學家們的主要陣地，年鑒學派便因此得名。而費弗爾和布洛赫則被視為年鑒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

費弗爾和布洛赫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學任教授時創辦《年鑒》雜誌的，正是在那裡，他們在學術上受到其他社會科學家的鼓勵，是他們主張融合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等各門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為一體的重要原因。在他們那裡，歷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會的歷史，是“總體史”。在費弗爾所著《為歷史而戰》中，基本表明了他們的主張：重理論、重解釋、重綜合。這些都為第二代乃至以後的年鑒派史學家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

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斷了第一代年鑒派史學家的努力，布洛赫又因參加抵抗運動而被德軍槍殺，但這一基本方向卻在戰後為第二代年鑒派史學家所遵循。其標誌不僅是作為多學科綜合研究中心的高等實驗研究院第六部的建立和《年鑒》領導班子的改組，更重要的是費爾南·布羅代爾的《腓力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書的出版，提出了關於三種歷史時段（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的設想，成為年鑒派在歷史認識論上的重要貢獻。與此同時，心態史學和計量史學成為年鑒派的另兩項突出成就，伏維爾、阿里埃斯、芒德魯等是前者的專家，而菲雷、肖努等則是後者的代表人物。

到1969年，《年鑒》雜誌的領導班子再次改組，這標誌著該學派進入第三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勒高夫、埃馬努埃爾·勒華·拉迪里、馬克·費羅等人。他們不僅繼續發展經濟史和社會史方面的研究，而且大力倡導與人類學的對話。他們不再象第一代那樣排斥政治史、人物研究，輕視描述，也不同意第二代那樣專註於幾乎靜止的長時段因素的做法，但卻仍然倡導總體史，倡導跨學科合作。

進入70年代，年鑒派已出現了第四代史學家，他們則倡導“問題史學”，主張歷史研究就是要回答現實提出的各類問題。總之，年鑒學派的理論、方法論及史學編纂實踐都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巨大影響，但逐漸也從反模式的角色轉變為一種模式，故亦有僵化停滯之危險。如果它真象自稱的那樣“學派性”不強，而只是一種倡導史學創新的“運動”，那麼它的存在就會為歷史學的發展繼續做出貢獻。

年鑒學派出現的意義在於傳統史學中歷史的那種一成不變的節奏已經被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人時間三種節奏所取代，而在這三種時間中，尤其突出社會時間的重要性."全面的歷史"也就是一種"整體的歷史"，它強調歷史是包羅人類活動各個領域的"整體"，是在這些領域之間相互關聯、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結構和功能關係中得以體現的。要反映出這個"整體"，要反映出其內部的結構－功能關係，因果性的思維邏輯是不能勝任的，必須借鑒經濟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的方法，從橫向關係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方法是"共時性的"，與傳統史學的那種"歷時性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因此，擯棄傳統史學的觀念和方法，就十分合乎邏輯。但"共時性"的研究需要一個相對靜止的操作平台，"社會時間"扮演了這個角色。一方面，社會時間相對於地理時間變化較快，這使其能體現歷史的流變性質；另一方面，社會時間相對於個人時間變化又較慢，這又使其能滿足"整體歷史學"所要求的"共時性"研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