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分

荀子如此看重“明分”之道，將其作為一個理想社會之所以可能的重要原則，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明分”可以使人貪慾的本性得到合理的控制。他在《性惡》篇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這是說，喜歡財利、忌妒、憎恨、貪圖享樂是人天生就有的本性。如果對之不加節制，不但社會會陷入爭搶掠奪、殘殺陷害的困境，而且人們之間那些推辭謙讓、誠信友愛等維持社會和諧的美德也會喪失。因而，必須要以“分”的精神對人的本性進行必要的規範與引導，以便給予貪慾適度的需求與合理的滿足。

第二，“明分”可以最佳地處理貪慾與財物增長之間的關係。社會財物、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慾望卻是無限的。雖然適度的慾望會進一步刺激社會的發展，當慾望無限擴張時，社會財物、自然資源無法滿足人的需求，社會就會出現“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富國》)的混亂局面。所以，最好的辦法是通過“分”的精神來引導慾望，使慾望與財物“兩者相持而長”，既能使貪慾得到合理的滿足，又能使社會得到發展。

第三，“明分”可以使權勢、財物得到合理的分配。荀子說：“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王制》)在這裡，荀子明確地指出，如果不對人的層級、權勢、好惡進行“明分”，非但人們之間不能互相役使，而且“勢不能容，物不能澹”(《榮辱》)，當權勢和財物不能滿足兩人的同時需要時，社會也就陷入了爭鬥和混亂之中。由此可見，一個沒有“明分”的社會不僅不會達到和平安定，而且還會產生種種的爭鬥和混亂。

那麼，“明分”又是如何進行的呢？在荀子看來，這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從人倫關係看，荀子說：“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君子》)荀子在這裡指出確定貴賤、親疏以及長幼之別，對於防止社會混亂有著重要的作用。

其次，從官員的職位任用看，荀子認為應該“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君道》)，即政府一定要根據官員的德行和能力的不同來安排崗位，使每個人都能得到與其才能相適合的職務。有意思的是，荀子還說：“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王霸》)這是指對官員還要進行年終考察以示賞罰。

再次，從人們的職務與責任看，荀子認為在一個理想的社會裡，每個人的職務與責任是很明確的。他說：“掩地表畝，剌屮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餧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富國》)這是指社會上下每個成員必須分工明確，責權清晰。只有充分體現這種“分”的精神，才會出現“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富國》)的合理社會現象，否則，社會就會陷入在位不謀其事，懶散推脫的混亂局面。

由此可見，荀子所謂的“明分”，主要是對人的社會名分進行確定，然後按其所處位置、職業、能力、輩分的差異來決定相應的待遇和財物的分配。應該說，在承認社會層級差異的存在和人的貪慾本性上，荀子比起先秦其他諸子的看法要現實、積極。事實上，只有充分體現“分”的精神，明確分工，落實職責，按部就班，各盡其能，才會出現社會上下各成員和睦相處，慾望與財物“兩者相持而長”的理想效果。相反，如果無“分”，人們就會隨著“惡”的慾望為所欲為，最終導致內部爭奪，彼此孤立，走向滅亡。所以，荀子反覆地指出：“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君道》）、“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富國》）、“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國》）。

荀子生當全國統一前夕，他強調“明分”的重要作用的想法，是基於對人性和社會動亂根源的深刻洞察以及對先賢們“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解蔽》）的深入思考。另外，社會已經歷了550年的大調整，各種問題已充分凸現，比較容易找到解決的方法和對策。應該說，荀子的“明分”觀實質上就是針對當時的社會問題而開出的一劑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