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友論

《交友論》是利瑪竇進入中國寫的第一部中文著作。書中收入了古羅馬西塞羅人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大師愛拉斯謨等人論友誼的格言上百則。也有利瑪竇根據他對中國人的思想了解而編寫的內容。

1595年，到達南昌以後，利瑪竇就將《交友論》分贈當地的達官貴人。“這部《交友論》使我贏得了人們的信任，同時，也使人認識了我們歐洲的作為。這部作品是文學、智慧和德行的結晶。(利瑪竇1599年書信)成書初到中國利瑪竇被准許進入中國，第一站便是廣東肇慶，時間在1582年。為了能夠站穩腳跟，順利地完成傳教使命，他必須迎合當地官員、百姓。利瑪竇想到一個點子，即打著佛教的幌子，漸漸地與中國人接觸，然後接受他的教義。所以，利瑪竇在肇慶時，身著僧服，自稱“西僧”，以此贏得官員、百姓的信賴。持續一段時間后，他發現中國文人並非看重佛教。他感到惶恐，以為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後來，有一個叫瞿太素的中國朋友告訴他，如果長期以“西僧”的面目示於俗世，會引起越來越多的文人雅士誤會甚至反感。經耶穌會的同意，利瑪竇及其同仁正式蓄髮，脫掉袈裟，換上儒服，見客施秀才禮。此時利瑪竇將眼睛緊緊盯住中國傳統士大夫，當然包括官員。撰寫新著利瑪竇為了謹見明朝宗室建安王，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正式用漢文撰寫了新著《交友論》。他覺得給建安王送金銀財寶以及稀罕之物，不如獻上自己的交友主張。利瑪竇已經在中國生活10年了，深悟中國文人的交友之道。因此，他為投其所好，閉口不談宗教，而是滔滔不絕地大講如何交友，深得當時士大夫的讚賞。利瑪竇的這種交友態度，贏得了中國文人的眾口稱讚。就連大儒馮應京（1555—1606）都說“西泰子間關八萬里，東遊中國，為交友業。其悟交之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與也篤，而論交道獨詳……視西泰子迢遙山海，以交友為務，殊有餘愧。”書受青睞事實上，《交友論》並非利瑪竇的原創，而是西聖言語薈萃。利瑪竇只是加了一點自己的看法或者為了漢語寫作的需要，略加修辭而已。在明末清初重儒家的“四倫”而忽視友誼的倫理體系中，《交友論》無疑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朵浪花窺見深水。中國的士大夫們完全相信，在遙遠的西方確實有一群重視友誼勝似性命的智者，他們對友誼的見解絕對不在中國聖人之下。所以，《交友論》一經面世，多次再版，並被編入多種漢語叢書，漸漸融入中國思想和倫理的寶庫。中國士大夫為什麼那麼快地就接受了利瑪竇的《交友論》呢？應該說，他們的心理狀態是比較複雜的，或者是求同存異，或者是對信仰產生了懷疑，或者為了滿足獵奇的心理需求。你想想，利瑪竇進入中國已經十幾年了，傳教不成功，科技成了玩偶，唯獨這《交友論》大行其道，這本身就值得深思和玩味。

正因為《交友論》的反傳統，才讓那些按照慣常思維行事的中國士大夫們耳目一新，並得到他們的青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