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道

民國10年（1921年）11月，經人介紹到海寧縣長安鎮張長興皮鞋店學藝。

徠滿師后，曾先後在硤石、南京等地皮鞋店做工。

民國16年9月來滬，在北四川路新利皮鞋店當工人。

民國21年參加上海皮鞋工人讀書會，接受革命啟蒙教育，積極參加市民義勇團宣傳抗日募捐、戰地慰問等活動。並負責組織上海皮鞋工人互助會（后改為上海市皮鞋業工會）。

同年，加入上海社會科學聯盟（簡稱“社聯”），任滬西區三區委員、工教委員、主任等職

民國22年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次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全國文化總動員委員會（簡稱“文總”）任地下交通員，從事“社聯”、“左聯”等進步組織的書刊發行工作。在白色恐怖下，歷經艱險，機智沉著，出色地完成了黨所交給的任務。

民國24年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機關遭到破壞，他不幸被捕，受盡酷刑，以“嫌疑犯”關入蘇州反省院。在獄期間，堅貞不屈，與許滌新、王凌波等人一起團結難友，積極與敵人進行鬥爭。

民國26年5月保釋出獄，立即尋找黨組織，參加文化界救亡協會工作。同年11月上海淪陷，參加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市煤業救護隊，曾先後任組長、中隊長和中共支部委員等職。后奉命帶隊隨國民革命軍八十七、八十八師撤退到安徽屯溪。在撤退途中，因交通受阻，生活給養斷絕，副大隊長羅希三乘機同國民黨第三戰區勾結，企圖把煤業救護隊改稱“國民革命軍後方勤務部揚州救護處”，煽動隊員投奔國民黨。在此危急關頭，他挺身而出，團結廣大隊員堅持鬥爭，使羅的陰謀破產。

民國27年1月，與葉進明等人從上海率領100多名愛國青年和10多輛汽車，輾轉至江西南昌，加入新四軍。同年4月，隨軍到皖南，任新四軍總兵站岩寺派出所所長兼支部書記。次年5月，調任太平兵站派出所所長兼支部書記。任職期間，曾遭遇國民黨五十軍三次武裝包圍。他組織力量，短兵出擊，並堅持黨的戰線政策，分化瓦解，迫使對方撤退。

民國29年4月，在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調任新四軍江南指揮部第四兵站站長兼指導員。同年6月在安徽郎溪畢家橋鎮的黃家墩宿營時，被國民黨軍隊包圍。他率領戰友以僅有的16枝步槍和手榴彈，衝破敵人300枝步槍和3挺機槍的火力封鎖，使兵站和郎（溪）廣（德）中心縣委機關70餘人安全轉移。次年7月，皖南事變后，調任新四軍蘇中中心兵站站長，奉命從蘇北重返江南，依靠當地中共地下組織和群眾，將軍部從皖南撤退時隱藏在敵占區的1000餘箱重要物資和秘密文件，衝破敵人封鎖線，安全轉運到蘇北解放區，受到軍部領導的表彰。

民國33年11月，調任新四軍蘇中軍區司令部人事科長。次年10月，調任新四軍華東軍區司令部總兵站站長。

民國35年7月，調任新四軍華東軍區內下河船舶管理處主任兼黨委書記。同年12月，調任新四軍華東軍區第三榮譽軍人學校校長兼黨委書記。

民國37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兵站部副部長、部長。

民國38年3月，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後勤部運輸部副部長、第一副部長。他精心策劃，將大量軍需物資運往前線，在淮海、渡江等戰役中作出了貢獻。同年5月，參加解放上海接管工作，任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第五軍事接管處副處長。

1951年9月，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部油料部第二部長。次年在三反運動中，受到錯誤處分。

1953年11月，從部隊轉入地方，任上海船廠第一副廠長。

1956年l月，任上海市內燃機配件製造公司和上海市農業機械製造公司經理兼黨委書記。同年7月，兼任上海市三輪卡車試製委員會副主任，領導主持上海58型國產越野吉普車和三輪卡車的試製獲得成功。

1958年任上海動力機械製造公司經理，領導主持國產第一輛鳳凰牌轎車試製成功。為上海汽車工業的發展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

1960年8月，調任上海市機械工業局副局長。次年7月，任上海市第一機電工業局副局長。同年9月，兼任局黨委委員、常委、黨組成員等職。

1966年1月，任上海機電系統三線建設指揮部副總指揮，並負責全局軍工生產。他不顧體弱多病，爬山涉水，深入現場，實地指揮。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受到嚴重摧殘，幾度病危。

1977年9月，退居二線，任上海市第一機電工業局顧問。1

980年，因心臟病複發住院，但仍堅持撰寫革命回憶錄《新四軍建軍初期上海煤業救護隊大事記》、《和凌波同志在獄中的日子》（載1980年3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崢嶸歲月》第一集）和《保衛兵站的戰鬥》（發表於1982年12月《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6期）等文章。

1981年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部隊黨委糾正了1952年對他的錯誤處分。

他接到平反決定后，由於激動引起心臟病複發，不幸於3月24日與世長辭。

王公道生前還歷任上海市第五屆政協委員、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市機械工程學會理事長、上海市業餘機械學院院長等職。

他生活儉樸，平易近人，不圖虛名，不謀私利。身後被大家譽為“無私為公，行必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