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布呂寧

海因里希·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德意志魏瑪共和國總理，金融專家。出生於明斯特，早年即受洗禮加入天主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應徵入伍，在德國陸軍中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開始從事天主教工會的工作。1924年起，任德國天主教中央黨國會代表團成員，曾以國會中的金融專家而聞名。1929年成為德國天主教中央黨的領袖。1930年任德意志共和國政府內閣總理。同年7月18日，由於國會拒絕批准其頒布的的緊急法令，而援用魏瑪憲法第48條執行總統緊急法令而將國會解散，開創魏瑪共和國破壞議會制的先例。1931年10月9日起兼任德國外交部部長。1932年5月30日在德國總統興登堡的壓力下被迫辭職。1934年希特勒上台之後，布呂寧逃出德國。1937-52年，他在哈佛大學教授政治學；之後他返回德國，任教於科隆大學。

布呂寧上台時正值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他採取擴大出口、提高稅收、壓縮公共開支、削減工資和救濟金等措施來克服日益加劇的經濟危機，但是這些措施未能扭轉江河日下的經濟頹勢，相反卻導致了形勢的進一步惡化。布呂寧的反危機措施不僅沒有減輕人民群眾的物質困難，反而加重了他們的負擔，使千百萬德國人陷入痛苦絕望的境地。國內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布呂寧成了名符其實的“飢餓總理”。

布呂寧對經濟危機產生的嚴重後果置若罔聞，因為這時的他決意利用這一經濟頹勢來取得外交上的勝利。布呂寧認為，德國經濟的糟糕狀態是“強盜和掠奪者的凡爾賽和約”造成的，只有把共和國從“戰爭賠款的重負”中解救出來，才能從根本上振興德國的經濟。受這一思想的支配，他專註於外交事務，而逐漸將國內的經濟政策置於從屬地位。德國雖然準時交納戰爭賠款，但仍想方設法讓戰勝國相信其無力繼續信守償付賠款的義務。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布呂寧需要一個災難深重、民不聊生的德國。來換取戰勝國對德國處境的體諒，一勞永逸地解決戰爭賠款問題。另外，布呂寧利用經濟形勢惡化導致法西斯勢力和共產黨力量迅速壯大這一因素力圖使外國相信，“現在最好向德國作出讓步，而不是等待民社黨人或共產黨人奪取國家政權”。

而恰恰是1931年夏天，兩樁接踵而來的事件幫了布呂寧大忙。一是政府 通過頒布一系列“緊急法令”並宣告將馬上停止償付戰爭賠款而導致外國和本國資本大規模地流出德國，二是與奧地利信貸銀行的談判失敗引起了一場嚴重的銀行危機。債主和存戶蜂擁而至，自經濟衰退以來僅擁有微弱自備資本的德國銀行，面對潮水般的提款人流一籌莫展。1931年7月13日，達姆施塔特銀行率先停止支付業務，其他的銀行、儲蓄所和交易所停業兩天。國內黃金儲備減少4/5，整個信貸系統處於總崩潰的邊緣，預算赤字達6千億馬克的德國政府只得拔出10億馬克來恢復銀行的支付能力。資本外流和銀行危機對德國的經濟困繞不啻是雪上加霜，但對布呂寧來說卻增加了與戰勝國討價還價的籌碼。

布呂寧這種聽任經濟局勢惡化的作法使各戰勝國政府深為不安。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認為，德國的財政和經濟崩潰將對美國的整個經濟形勢產生長期的災難性後果。基於這一判斷，胡佛於6月20日不顧法國的反對簽發了“延期償付令”。

布呂寧抓住這一時機，懇求制定“楊格計劃”的專家委員會再次赴德重新研究德國的賠款問題。該委員於12月底建議採取“極端解決法”，即完全取消德國的戰爭賠款和戰勝國之間的各種債務，並將這一方案提交戰勝國政府首腦討論”。

由於種種原因，這次會議直到1932年6月16日才在洛桑舉行。由於德國代表的四處遊說和威脅恫嚇，賠款問題專家委員會在經過激烈的爭論后，決定讓德國繳付最後一筆30億馬克的賠款，其它賠款則一筆勾消。但是由於紛至沓來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這筆象徵性的賠款最後也不了了之，沒有予以償付。

布呂 寧夢寐已求的外交目標－－取消戰爭賠款－－終於成為現實，可是出席洛桑會議的德國代表不是布呂寧，而是接替他的弗朗茨·馮·帕彭總理。布呂寧在1932年5月29日就已失去了興登堡總統的信任，在“距離目標100公尺處”被解職下台了。他本想在徹底解決戰爭賠款問題后，在國內的經濟領域一展宏圖，可是未等抱負施展已被削職為民。此時的他，縱有回天之力也是報國無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