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桑頓

1980年進入高盛公司併購部；

1983年創建高盛倫敦辦事處；

1996年任高盛亞洲區總裁；

1999年任高盛公司總裁兼首席運營官；

2003年從高盛退休，應聘於清華大學，主持清華EMBA的“全球領導力”項目。

約翰·桑頓出生於美國紐約，14歲時上了一所全是男孩兒的寄宿學校——霍奇基斯學校（Hotchkiss）。這是一所專門培養富豪子弟的貴族寄宿學校，特別注重對學生性格的鑄造。約翰·桑頓在霍奇基斯學校里除了學習成績優異以外，在運動方面也表現突出，他同時擔任學校籃球隊和網球隊的隊長。從就讀霍奇基斯學校開始，約翰·桑頓就顯示出了一種與父輩不同的傾向，在一個有著濃厚律師傳統的家族成長的他本應成為一名出色的律師。

青年時期的約翰·桑頓，用了八年時間分別在美國哈佛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獲得了歷史學士、法律碩士和管理學碩士學位。二十六歲找工作時，他沒有遵循父母都是律師的家族傳統，把目光移向投資金融領域，1980年約翰·桑頓進入了有著100多年歷史的高盛公司。他經歷和擺脫了每個初入社會的人都會有的困惑和不適應，34歲就成為了合伙人。從最初紐約總部的併購部普通職員到後來成為高盛的第二把手，桑頓22年的職業生涯和高盛公司緊緊聯繫在一起。

作為併購方面的專家，上世紀80年代，桑頓憑靠令人叫絕的交易策略使得昏睡的倫敦市場復興，也因此樹立起名聲，最終踏上了通往世界知名投資銀行家的金光大道。

獨立運作首戰告捷

桑頓對高盛眾所周知的貢獻就是開拓了其國際業務。事實上在桑頓入行之初，高盛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還只是一個美國本土公司，鮮有國際業務。而在桑頓的策動下，它的國際部門從最早的50名員工發展到今天的6000多人。

Global Leadership 全球領導力進入公司還不到10個月，他就對上司要求說，希望能夠獨立運作一個項目。也許是考慮到約翰·桑頓的資歷還不夠，上司就把一個沒有多大希望的項目交給了他。該項目的客戶是一個全球有名的膠製品生產商，他們希望能夠把自己以一個合理的價格賣出去。之所以說沒有多大希望，是因為在此前兩年多的時間裡，該客戶已經找過了200多個不同的公司，但是沒有一個願意收購。

經過研究以後，約翰·桑頓發現這200多個公司幾乎全都是美國公司。為什麼不嘗試跟那些美國以外的公司去接觸呢？於是，他從外國公司的名單中，圈定了六個可能有購買意願的公司，其中一個是英國的Thomas Tilling公司。巧合的是，Thomas Tilling公司的董事會主席正準備在美國拓展業務，他對約翰·桑頓的建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且最終收購了那家膠製品生產商。

這個項目的成功使約翰·桑頓開始了對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經濟的強烈關注。他向高盛集團提出申請，要到倫敦去發展。“當我跟同事們說我準備去倫敦時，他們都說我瘋了。”約翰·桑頓回憶說，“其實就連我自己都不能確定歐洲經濟是否已經出現了轉機，不能確定歐洲的改革會以什麼樣的速度進行，也不能確定美國的投資銀行是否願意到英國去設立分支機構。而且，到英國開闢新戰場毫無前人經驗，一切都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

“美國方式”塑造倫敦

1982年底，他搬到了倫敦，最初的想法是給歐洲的公司提供投資諮詢，幫助他們拓展美國市場。“一開始確實不容易。”約翰·桑頓回憶剛到倫敦時的情景說，“當時我在投資銀行業里做了還不到三年，自己也沒到29歲，在這個年紀要成為一個出色的投資顧問不太容易。”

為了吸引英國企業的注意，約翰·桑頓給自己制定了兩個策略。第一，必須想盡辦法使自己成為英國知名企業和知名企業家的投資顧問，這將會迅速地樹立自己的品牌；第二，找出那些市場價值被低估的英國企業，因為這些公司很可能會被敵意收購（hostile takeover）。很快，在英國證券銀行家們聚會的午餐上，人們發現這個美國人總是不請自來，而且往往從剛認識就開門見山地談合作。

無巧不成書

約翰·桑頓到達倫敦的第一天就有意外的“收穫”。這一天，他順手翻起當天的報紙。一個新聞標題馬上使他為之一振——“對Thomas Tilling公司的敵意收購”。該新聞中提到，這筆收購的價格大約為63億英鎊，比歷史上的最高收購價格（15億英鎊）高出四倍還要多。而大多數人認為，由於Thomas Tilling是當時英國的企業巨頭，所以這次收購不會取得成功。

約翰·桑頓卻不這麼認為，他看到報道后馬上打電話給Thomas Tilling公司的董事會主席說：“我也許能幫你。”由於有過合作關係，這位主席就約他當面去談。到了Thomas Tilling公司以後，約翰·桑頓給他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並且強調說：這個敵意收購是非同小可的，如果公司對此毫不理會，那麼這次收購必定會成功。

而在此後的三天時間裡，Thomas Tilling公司所聘用的那家英國證券銀行對這個報道置若罔聞，就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結果是，Thomas Tilling公司聘用了高盛公司作為投資顧問。

這筆敵意收購最後並沒有成功。由於Thomas Tilling公司在英國企業的影響力，高盛公司也開始在英國企業界嶄露頭角。“從這個經歷中我清楚地意識到：與美國成熟的投資銀行相比，英國的證券銀行並沒有多少經驗。所以，英國改革的步伐已經邁開了，高盛公司可以把美國的經驗運用到英國來。”約翰·桑頓說，“這也改變了我們原來幫助歐洲企業拓展美國市場的想法，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要幫助歐洲企業在他們本土進行投資和經營。”此後，他開始有計劃地培養在防範敵意收購方面的專家。

確實，在1980年代初，英國證券銀行的市場觀念並不是很強，他們給人的感覺是富有“紳士風度”的，因為一旦他們簽訂了跟客戶的協議，就守株待兔式地等著客戶找上門來。

“美國方式”使約翰·桑頓在英國證券銀行界中引起了一股騷動。1986年，英國總共有五筆敵意收購，每筆收購的價格都超過了10億英鎊。高盛公司參與了四筆敵意收購的防衛，其中有三筆敵意收購的防衛是成功的，還有一筆最終的收購價格大大高出了開始的報價，也可以說是成功的。

早在1983年，桑頓便開始了試圖在歐洲建立投資銀行特許業務（franchise）的努力，並於1985年搬到倫敦定居。在歐洲，桑頓幾乎是在一張白紙上建起了龐大的併購業務，成功地為高盛開闢出一個新的戰場。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上個世紀80年代的歐洲商業文化仍以保守自滿著稱。對美國人來說，與歐洲人做生意同樣需要克服很多文化、習慣上的差異和障礙。

2002年，當已經成為高盛總裁及聯合首席運營官的桑頓準備舉家離開居住了15年的倫敦搬回到紐約時，英國《金融時報》甚至撰文稱桑頓“將倫敦塑造成一個現代城市”，不無誇張的讚詞指的是桑頓衝擊了當地商業銀行昏昏欲睡、缺乏進取精神的經營方式。

桑頓在歐洲的成功也部分地受益於英國及德國政府自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推行的私有化進程。這給高盛這樣的投資銀行提供了一展身手的舞台。高盛在英國最得意的項目當屬英國石油天然氣公司（即BP）的上市，在德國則是德意志電信——這兩個超級項目奠定了高盛在歐洲的地位，而BP現任首席執行官約翰·布朗便是桑頓的密友。

轉戰亞洲落戶中國

桑頓的觸角緊接著伸向了亞洲。1996年年底，他在兼顧歐洲戰略決策的同時，被任命為亞太區的主席，並在這個位置上做了近三年。桑頓和亞洲市場的淵源始自1993年，當時他受聘為李澤楷旗下的星空衛視出售一案的諮詢顧問——這使他有機會了解亞洲市場，並最終成為高盛公司亞洲戰略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高盛在亞洲的表現在業內被公認為紮實、穩健。高盛承擔了中國電信（HK941，現已更名為中國移動）、中石油、中國銀行（香港）這幾個大型國有企業重組和在海外上市的承銷業務。其中1997年的中國電信項目由桑頓親自領導。

隨著高盛國際業務的不斷發展，桑頓也越來越接近公司內權力的頂峰。1999年3月，桑頓成為高盛公司的總裁；同年5月，他又被任命為聯合首席運營官，和另一名首席運營官約翰·舍恩(John Thain)一起成為僅次於首席執行官亨利·鮑爾森的第二把手。

“桑頓是投行業內最具國際視野的人物”，曾與桑頓多次合作的工商東亞執行總裁方風雷稱。在同事眼中，桑頓是一位極具個人魅力的領袖。德意志銀行亞太區副董事長、前高盛駐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張紅力曾經被桑頓親自提攜過。“桑頓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他能很快、很簡短地到達問題的核心，然後提出解決方案。”張紅力說，“我認為他最合適的位置應該是，美國總統。“

拯救沃達豐

很多人認為，約翰·桑頓之所以能夠在英國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不遺餘力地建立跟知名領導人的私人關係。一個鮮明的例子發生在1988年，約翰·桑頓把目光放在了一家名叫Racal集團的英國電子公司。

從表面上看，Racal集團的年度財務收支平衡表上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引起他注意的是平衡表上的行動電話子公司，這個子公司規模很小，資產僅占集團總資產的20%。“當時美國也有幾個地方性的公司在做行動電話，這些公司都處於虧損狀態。但是其中上市的幾家公司被市場大大高估了，因為人們都相信行動電話將是前途無限。”約翰·桑頓回憶說，“我驚奇的發現，Racal下屬的行動電話子公司居然處於盈利狀態。最後我得出結論，Racal集團的股票實際上是被市場低估的，它很可能會面臨敵意收購。”

他馬上給Racal集團的董事長（此前並不認識）打電話，接電話的是秘書，秘書幫他留了言。到了當天下午，該董事長給他回電話。約翰·桑頓說：由於事情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需要當面談而不是在電話里談。兩人按約定在酒店見面，約翰·桑頓把自己的分析告訴了對方，並且提出了一個方法，那就是把股票中的20%拿出來單獨浮動，以體現行動電話子公司的市場價值。隨後，約翰·桑頓按對方的要求提供了書面報告。第二天，Racal集團就按照約翰·桑頓的建議，把20%的股票單獨浮動。

如今，Racal集團已經不復存在了，但是那個行動電話子公司，卻變成了今天英國的企業巨頭沃達豐（Vodafone）。高盛公司也成為歐洲數一數二的投資銀行巨頭。

在歐洲征戰多年以後，約翰·桑頓發現亞洲跟當年的歐洲有著相似之處，亞洲尤其是中國蘊藏著豐富的市場潛力。1994年，他問高盛集團的董事長，看自己是否能夠搬到上海。董事長駁回了他的要求，因為他“在歐洲非常有前途”。但約翰·桑頓並沒有因此而降低對亞洲的關注，他開始著手幫助李澤楷把星空電視（Star TV）賣給全球媒體巨頭默多克。

默多克一開始對收購星空電視並沒有多大興趣，業界也普遍認為可能性不大，因為當時的星空電視還處在虧損狀態。約翰·桑頓跟默多克在洛杉磯和倫敦的會面中，很少直接說到星空電視的細節。相反，他們談的更多的是中國的發展和中國的市場潛力。默多克最終以將近1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星空電視，約翰·桑頓也從此成為了默多克的“哥們兒”，後來默多克的BskyB在英國上市，也是由約翰·桑頓完成的。

桑頓先生1993年第一次到中國來，並工作了一年的時間，在那時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約翰·桑頓，在5年以前擔任高盛公司亞洲區主席時，就開始和中國的許多部門和企業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2003年，正當他成為接替該公司CEO的熱門人選之際，桑頓突然宣布辭職，並且到清華大學當一名客座教授，每周一次往返於北京和紐約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