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楚

原內蒙古自治區卓資縣縣長

張楚,原內蒙古自治區卓資縣縣長,80年代最早的改革家之一,后隱姓埋名。

簡介


張楚,原內蒙古自治區卓資縣縣長,80年代最早的改革家之一,后隱姓埋名。但另據資料顯示,他后曾任自治區商業廳長,1993年在出版《卓資改革》(中國經濟出版社)一書。

評價


似乎是個宿命,扯起改革的大旗越早,所處的地區越落後,改革者越具悲劇性。這可包括曾是內蒙古卓資縣縣長張楚,河北無極縣縣委書記劉日,山西原平縣委書記、長治市委書記呂日周。
如今,已沒有多少人還能記得張楚,這位上世紀80年代主政地方改革的第一位悲劇性人物。

改革


1982年,面對窮得討飯成風的內蒙古卓資縣,縣長張楚決意背水一戰:在全國破天荒地把商業部門、糧站、供銷社、食品店等國營單位由政府統一改為推向市場,個人承包,職工分流。
同時,卓資縣黨政機構由原來的50個壓縮為9個,減幅達到六分之五。公務人員由711人銳減至394人。縣級幹部福利待遇也實行貨幣化管理,政府部門不養小車,改為給用小車的幹部發錢。
經此動刀,卓資縣一度成為全國唯一的一個財政收入上升而支出下降的縣。
張楚敢在縣級心臟部位動手術,這令時任原平縣委書記的呂日周非常感興趣。1984年呂日周帶著原平縣的30多位縣級領導幹部和中層幹部到卓資縣學習。談到壓力,張楚對呂日周說,關鍵不是他的承受力,而是舊體制的承受力。

結果


最終舊體制沒能承受住他。張楚原從北京調任而來,在卓資根基並不深。由於當時全國都是“社會主義”,所有的國營商場、商店、工廠里的職工,都是國家的人。張楚把全部國有資產都轉為民營的單兵突進行為,迅速遭到全縣上下的阻擊反對。而公車改革結果更令民眾憤怒,“錢發完了,小車又全都養起來了”。
各方壓力下,孤立無援的張楚被迫離開卓資回到北京,至今隱姓埋名。而之後的卓資縣,機構和人員迅速反彈膨脹,恢復如初。
(羅科《“改革派官員”中國命運》,《鳳凰周刊》2010年第1期)

訪談


8月23日下午3點之後,我們再次走進卓資縣委老乾局大院,試圖能粘住一兩位到此活動的退休老人,再談一點有關當年改革試點的情況。
每天到此參加各種娛樂活動的老人不少。不用說,他們都曾是卓資縣有職有權的官員。也許是這些人本來就曾在此地有權有勢過,自恃高人一等,也許是這些已失勢的官員深得官場之道,明哲保身,少說為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我們的到來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即便我們主動搭訕,這些曾經的官員,也對我們十分冷漠,不予正眼看待,更不理會我們。
這些人與我們在其他任何地方碰到的普通老百姓,尤其是村民或牧民對我們總是熱情相待有如天壤之別。這些人似乎已完全失去普通老百姓或民眾所存有的那份真城、友好、淳樸和熱情。
我們只好再次悻悻走出老乾局大院。看到街道對面的建築物上有“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這幅標誌性標語,我們判斷那裡曾經是計劃經濟的供銷社或百貨商場的所在地,便走進一家正在營業的家電專賣店。
店內沒有顧客,僅一男店主坐在近門處看電視,我們便主動搭話。
“這裡可能就是原來的供銷社吧?”男店主比老乾局大院里的老幹部熱情許多,友善回答:“是當時的第二百貨商場。”
“看樣子已一分為三了。你也是承包過來自己經營的吧?”
“當年的供銷社、百貨公司都已不存在,也就不存在承包了。我是租其中的這一間門面,完全自已經營了。”
“你對當年在卓資搞改革試點的情況了解嗎?”
“不完全了解,但知道一些。”
“你是本地人吧?全國改革在卓資試點的時候,你在哪裡?從事什麼工作?”
“我是本地人,試點的時候,我還在上學讀書。但我當時就比較關心在這裡進行的改革試點的事情。”
“這些改革試點內容中,你對哪幾件事印象最深?”
“一是流通領域打破大鍋飯。當時,我們這裡的糧食局和糧站、糧店,商業局和第一百貨商場、第二百貨商場,供銷社等,改革力度非常大,可以說是全國破天荒由政府一統改為推向市場,個人承包,職工分流。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店所在這幢樓,是當時的‘二百’,原價400萬,以200萬賣掉,由私人買去自主經營。又如對面那棟樓,是原來的糧食局和糧店,以180萬元的價格賣掉,將糧食購銷推向市場。
“當時一下就炸開了鍋,原來的商業局、供銷社、糧食局及其下屬商場商店的許多職工一下失業了。縣政府就將賣樓的錢用於安置失業員工,給一部分錢,有點像現在的‘買斷工齡’,讓分流職工投資創業,另謀出路。政府當時甚至還賣掉政府辦公大樓和機關里的小車,用於安置因此分流的商業系統的失業職工和縣屬國營企業失業的職工。”
“當時的縣屬國營企業也賣掉了嗎?”
“大部分都賣掉了,推向市場,由投資買企業的人自主經營,也分流出大量失業職工。”
“現在這些企業經營得怎麼樣?”
“大都已經破產倒閉了。”
“我們在另一條街上看到‘卓資百貨商場’的老牌子,進去看了一下,也是被分隔成幾大塊,各賣各的,裡面亂七八糟,昏暗無光,生意好像也很不好,他們能賺錢嗎?”
“他們也是租的檔位和門面,地上臟髒的,也不裝修,生意肯定虧錢。他們都是外地來的,沒有長遠打算。有河北來的,也有呼和浩特來的。他們雖然生意不好,但是自主經營,自負營虧,不像過去,虧了就由政府攤上。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當初把這些賣掉,推向市場應該說是正確的。”
“你還對哪些改革事件有較深印象?”
“比如搞‘小政府,大社會’,壓縮吃財政飯的行政人員,精簡財政開支。又比如把政府機關部門的車賣了,縣城本來就不大,書記、縣長、局長、科長統統騎自行車上下班,下鄉坐公共汽車,發給交通補助費。”
“你如何看待這件事?”
“這樣改當然好,可惜後來失敗了。政府辦公室大樓又重新修了,比原來更大,更氣派了。各機關各部門的小車不僅又有了,而且比原來更多更豪華了,壓縮了的行政人員又多了,並且翻番地增加,早已人滿為患。”
“當時改革試點時阻力大嗎?”
“那當然大啦!全國都是‘社會主義’,怎麼我們這裡就要另搞一套?所有的國營商場、商店、工廠里的職工,都是國家的人,社會主義是不能讓人沒有工作,沒有飯吃的,我們這裡怎麼就要把國營的商場、工廠甚至國家的政府辦公樓,局機關的辦公樓賣掉呢?尤其是那麼多的職工失業,全城都沸沸揚揚,人心惶惶,有很多人不滿,也有很多人上告。”
“當時的書記、縣長是誰?”
“書記姓朱,縣長姓張,叫張楚,聽說是習仲勛的女婿。因為張楚有岳父做靠山,後台硬,他本來就是從北京來的,有尚方寶劍,所以他才能大刀闊斧,無所顧忌,說干就干。”
“張楚後來呢?”
“後來調到內蒙古自治區商業廳做廳長了,再後來聽說調回北京去了。”
“姓朱的書記呢?”
“他多次到北京,直接向當時的中央領導彙報試點情況,經常參加全國改革會議介紹試點經驗。後來調到盟委做書記了。”
“你覺得在老乾局活動的那些退休老幹部,為什麼不願向我們講試點的事?”
“他們當中有許多都是試點過程中的直接當事人,雖然過去這麼多年了,但無論是當初推行改革的人,還是阻撓改革的人,其中有許多利害關係,會牽連到許多人和事。他們當然不願再捲入這些是是非非中去。他們這些當幹部做官的,都是‘人精’,最擅長的就是明哲保身,首先想到的就是對自己有無好處。他們不知道你們是哪個道的,誰知道說了些是非會給他們惹出什麼麻煩來,當然就不願給你們講呢!”
“那你又為什麼願給我們講呢?”
“我是靠自己做生意吃飯,不像那些做官當幹部的,是靠著別人吃飯,是靠著共產黨發工資吃飯,也是靠著官場的裙帶關係吃飯。而我則不用看別人的臉色吃飯,說說沒什麼關係。再說啦,如果我反映的問題對國家和社會有用,我還覺得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不像那些做官的,腦子想的都只是自己個人的利益。”
“你如何評價卓資縣的改革試點?”
“對二十多年前的那個中國來說,卓資縣的全國改革試點,意義重大,貢獻也大,對全國的改革起到了不起的探索作用。我覺得最初的試點方向正確,效果顯著,對計劃經濟形成強大的衝擊。當時的張楚等人,儘管是因為有後台、有靠山,但其個人仍然不失有思想、有魄力、有膽有識。不過,今天回頭看,這些改革顯然初衷很好,當時效果顯著,十分成功,但現在卻又回復舊貌,只能算是改革夭折。
“更可怕的是,現在的卓資已同全國一樣,連改革前的廉潔也蕩然無存了,到處是腐敗,到處是墮落,人心渙散,最大的問題是人們的心態變壞了,人情冷漠,金錢掛帥,為錢不擇手段。
“說句不怕你們怪罪的話,現在的幹部個個是腐敗。這絕不是誇張,只要是在政府機關上班的人,沒有一個不貪不撈。而最普遍的是買官賣官。從居委會、村委會到縣委縣政府,可以說,只要是‘幹部’,那怕是很普通的一般幹部崗位,都是用錢買的。買到官之後,就撈錢,也賣官,完全把職位當作商品買賣了。無論是有職有權的職位,還是當官做幹部,完全是當做生意在經營,都只是為了賺錢而已。
“在卓資,哪一個項目背後沒有錢權交易?上項目是手段,能沾染上這個項目的人,無不染指撈錢,甚至肯定是為了從中撈錢才上這個項目的。一茬又一茬地貪,一拔又一拔地撈。其實,全國老百姓都心知肚明,所有做幹部當官的也全都心照不宣。雖說這不是改革的過錯,也不是改革的結果,但改革過的中國,成了這個破樣子,是很讓人痛心的。”
臨到聊天結束,我們仍冒昧詢問了這位熱心店主的個人情況。但他同樣不願多作介紹,只肯說自己姓李。
告別老李,我們在原糧食局、百貨公司、人民電影院等處拍了照,便步行去到卓資新區——縣委縣政府辦公大樓所在地。
(《卓資人為何對當年的“中國改革試點”諱莫如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