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園東

梁園東（1901—1968），1953年12月至1958年6月出任山西師範學院院長。

梁園東，男，漢族，著名歷史學家、教授。原名佩衷，字公宇，1927年起，改名園東。1901年出生於山西省忻州市溫村，192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在校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山西國民師範教員，上海勞動大學、浦東中學教師，大廈大學、湖南蘭田師範學院、四川白沙女子師院、川東樂山武漢大學教授。 1950年8月任山西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師範學院院長。1953年9月，山西師範學院獨立建院後任院長。兼任九三學社太原分社主任委員，系山西省第一屆政協委員、第二、三屆政協常委。1957年被錯化成“右派”。

梁園東教授長期從事中國歷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30年代出版的著作有《中國文學史》、《五代十國史》、《爪哇史》、《中國政治思想史》，《外國史》(二冊)， 50年代著作有《中國現代史》、《中國政治社會史》(1—3)，主要論文共計 40餘篇。

梁園東教授在擔任山西師範學院院長期間，正值山西師院獨立建校之初，他大抓教學、行政、科研的制度化、調整系科，普遍建立教學研究組，為提高教學質量，進一步充實教師隊伍，擴大招生，從而促進了學科建設和學術水平的提高點。

梁園東，（1901—1968），原名佩袞，字公宇，教授、山西師範學院院長，忻縣中學時叫象元，一九二七年起，改名園東，忻縣溫村人。生於1901年。從小在溫村讀私塾，在叔祖梁歌九的教育下，熟讀了四書五經，打下了閱讀和研究古籍古史的基礎。1916年梁十五歲由忻縣中學補學班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學。他在六年中學期間，節衣縮食，刻苦攻讀。他對書籍特別愛好，經常出入於新舊書店，廣事搜購，家中藏書很快多起來，學識也成為相當廣博的年青人，後轉入山西大學予科學習。

1922年梁園東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北京大學，新思想、新文化——共產主義思想傳播很快。梁是一個熱情、剛正、有抱負而又沉靜好學的人，在潛心讀書時，感到了內憂外患的現實越來越嚴重，使他坐不下來，因之一接觸到共產主義，就看見了前途，在校長蔡元培的指導下學到了不少知識，並初步接受了馬列主義，馬克思主義使他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1924年經共產黨員王壯飛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4年10月，他在《大夏》雜誌發表了第一篇論文《十年來之中國外交》，表現了他對國事的關切和對軍閥賣國外交的憤慨。

1926年，梁園東在北京大學畢業時，由黨組織派他到武漢參加了黨領導下的全國農民協會工作，並任秘書。是年9月，由於工作的需要又被派回太原做地下工作，任國民師範進山中學教員。他是當時黨的負責人之一，主要負責財務工作，開展黨的組建工作，得到了他父親梁際蓉的支持和幫助。在這期間，他和梁春霆、趙鏡如、續儉等人籌辦出版了《滂沱》雜誌宣傳革命，先後發行了四期。與此同時，他組織了“滂沱社”並吸收進步青年百餘人，成為當時和後來學生運動的重要力量。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叛變了革命后，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成立了反動的“清黨委員會”，太原的共產黨組織遭到破壞。梁園東由續儉等人掩護，逃離太原往洪洞避居半年。9月隻身赴上海。這時上海的黨組織已被迫轉入地下。他沒有找到黨，從此脫離了組織。他在苦悶中深感自己對中國社會、歷史知道的還很少；同時，為了生活，便轉向文教戰線，轉向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系統研究。他先後在上海勞動大學附中、浦東中學任教，在大東書局任編輯，最後在大夏大學任歷史教授兼系主任。這期間，他除編著了高、初中歷史課本外，還出版了《五代十國史》、《中國文學史》、《爪畦史》等書。同時在各文史雜誌上連續發表論文。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階段、性質進行了論述。在史學方法上，對“疑古派”進行了批判。這些發表在三十年代初期的文章，對中國前途的探索已接近科學的結論。

1937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開始。梁園東隨大夏大學西遷，年終到達貴陽，在貴陽三年，因辦刊物被國民黨查封，一氣之下離開貴陽到了湖南蘭田師範學校，受到了學生們的熱烈歡迎。而該院院長卻在學生中散布“梁某的史學走的不是正路”的瀾言。他提出抗議，對方雖一再道歉，但他以為“不足合作”而轉赴四川，在四川白沙女子師範學校當任系主任，在此期間到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因不參加國民黨和不接受訓練計劃便被提前遣送回白沙，而且通知學院立即把他解聘。這是1943年冬天的事，此後常有特務便衣監視他的行動。1944年夏天，聘期滿了，他才應武漢大學之聘去了樂山。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重慶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建立了廣泛的統一戰線，進行政治鬥爭。這時梁園東聽過周恩來作的時事報告，認識了周恩來，周了解到他的家屬仍在老家，便去電延安轉山西忻縣地區民主政府予以照顧。

1946年8月，梁園東隨武漢大學遷回武昌。從這時起到1950年7月的四年間，發表的文章有《中國史的發展階段》、《中國古代圖騰部落之一--白虎族考》和研究《中國上古史的方法》等文。關於“史的階段”的劃分，他有獨到見解，也掌握了豐富的資料，從上海時起，他就不同意郭沫若把周代划入奴隸社會的觀點，而認為周代是“典型的封建社會”，此文是對原有論點的發揮，“圖騰”一文是他長期研究圖騰的部分成果，“史學方法”一文則是他一貫堅持唯物史觀方法論的總結。

武漢大學回遷不久，梁園東支持繆浪三教授創辦俄語學習班，他自己也積極參加俄語學習，為直接閱讀蘇聯書刊作準備。1947年初，在時局逼迫下，以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為內容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武漢大學於五月下旬組織了和平促進會。在成立大會上，他和幾位教授發言，得到學生們的歡呼。不料，五月三十日深夜，學校突然遭到軍警的包圍，按黑名單進行大逮捕。次日凌晨在全校學生救護被捕師生的過程中，軍警開槍當場打死學生3人，傷十餘人，同時逮捕了梁園東和繆浪三等五位教授和學生十餘人。這就是當時震動全國的“六。一慘案”。在全國各大學的支持和學校當局的多方營救下，梁園東及被捕師生先後獲釋。1948年，他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教育協會，負責武大教師支部的工作。1949年武昌解放前夕，他積極與師生進行護校鬥爭迎接解放，實現了他半生奮鬥的理想。在漢口舉行的全市人民慶祝解放的大會上，他應邀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這年他48歲。

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后，梁園東主持了新成立的武漢市史學會。他印發了自己的《研究上古史的方法》一文，供同志們參考。1950年8月，他接受了山西大學校長鄧初民和副校長趙宗復的邀請，回太原任山西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師範學院院長。1953年秋後，師範學校獨立建院，他被任命為山西師範學院院長。這幾年，是梁園東心情最舒暢、精力最充沛的時期。他一心一意為實現多年的理想、抱負、為年輕的人民共和國文教事業的發展而貢獻全部力量。由於山西大學曾經過長期的艱苦歷程，基礎比較薄弱，所以他到校后，首先是大力延聘老師。他從全國各地招聘來不少有名望、有學問、有經驗的教授、副教授，很快配備起師院各系的教師班子。由於鄧初民院長和趙宗復副院長的支持和配合，他們相得益彰，再加上解放后老師們具有空前的積極性，一時學習和學術空氣相當濃厚。梁園東身為院長，除行政工作之外，既不放棄教學，也不放棄科研，他開始把多年來的研究心得寫成一部通史。1951年夏天，他又接受了教育廳委託創辦六個專修科的任務。一下子增招了400個新生。他除加聘了十來位教師外，充分發揮各系教師的潛力，解決了教學方面的一系列困難。他的辦公室（連師院在一起）只有一個幹部，一個工人，一切行政由他一人處理（沒有副院長），而他還能擠出時間聽老師們講課，不時給上課教師提出合理化建議。

當師範學院獨立建院而他擔任院長之後，他首先抓的是建立制度。他組織了幾位有經驗的教授，制定“師範學院學則”，希望通過教學、行政、科研的制度化，使山西師範學院在若干年內走上高等教育的先進行列。1954年以後，師院遷入新址，六個專科併入有關各系，普遍建立教學研究組，提高教學質量，進一步充實教師隊伍，擴大招生等一系列措施，都是在他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那時只有一個副院長，還兼著教務長職務，所以他事必躬親，從不憚煩。也就是這一年，他先後出版了《中國政治社會史》第一、二、三分冊。其內容論述了從原始社會到東漢末年的政治社會史，是他長期研究的總結。這部著作，是既重規律、又重史實，是“政”與史的結合。

為了提高學院的教學水平，梁園東非常重視科學研究。他是以“愛才”著名的，他對教學好的教師，要求他們科學研究也好。他在百忙中沒有忘記抓“學報”。經一年多的準備，《山西師院學報》第一期於一九五七年二月出版。該期學報中，他發表了《關於詩經“噫嘻”的解釋問題》，與郭沫若進行商討，他認為憩之“噫嘻”的解釋不準確。他撰寫的《奴隸制到封建制的過渡》一文，被收入《新華》半月刊。又在《山西師院學報》第四期發表了《處理中國上古史料的方法問題》，他還向中國史學會提出《有關中國史分期的意見書》。可見他在不知疲倦的工作之餘，還多麼勤奮地進行著科學研究。

1956年秋，梁園東受九三學社中央的委託，負責籌備太原分社，他擔任了主任委員。在他的帶動下，太原各高等學校許多教學科研有成就的教授專家，紛紛參加九三學社。但由於他是個有肝膽、有抱負、有強烈事業心而胸無城府的人，應付複雜的社會人事矛盾，非其所長。他從擔任院長以來，做的事多，管的也事多，他擔任九三學社太原分社的負責人，這本來是好事，但在“左”傾路線的影響下，是非顛倒，他被說成是“好大喜功”，實際上卻認為是他奪了“黨的”“權”！1958年五月，梁被撤職降級，只以省政協常委名義，移居政協宿舍。梁園東多年來申請重新入黨的願望不但沒有實現，反而遭受了更大的冤屈。這是他怎樣也不能理解的。當時從省委到機關，從幹部到群眾，為他抱屈的人不少；但在“左”的形勢下，沒有人敢為他說話。浪潮過後，1960年他被較早地摘掉“右派”帽子，恢復原級。

梁園東在精神上受到嚴重打擊之後，仍沒有忘掉事業，沒有忘掉為人民、為社會做貢獻。在政協工作的頭幾年，他首先草擬了《編撰山西近代革命史計劃》。計劃中包括編輯《山西近代革命史資料》和《山西近代革命史》兩部分，而且寫出了“提綱”，指定工作的目的。與此同時，他根據多年來對圖騰學的研究，擬寫成《中國原始時代的圖騰氏族》一書，（上編寫出大部分，下編只有目錄），這部書還沒有寫完，他突然患了半身癱疾，右手已不能寫字。他雖然頑強地向疾病做了鬥爭，但力不從心，無可奈何，這真不只是他個人的終身遺憾！

1966年秋，“十年動亂”開始，梁園東被遣送回忻縣溫村老家，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渡過了一年半。1968年初，腦溢血突發，於一月三十日逝世於忻縣醫院，終年六十七歲。在他逝世十年之後的1978年，梁園東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同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委員會和中共山西省委統戰部聯合為他舉行了追悼會，會上肯定了他一生對國家、民族忠心耿耿、堅持進步和在教育事業、學術研究上的多方面的貢獻。他對人民的業績和學術上的成果，都將永垂不朽！他逝世前，曾將自己的藏書六千餘冊獻給山西文物管理委員會。

解放后，梁園東先後被選為武漢市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太原市人民政府委員，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員，山西省政協常委，九三學社太原分社籌委會主任等職。

（一）梁園東著述輯目：

1、初中歷史課本　1929年；

2、高中歷史課本　1929年；

3、中國文學史　1930年；

4、五代十國史　1930年；

5、爪畦國史　1930年；

6、中國政治思想史　1933年；

7、外國史（二冊）　1933年　世界書局出版；

8、中國現代史　1933年　世界書局出版；

9、兩遼史（譯作，蘇布萊資須納德原著）　1933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1955年　中華書局重版；

10、中國政治社會史（一）　1954年上海群聯出版社出版；

中國政治社會史（二）　1954年上海群聯出版社出版；

中國政治社會史（三）　1954年上海群聯出版社出版；

11、回鶻史譯註　《邊政公論》二卷、三、四、五期，六、七、八期合刊連載。

（二）梁園東論文輯目：

1、十年來之中國外交　《大夏》一卷一號　1924年10月；

2、中國社會的基礎《新生命》二卷六、八期　1929年10月；

3、古史辯的史學方法商榷　《東方雜誌》二十七卷二十三、二十四期　1930年11月；

4、中國社會各階段的討論　《讀書雜誌》二卷七、八期　1932年8月；

5、中國社會的前途　《前途》一卷一號　1933年1月；

6、中國社會問題的核心——實在是組織問題而非經濟問題；

《前途》一卷三號　1933年2月

7、中國民族的特點　《前途》一卷四號　1933年3月；

8、清俞正燮的史學　《人文》四卷三期　1933年4月；

9、漢代中國民族之南遷　《大夏年刊》　1933年6月；

10、商人自契至湯八遷重考與商民族興於東土駁議

《東方雜誌》三十九卷十九期1933年10月；

11、古姓考源　《大夏》十卷五期；

12、古代中國民族東北遷徒的一些史料　《中庸》一卷三號；

13、門閥觀念不始於魏晉考《知言第一期》《史地叢刊》　1933年11月；

14、西域之佛教（讀書摘要） 《人文》四卷十期　1933年12月；

15、中西交通史料（讀書摘要）　《人文》四卷十期　1933年12月；

16、中國農業概況估計（讀書摘要）《人文》四卷十期　1933年12月；

17、古交趾考　《新亞細亞》七卷一期；1934年1月；

18、中國民族之通古斯族系　《大夏》

19、偽書訟冤導言　《大夏》　1934年一卷二期；

20、唐代學校考　《大夏》　1934年一卷三期；

21、華夏名稱及其種族考源　《大夏》　1934年一卷六期；

22、中國近百年史（讀書提要）　《人文》　1934年10月；

23、西域文明史概要（讀書概要）　《人文》　1934年11月；

24、古史研究第二集（讀書提要）　《人文》　1934年12月；

25、中國民族之名稱　《大夏》　1934年一卷八期；

26、中國法制史（讀書提要）《出版周刊》新編124期；

27、古代均田制度的真相　《申報月刊》四卷五期　1935年5月；

28、井田制非土地制度論　《經濟學季刊》六卷三期　1935年11月；

29、中國史上之鬥爭形態　《史地知識》一卷一期存剪報　1936年5月；

30、南宋和戰問題之分析　《史地知識》一卷二期　1936年6月；

31、唐代經濟史（讀書提要）　《出版周刊》新編210期；

32、韓非子中之專制主義　《大夏》　1936年一卷一期；

33、韓非子　《人文》八卷三期　1937年4月；

34、研究歷史的方法　《新史地》二期　1937年4月；

35、岳飛秦檜舊案　《人文》八卷五期　1937年6月；

36、抗戰與中國文化　《國師季刊》第十一、十二期；

37、景毫考兼論商頌年代　《國師季刊》十四期　1942年4月；

38、“桃花石”為“天子”，桃花石汗為天可汗

《邊政公論》　1944年4月；

39、從歷史上視察中國的土地問題　《東方雜誌》四十二卷一期　1946年；

40、中國史的發展階段　《東方雜誌》四十三卷十四期　1947年8月；

41、中國古代圖騰部落之一——白虎族　1947年；

42、中國上古史的方法論 武漢大學印　1949年；

43、中國史的問題　《文匯報》　1956年12月；

44、關於詩經“噫嘻”篇的解釋問題　《山西師院學報》　1957年1期；

45、處理中國上古時代史料的方法問題　《山西師院學報》　1957年4期；

46、有關中國史分期的意見書，向中國史學會提出。1957年；

47、編撰山西近代革命史計劃（稿），為山西省文史館擬。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