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
美國最高軍事諮詢機構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是總統和國防部長最高軍事諮詢機構，由主席、副主席、陸軍和空軍參謀長、海軍作戰部長及海軍陸戰隊司令組成。
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組成由聯邦法律規定，包括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CJCS）、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VCJCS）、陸軍參謀長、海軍作戰部長、空軍參謀長、海軍陸戰隊司令以及國民警衛隊局長。所有任命均由總統提名並經參議院批准。各軍種首長不僅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組成人員，同時也是各自軍種部長，如：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和空軍部長的軍事顧問。
根據1986年的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重構法案，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無論集體還是單獨都沒有作戰指揮權，而是充當總統至國防部長，和國防部長至各作戰司令官之間的指揮鏈接。
聯合參謀部（JS）總部設在五角大樓，由國防部四大軍種的人員組成，協助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副主席履行職責，聯合參謀部主任（DJS）為中將或海軍中將編製。
參謀長聯席會議不包括海岸警衛隊司令，海岸警衛隊在美國國土安全部之下，而不像四大軍種隸屬國防部。然而，海岸警衛隊始終是一個軍事部門（美國法典第14章第1節），並在戰時置於海軍部之下，海岸警衛隊司令亦可列席參謀長聯席會議，享受參聯會成員待遇。
原因
由於在內戰之後美國軍事的不斷增強，使陸軍和海軍之間聯合軍事行動的困難急劇增加。陸軍和海軍的聯合行動無論在計劃或執行時都不受支持，並導致美西戰爭中的加勒比海戰役時發生分歧以至發生阻礙。陸軍和海軍聯合委員會在1903年由羅斯福建立，由軍隊首長、總參謀長和海軍總務委員會及陸軍總參謀團構成。“智囊團”的聯合委員會起到了制定聯合作戰計劃以及解決軍種間的衝突作用。
不幸的是，聯合委員會幾乎沒有什麼作為，因為其綱領規定無權執行其決策。聯合委員會也很少能提出自己的意見，而是在陸軍或海軍的秘書處提出問題後進行有限的評論。其結果是聯合委員會對美國參加一戰幾乎沒有貢獻。
成立聯合委員會
一戰後，1919年時兩軍秘書處同意重組聯合委員會。此時，聯合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正副參謀長、陸海軍作戰計劃制定者，在聯合委員會之下有聯合計劃委員會為其效力。有了新的成員，聯合委員會開始主動提供建議，但是聯合委員會仍沒有法定權力執行其決策。
在日本襲擊珍珠港兩星期之後，溫斯頓·丘吉爾率領“參謀長委員會”成員，即英國海陸空軍主官前來華盛頓。該委員會於1923年成立，此時的任務是協調國王陛下的陸海空三軍將士對軸心國作戰。美國當時沒有類似的機構來與英國制定聯合作戰計劃，因此，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設立了一個代表陸軍、陸軍航空兵和海軍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羅斯福的親信和助手威廉·萊希海軍上將領導該組織，並充當與總統的聯絡人。萊希的頭銜是“陸海軍總司令的參謀長”。在1942年7月29日，萊希上將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並組織了班底人員。於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就成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美軍的組織。其主要職責為制定最高軍事戰略；決定人力和物力資源的分配使用；隨總統出席盟國首腦會議，提供軍事決策方案等。轄有參謀長聯席會議、聯合參謀部、心理戰聯合委員會、聯合情報委員會等機構。從該機構的設立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為止，總共研究了約1457個不同的問題。
威廉·丹尼爾·萊希
| 姓 名 | 職 位 | 隸 屬 |
| 海軍五星上將威廉·丹尼爾·萊希 |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總統特別軍事顧問 | 美國海軍 |
| 陸軍五星上將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 | 陸軍參謀長兼陸軍總司令 | 美國陸軍 |
| 陸軍五星上將亨利·哈里·阿諾德 | 陸軍副參謀長兼陸軍航空兵總司令 | 美國陸航 |
| 海軍五星上將歐內斯特·約瑟夫·金 | 海軍作戰部長兼海軍總司令 | 美國海軍 |
首屆參聯會
威廉·丹尼爾·萊希成為陸軍和海軍的參謀總長（1942年7月20日至1949年5月21日），事實上並不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席，而是參謀長聯席會議職務的前身。1947年，根據國會法案確定建立永久性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並於1949年設立了主席職位。奧馬爾·納爾遜·布萊德雷上將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第一任主席。近40年來，該機構一直指揮著美國軍隊，其體制根據法律偶爾有所修改。例如，1952年，海軍陸戰隊司令被批准參加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大部分會議，並在1978年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正式成員。2012年根據國防授權法案的規定，國民警衛隊局長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正式成員，奧巴馬總統於同年12月31日簽署法令生效。
維西執掌的參聯會
克勞執掌的參聯會
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有責任向國防部長和總統提供軍事方面的建議和意見。但這必須是參謀長們一致的看法，而不是某個人的意見。所有參謀長要達成一致看法，惟一的途徑幾乎就是相互遷就，彼此照顧。結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工作的1600人的聯合參謀部花費了成千上萬個工時，拿出來的是冗長的、誰也不得罪的大家都高興的文件。這種文件每一位參謀長都能接受，但對國防部長或總統卻幾乎毫無用處。這一鬆散的組織機構部分地說明了為什麼參謀長聯席會議從未提出明確的主張，以防止在越南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鮑威爾執掌的參聯會
該法第一次賦予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以真正的權力。作為“最重要的軍事顧問”，他有包括制定軍事戰略、指導國防預算、作戰及聯合演習計劃等，分享國防部長部分職權，他可以直接向國防部長和總統陳述他自己的主張。他不再局限於先呈報參謀長們摻了水的一致性建議，然後再小聲地談他個人的看法。然而，參謀長們仍然是顧問，要鼓勵他們提出自己的主張，甚至可以不同意主席的意見。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還將聯合參謀部的1600名人員置於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而不是多頭的參謀長法人團體的領導之下。即使進行了這種改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仍未置身於指揮系統之中。但國防部長可以要求各項軍事命令通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下達給野戰司令官，理查德·布魯斯·切尼就是這樣做的。
小威廉·克勞上將是一位過渡時期的主席，因為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是在他任職期到一半時生效的。科林·鮑威爾是掌有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所賦予的權力的第一位主席了。因為他的魅力及其手腕，造就成為美國戰後空前的軍事強人，時人喻為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第二。但美國政治體制是不允許軍事強人出現的，他退休以後的歷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即不再有他的權利及威望。
現在，他們的首要職責是確保人事的準備，政策，規劃和培訓為各自的軍隊服務和作戰指揮官利用，參謀長聯席會議也為美國總統和國防部長提供軍事建議。另外，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還是美國總統和國防部長的首席軍事顧問。作為如此重要的諮詢顧問，除了包括美國總統和其他非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官員組成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之外，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成了制定軍事政策的第二要職。
唐納德·特朗普上台後，重組國家安全架構，在2017年1月28日公布的《關於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土安全委員會組織的2號國家安全總統備忘錄》（NSPM-2）中，國家情報總監、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不再是國安會會議的常設成員，只是當“會議與其職責相關時”被邀參會。
沙利卡什維利執掌的參聯會
歷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01、奧馬爾·納爾遜·布萊德雷陸軍五星上將（1949年8月19日至1953年8月15日）
02、阿瑟·威廉·雷德福海軍上將（1953年8月15日至1957年8月15日）
歷代參聯會主席
04、萊曼·蘭尼茲爾陸軍上將（1960年10月1日至1962年9月30日）
05、馬克斯韋爾·泰勒陸軍上將（1962年10月1日至1964年7月1日）
06、厄爾·惠勒陸軍上將（1964年7月3日至1970年7月2日）
07、托馬斯·穆勒海軍上將（1970年7月2日至1974年7月1日）
08、喬治·布朗空軍上將（1974年7月1日至1978年6月20日）
09、戴維·瓊斯空軍上將（1978年6月21日至1982年6月18日）
10、小約翰·威廉·維西陸軍上將（1982年6月18日至1985年9月30日）
11、小威廉·詹姆斯·克勞海軍上將（1985年10月1日至1989年9月30日）
12、科林·鮑威爾陸軍上將（1989年10月1日至1993年9月30日）
代理、戴維·傑里邁亞海軍上將（1993年10月1日至10月24日，代理）
13、約翰·沙利卡什維利陸軍上將（1993年10月25日至1997年9月30日）
14、亨利·謝爾頓陸軍上將（1997年10月1日至2001年9月30日）
15、理查德·邁爾斯空軍上將（2001年10月1日至2005年9月30日）
16、彼得·佩斯海軍陸戰隊上將（2005年10月1日至2007年9月30日）
17、邁克爾·馬倫海軍上將（2007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
18、馬丁·登普西陸軍上將（2011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25日）
19、約瑟夫·鄧福德陸戰隊上將（2015年10月1日至今）
歷任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
歷代參聯會副主席
2、戴維·E·傑里邁亞海軍上將（1990年3月1日至1994年2月28日）
3、威廉·A·歐文斯海軍上將（1994年3月1日至1996年2月27日）
4、約瑟夫·W·羅爾斯頓空軍上將（1996年3月1日至2000年2月29日）
5、理查德·D·邁爾斯空軍上將（2000年3月1日至2001年10月1日）
6、彼得·佩斯陸戰隊上將（2001年10月1日至2005年10月12日）
7、埃德蒙·W·詹巴斯蒂亞尼海軍上將（2005年10月12日至2007年8月27日）
8、詹姆斯·E·卡特萊特海軍陸戰隊上將（2007年8月31日至2011年8月3日）
9、詹姆斯·A·溫尼菲爾德海軍上將（2011年8月4日至2015年7月31日）
10、保羅·塞爾瓦空軍上將（2015年7月31日至今）
現任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
| 姓名 | 職位 | 隸屬 |
| 約瑟夫·鄧福德（Joseph Dunford）海軍陸戰隊上將 |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 美國海軍陸戰隊 |
| 保羅·塞爾瓦（Paul J. Selva）空軍上將 | 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 | 美國空軍 |
| 馬克·米萊（Mark A. Milley）陸軍上將 | 美國陸軍參謀長 | 美國陸軍 |
| 約翰·理查森（John M. Richardson ）海軍上將 | 美國海軍作戰部長 | 美國海軍 |
| 大衛·戈德費因（David L. Goldfein）空軍上將 | 美國空軍參謀長 | 美國空軍 |
| 羅伯特·內勒（Robert B. Neller）海軍陸戰隊上將 | 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 | 美國海軍陸戰隊 |
| 約瑟夫·倫吉爾（Joseph L.Lengyel）空軍上將 | 美國國民警衛隊局局長 | 美國國民警衛隊 |
主席職責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旗幟
二戰接近尾聲前後，陸軍部向國會建議，建立一個只受一名軍官領導和受一名文職國防部長監督的國防參謀機構，以此來“統一”武裝力量。1947年設立“國家軍事機構”和國防部長一職，國防部長只有少量的工作人員，級別與三軍部長平等，同屬內閣部成員，是“各有一套人馬的三個軍種部的人質”；各軍種之間的關係仍由沒有主席的參聯會進行協商，各軍種部擁有獨立的指揮權。
1949年國會又頒布了《國家安全法》，加強國防部長的權力，創立單一的國防部，三個軍種部劃歸其下，不再是內閣部，國防部長通過編製預算來解決軍種的紛爭；參聯會設立主席一職，主席是國防部長和總統的首席軍事顧問，但各軍種還保留“作戰指揮權”和“行政獨立”。1958年《國防改組法》使國防部長掌握了作戰指揮權，在財會、科研、後勤等方面均有更大的實權，建立了以國防部長為首的作戰指揮和行政管理兩大系統。1986年《國防法》擴大了參聯會主席的許可權，分享國防部長職權，但它仍然是總統和國防部長的首席軍事顧問，參聯會無權指揮軍隊。
副主席職責
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旗幟
主席高級軍士顧問職責
威廉·蓋尼一級軍士長（William J. Gainey）在2005年10月1日被選為首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席高級軍士顧問。這是一個新設立的職位，向主席提供聯合軍事環境下入伍人員的詳情。
高級軍士顧問對於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來說，是提供有關聯合軍事的一體化、實施和發展建議的顧問。此外，高級軍士顧問幫助開展士兵中有關聯合軍事教育，提高利用士兵聯合作戰能力，並執行主席的職責的指示。
歷任主席高級軍士顧問：
威廉·蓋尼一級軍士長（陸軍）（2005年10月1日至2008年4月25日）
布賴恩·巴塔利亞一級軍士長（海軍陸戰隊）（2011年10月1日至2015年12月11日）
約翰·特羅塞勒一級軍士長（陸軍）（2015年12月11日至今）
歷任主席高級軍事顧問
參聯會主席高級軍事顧問旗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