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中

《竹林中》故事是以在公堂上審訊相關證人和犯人為主要背景來展開，通過七個人物的敘述來建構兇殺案的真相。這七個人對同一“事件”的講述卻莫衷一是，既互相印證又彼此矛盾。在敘事的迷霧中，唯一能確定的是武士金澤之武弘死了，他的妻子真砂被強盜多襄丸強姦了。而案子的關鍵問題——金澤之武弘是怎麼死的卻被懸擱。若想從蛛絲馬跡中找出真正的兇手，最終發現那是不可能的。

砍柴人、行腳僧、捕手、老嫗四人給審訊官敘述了證言。四人的證言提供了一個對故事進行回顧的場所：砍柴人是屍體的最初發現者，他詳細交代了現場狀況。同時以一個砍柴人的經驗對案情做了初步推測和判斷：武弘是他殺，且在被殺以前一定有過一場惡鬥。行腳僧敘述的是對武士夫婦的印象，他感興趣的是色彩。他注意到女人穿著胡枝花紋的衣服，他們騎著棕色的馬，武士隨身攜帶著黑色的劍筒。他的敘述更多體現了出家人人生如朝露的悲憫情懷。捕手不僅交代抓住多襄丸的時間、地點以及當時的諸多細節（這些細節和砍柴人、行腳僧敘述的某些細節剛好吻合。這些吻合除了說明多襄丸是兇殺案的主要嫌疑人之外不能再證明什麼），而且憑他的職業眼光斷定：兇手是多襄丸，他是見色生淫心而最終殺人的。他的推理依據是多襄丸是京師大盜，好色，曾犯過兩樁命案。老嫗是真砂的母親，她以母親的獨特視角交代了真砂和武弘的身份、年齡、性格，認定是多襄丸殺了他的女婿。

看來“眾望所歸”：多襄丸是兇手無疑了，況且多襄丸也對自己強姦殺人罪供認不諱。案子似乎可以圓滿了結。然而事情卻遠沒有結束。到清水寺懺悔的真砂，面對俯視、憐憫眾生的觀音菩薩道出了心底的秘密：是她用隨身攜帶的小刀殺死了自己的丈夫！她之所以殺死他，是因為她無法忍受她被強姦后，丈夫冷酷、蔑視的眼光。這真是異峰突起。然而，更出人意外的是，死者武弘的幽靈借巫婆之口，發出了來自黑暗地獄的傾訴：他說強盜強姦了他妻子后，就坐在旁邊安慰她，他妻子竟然聽信了強盜的話，願意跟他走，並且發瘋似的強烈要求強盜把她丈夫殺了。面對妻子的所作所為，武士真是太傷心太痛苦太惱恨了，於是拾起掉在地上的小刀， “一刀刺進自己的胸口”。就這樣，案件最重要的兩個當事人以各自最不容置疑的“自白”徹底顛覆了前面五人對案情真相的建構。

《竹林中》借鑒《今昔物語》中的一個小故事：一位武士和他的妻子出遠門，途中被一個強盜騙至樹林中捆綁，強盜侮辱了他的妻子后逃走。其妻哭著為他鬆綁，並責罵武士——你身為武士，卻連自己的妻子都保護不了。這個故事顯然是對武士階層的嘲笑。武士階層曾是日本封建王朝國家機器的支柱，擔負著維護政權和社會治安的責任。在傳統觀念中，武士應該果敢睿智、重義輕利、武藝高強。芥川龍之介對這個故事進行了大幅度的改寫，但武士的利欲熏心、懦弱無能卻與原文保持一致。

《竹林中》創作於1921年（大正十年12月），同年3月至7月作者曾以大阪每日新聞視察員的身份到中國上海、湖南、北京、天津等地旅行。在這之前，芥川從中國古典小說里所得到的中國印象應該是繁榮昌盛、洋溢著蓬勃向上氣息的千年古國，中國人也應該像盛唐詩人一般浪漫、灑脫。在他寫給薄田淳介的信中，他說道： “前天於‘靜養軒’歡送會席間，里見弓享致詞云：中國人在古代時期很是偉大。然而古代偉大的中國人現在突然不偉大了，令‘我’百思不解。到中國去后，切莫只看過去中國人的偉大，還要找到如今中國的偉大之處。‘我’亦如此打算。”

中國的20世紀20年代，正是戰亂頻仍、滿目瘡痍的時候，作者到達中國后所見到的景象儘是與他想象中的中國景象格格不入的貧窮、混亂與骯髒。他在《中國遊記》中描寫到：“且說這個中國人正在悠悠然地向池子里撒尿。對於這個中國人來說，陳樹藩叛變也好，白話詩的流行已走下坡路也好，日英兩國是否繼續結盟的議論也好，這些事兒根本不在話下。至少，從這個中國人的態度和臉色上，有一種十分悠閑的神色。一間聳立在陰沉天空里的中國式破舊亭子，一泓布滿病態綠色的池水，一大泡斜斜射入池中的小便，這不僅是一幅愛好憂鬱的作家所追求的風景畫，同時也是對這又老又大的國家可怕且具有辛辣諷刺意味的象徵。”加上作者身體疾患在身、工作任務繁重、旅途的不適等等原因，此次的中國之行可謂徹底改變了芥川對中國的想象。

更重要的是，自小受到中國古典文學熏陶的芥川失去了他在文藝上所設想的一個“天堂”和精神家園，從他赤裸裸的描繪中也可以看到他對中國當時綱紀動搖、文化失范、人文失序的痛心。這種美好想象的失落，使得他再一次看到了現實的醜惡與黑暗，同時也加重了芥川的“懷疑主義”， 《竹林中》正是這種種經歷和體驗的合成品。

真砂

真砂19歲，她是一個“臉色微黑，左眼角有一個黑痣，小小的瓜子臉”的“有丈夫氣的好強的女子”，對丈夫很忠誠；在多襄丸看來，她美麗得“好像一位觀音”，周身散發出難以言說的魅力；而丈夫武弘卻在地獄里也不能忘卻對她的怨恨，在他看來，沒有比真砂更放蕩、更輕浮、更惡毒的女人了。

真砂的丈夫眼睜睜看著妻子被凌辱后，不但沒去找強盜報仇，反而把怨恨發泄到受害者妻子身上。面對突然降臨的災難，真砂卻比號稱武士的武弘要剛烈、果敢得多。她不是任人欺凌的弱女子，隨身帶著一把小刀，危難之時，果敢無畏地拔刀自衛。

金澤之武弘

武弘是若狹國國府的武士，26歲，性情溫和。他的妻子是真砂。武士已經死去。屍體穿的是淺藍綢子外衣，戴一頂城裡人的老式花帽，仰躺在地上，胸口受了刀傷。

已經死去武士的敘述是借鬼魂之口表述的，他的敘述表明是自殺。最讓武士痛苦的是，妻子“如夢如痴，讓強盜拉著她手，正要走出竹林，猛一變臉，指著杉樹下的‘我’，說：‘把他殺掉，有他活著，‘我’就不能跟你’”。從武士靈魂的敘述來看，導致他自殺的原因無非就是妻子的背叛讓他的憤怒無法發泄於對手身上，又在心裡極度失衡的情況下轉向了自己。或者更嚴重地說，是他無法承受親情在災難面前的變化給他帶來的巨大心裡落差而最終導致自殺。

多囊丸

多襄丸是一名強盜。他被人從馬上逮住，跌下來在栗田口石橋上嗚嗚叫痛。他穿一件藍黑綢衫，帶一把沒鞘的刀子，還帶得有弓箭，是包牛皮的弓，黑漆箭筒，17枝鷹毛箭。多襄丸在京師大盜中，是出名好色的。

《竹林中》主題思想之一：“絕望”——人的一種生存狀態。

絕望就是“求死不得的無望”。根據基督教的理解，生理的死亡是進入新的生命，而絕望這種“致死的疾病”的特點是既沒有生的希望又不能死。所有絕望的公式是：對自身絕望，在絕望中想擺脫自身，卻又處在永遠無法擺脫的自我折磨之中。以此觀之， 《竹林中》的確是一個關於“絕望”的文本，一個關乎“致死的疾病”的恰當隱喻。

也許讀者會奇怪，在沒有人證、物證的情況下，或者說人證、物證都很可疑，沒有很強的說服力，京師大盜多襄丸何以那麼乾脆利落地承認是他殺的人。其實，他完全可以矇混過關。誰都知道等待殺人犯的結局是什麼。他活膩了，沒錯，他就是活膩了——他是徹底絕望，生不如死。現在正好有一個死的機會，甚至可以死得很“豪氣”，他當然要毫不猶豫地抓住了。他的絕望首先是對社會現實、對國家權力機關的絕望。在多襄丸的口供中，有一段與案情毫不相干的話：“你們殺人不用刀，用你們的權力、金錢，借一個什麼口舌，一句話，就殺人，當然不流血，人還活著——可是這也是殺人呀。要說犯罪的話，到底是你們罪大，還是‘我’罪大，那就說不清了。”

這段辛辣尖刻的嘲諷出自強盜多襄丸之口，似乎有些不協調，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正是這種不和諧突顯了作品的社會批判價值。也許多襄丸就是那些被權力、金錢所“殺死”的人中的一個？也許他就是要以這種極端的、邪惡的方式發泄對現實的不滿，以此和這個邪惡的社會對抗？總之，現實社會讓他絕望。然而，他卻在真砂火一樣的目光中看到了新的希望，萌發了和真砂結為夫妻、從此改邪歸正的強烈願望。這是一個浪子、一個漂泊的靈魂對愛的期盼，對家的渴望，對最終歸宿的祈求。為此，他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即使一下子會被天雷打死，‘我’也必須將這女人做‘我’的妻子，把她作妻子——這就是‘我’那時唯一的心愿”。

這也許是多襄丸黑暗人生中最美好、最亮麗的一瞬，是他擺脫絕望人生的電光石火。然而，真砂到底逃走了，那美好的時刻也如電光石火一般轉瞬即逝。由此，多襄丸陷入更深的絕望——不僅是對社會的絕望，更是對愛情、對家的溫暖、對所有美好希冀的絕望。對他而言，生命已毫無意義，唯有死才能得到徹底解脫，所以他才會昂然地說：“反正‘我’這顆腦袋遲早得掛在樗樹上，那便請判‘我’死刑吧。”

金澤之武弘自殺了，但在黑暗的地獄里，他的幽靈依然經受著絕望的煎熬，他依然聽到妻子的“把這個人（指她丈夫武弘）殺了”的叫喊，這喊聲讓他的靈魂永遠不得安寧。事實上，武弘不僅絕望於妻子的無情和狠毒，更絕望於自己的無能與窩囊。作為一名武士，他連自己的妻子都保護不了，眼睜睜地看著別人侮辱自己的妻子，他或許是沒有顏面活在世上。武弘對妻子的恨只不過強化了這種自我絕望的情緒而已，或者說他在潛意識中把對自我的絕望轉嫁到妻子的頭上。就這樣，武弘在絕望中毀滅了自身，卻又在永遠無法擺脫的自我折磨之中受煎熬。

與多襄丸和武弘不同，真砂選擇了殺死“他者”的辦法來擺脫絕望。因為在她看來，她最大的不幸不是被強盜侮辱，而是被侮辱后丈夫對她的蔑視和冷酷。丈夫不僅見證了她的恥辱，而且徹底摧毀了她做人的尊嚴和信心。她以為消滅了她的恥辱的見證者，她就可以擺脫恥辱，減輕絕望。但事實上，殺死丈夫之後她不但沒能擺脫痛苦，反而在已有的絕望之中又增加了無法擺脫的負罪感。現在，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沒有自殺的勇氣。只好在菩薩面前懺悔，與其說她想祈求菩薩的憐憫和原諒，不如說她在尋求自我救贖。但她的內心早已被迷茫和恐懼掏空了，她是一具絕望的形屍走肉。

總之，無論是多襄丸、金澤之武弘還是真砂，他們都是絕望的化身，這種絕望來自於生存的荒謬和自我超越的虛妄。無論他們怎樣掙扎，都難以擺脫絕望的折磨。就這樣，芥川龍之介以詩性方式詮釋了存在主義哲學觀——人就活在無法逃避的絕望之中。

《竹林中》主題思想之二：真理是不可知的，真相總是被歪曲。

正因為人是自私自利的，所以人性是值得懷疑的，人的行為總是從自我的角度出發，維護自身的形象和權益。

對人性的懷疑——人的“利己主義”

作品中，大盜多襄丸強調自己本不想殺死武士，是因為受到真砂的鼓惑；真砂要求他與武士決鬥時，他望著她“火燒火燎的那對眸子心想： ‘就是天打雷劈，也要娶她為妻。’”並且他採用的是一種公平決鬥的方式，說自己“即便開殺戒，也不願用卑鄙手段。”在多襄丸的敘述中，他把自己塑造成了武藝高強、光明磊落、重情重義的英雄形象。且作者在行文中通過加括弧的方式來描述敘述者的狀態，而多襄丸的神情也是諸如“諷刺地微微一笑”、“陰鬱的興奮”、“快活的微笑”、“態度昂然”等，更具化了他的這種英雄形象。真砂說自己殺死丈夫是因為他對自己輕蔑的眼神，“他那灼灼的目光，既不是憤怒，也不是悲哀——只有對‘我’的輕蔑，真箇是冰寒雪冷呀。”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聲，目睹她被辱的丈夫必須死去，因為丈夫的視線等同於社會的視線；並且她的丈夫也“願意”死去， （當然，這種“願意”是她自己臆想的）；從她所描述的殺人後“昏過去”的情況，可以推想她把自己殺人時的狀態看作一種無意識的陷入瘋狂的狀況，女人為自己所堆砌的形象是一個柔弱而自尊的貞潔女子。因此，真砂的描述使自己的殺人動機獲得了重要的道德倫理上的支持。武士的自殺首先是因為自己目睹妻子被辱，其次妻子的背叛，讓武士感到既羞恥又絕望。在日本武士道精神中，名譽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包含著人格的尊嚴及對價值的明確的自覺”武士的自殺使自己的死亡變成了對名譽和尊嚴的追求，是“死得其所”。武士與真砂本是夫妻，在面臨災難時卻各自為營，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武士的死也是因為對人類感情的絕望。

真相是不可知的，三個人的敘述或開脫罪責，或成就自己完滿的形象，根源就在於人性的自私自利，人總是儘可能維護自己的利益。芥川看透了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這層利益關係，他懷疑人性，懷疑“無私的愛”的存在。事實上， “懷疑主義”的根源就是人的“利己主義”。

對真理的懷疑

在對人性懷疑的基礎上，芥川在《竹林中》更進一步表現出對真理的懷疑，這使得他的作品上升到形而上的層面，不僅探討了現實和人性的問題，更對終極的“存在”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在《竹林中》一件事被不同的人基於不同的心理描繪出來，就是說，歷史事實或事件真相，不過都只存在於人們的話語或文本敘述中，並不一定是真實的。人的意志、利益、所處的角度都可能影響敘述中的歷史真實，而基於對人性的懷疑——認為人總是利己的——真理也是可疑的、不確定的。

在《竹林中》，芥川已經通過其內容的矛盾和獨特的形式消解了文本的真相，通過對人性的懷疑消解了真理存在的基礎，真理是不可知的，真相總是被歪曲。因此，尋找案件的真相是沒有意義的，去探索人生的真相也是一種徒勞，這也流露出芥川所懷有的一種虛無主義精神。

多重敘事

《竹林中》採取的敘事方式，與傳統的迥然不同。文本中七個人從不同角度講同一個故事。七個人中，四個是證人，三個是當事者。他們的敘述既相互補充，又相互矛盾，構成一個紛繁、複雜的世界。

樵夫是屍體的最初發現者，他在敘述中交待了屍體的狀態和案發現場的狀況（散落著繩子、梳子等物品）。樵夫的敘述並沒有附加明顯的感情傾向，但卻夾雜著判斷和推測（“想必那男子被殺之前，曾經有過劇烈的搏鬥吧。”“那一帶大體不是馬能進去的地方，因為那兒離開馬走的道路，還隔著一帶竹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樵夫的判斷中有些細節是含混不清的：“雖說那只是一刀，”樵夫並沒有根據傷口的情況推測到底是什麼刀（大刀還是小刀）刺進了胸部。這個語焉不詳的細節為後文中幾種完全不同的敘述創造了空白：在盜賊多襄丸的敘述中，武士被大刀殺死；在女人的敘述中，武士被小刀殺死；在武士的敘述中，他用小刀自盡。

文本整體敘事的展開，與該故事人物敘述中製造的空白點是密不可分的。行腳僧是小說中案件的證人之一，他敘述的是案發之前他對武士夫婦的印象。他的敘述的側重點是武士夫婦的裝束打扮。他的敘述從宗教觀念出發，帶有佛教信徒的悲憫：“那個男人怎落得這般下場，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誠然人的生命如露又如電，一點也不錯的。”在他看來，就是武士這樣的全副武裝的人，生命同樣沒有保證。行腳僧的敘述不是樵夫那樣的直觀描述和判斷推測，而是用佛家的悲憫來觀照遇害者，乃至擴展到對人生的關懷。

行腳僧的宗教情懷的抒發與案情關聯不大，只標記出了敘述人的身份意識。對於武士當天所騎的馬的高度，行腳僧並不能準確描述：“我們出家人對這些事情是不大清楚的。”而對於男子的裝束，僧人卻能細緻地描述出來：“特別是那黑漆的箭筒里，插著二十來只戰箭，這個貧僧還記得很清楚。”從這一段敘述可以看出：行腳僧觀察的重點是有側重有選擇的，這或許只是無意識的側重或者選擇。“在視覺中，感知意味著一種記憶，它不是具體的，而是圖式的。在一系列目光凝視之中，感知者將他面前的情景綜合成一個模型或圖式，用來自每一凝視的信息為該構造增添細節或擴充它。”

讀者可以聯想到佛家經典中經常使用箭來比喻說理，所以僧人對於箭的形象比較敏感，這個形象容易引起僧人的感知和判斷。

衙吏的敘述交待了逮捕盜賊多襄丸的時間和地點，並且順帶回顧了多襄丸的案底。衙吏根據辦案經過作出的判斷比前兩個證人更為詳細。比如對武士佩帶的弓箭的描述：“用皮裹著的弓，黑漆的箭筒，鷹羽的戰箭十七支，”遠比行腳僧描述得詳盡細膩，而且更為專業。

老嫗的敘述交待了死者的身份、姓名、年齡以及性格——若狹縣的武士金澤武弘，26歲，性情溫和。武士的妻子則是“一個不讓鬚眉的倔強女人，可是除了武弘之外從來沒有過其他男人”。

盜賊多襄丸的敘述中貫穿著慾望。首先是作為心理動力的慾望（色慾）。慾望不僅僅是多襄丸一個人行為的心理動力，而且在該小說中還可以作為人與人之間可以交換的因素存在。色慾是多襄丸行為的心理動力，而武士對於財物的貪慾，則是推動武士行為的動力。多襄丸正是利用武士對於財物的慾望引誘他進入叢林，從而實踐並滿足自己的慾望的。

在該故事敘事中，慾望成為人與人之間進行溝通的一種方式，成為可以流通的“心理貨幣”。多襄丸在交待案情的時候說：“那男人貪得無厭，當然沒有異議。”另外，慾望在他的敘述中還與官場上的權力之爭勾連在一起，充滿了諷刺意味：“官府殺人不用刀，只用權力，用金錢，說不定只用假公濟私的話，也就把人給殺了。”反諷的意味在小說中奇峰突起，增加了文本的社會指涉性。

女人作為慾望的對象，在多襄丸的敘述中被構建成為一個慾望的符號。女人的形象在多襄丸慾望的發展中不斷地被重新敘述，由此可以反觀慾望本身的不同形態。慾望本身在多襄丸身上也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在敘述中不斷發展變化。“當風一吹的時候，那斗笠的面紗揭開來，一眨眼我瞧見那女人的臉，一閃——好像看見的瞬間，便已不見啦。”涼爽的風吹過時面紗下女子的形象引起的是比較單純的色慾。慾望推動他去做出決定和實施行動：“就在那一瞬間，‘我’下了決心，即使殺掉了那個男人，也要把女人奪過來。”而後來這種色慾在強盜身上卻發展成為對夫妻關係的期待：“‘我’跟那女人眼光碰在一起的一剎那，‘我’就想：就是給雷劈死了，也要討她做老婆——‘我’的心裡只盤算著這件事。”如多襄丸自己所說：“如果那時除了色慾之外，‘我’沒有什麼其他慾望的話，我可踢倒那女人，早就逃之夭夭了吧。”

由此可見多襄丸自始至終都是主要在敘述自己如何想盡一切手段解決自己的慾望問題，慾望也始終推動著他的行動。

如果說強盜的敘述是慾望敘事的話，女人的敘事則是恥感敘事。因為該小說中女人的敘述始終關注著自己所經受的恥辱。強盜的凌辱令她感到恥辱，但是丈夫的冷漠卻讓她長久地停留在恥辱之中無法自拔。女人的敘述中多次出現對武士冷漠眼神的刻畫：“連一句話也不能說的相公，他在那一剎那的眼神里已把一切的心意都表現出來。可是在那眼神里閃現的不是憤怒，也不是悲傷，竟然只是輕蔑我的、冷冷的眼光。仍然在冷冽的蔑視的眼神底下，露出憎惡的神色。然而，相公還是厭惡地，只是凝望著‘我’。”

在老嫗的敘述中，女子是個“不讓鬚眉的倔強女人”。這個倔強的女人無法忍受丈夫目光中的輕蔑，被侮辱與被損害之後，她“又羞，又悲哀，又憤懣”，心理上的衝動推動她去消滅恥辱。她在殺死丈夫之前說：“您已經看了‘我’的恥辱，不能留您一個人活下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她要殺死的並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丈夫的“看”這一行為中蘊涵的侮辱和輕視。在這個女人的意識中，被強盜施暴的恥辱是在“被看”中被強化的，他者注視的目光和自我身體感覺上的恥辱糾纏在一起，吞噬著她的自尊。他者注視的目光代表的是一種權力壓迫，女人不止一次敘述到的那種令她難以忍受的“輕蔑的眼神”正是這種壓迫的表徵。

恥辱感作為心理動力，與要維護自我尊嚴的欲求結合在一起，作出了毀滅的決定：毀滅自我之前首先要毀滅旁觀者的目光。殺人的目的是消滅他者的“觀看行為”，自殺的目的是毀滅恥辱的承載者。

這個計劃一旦實施，應當說可以把恥辱徹底消滅，因為感知恥辱的人已經不存在了。但情節在殺人之後的發展卻出乎意料，女子在殺死作為旁觀者的丈夫之後，突然失去了進一步毀滅自身的心理動力，最終在彷徨憂鬱中放棄了自殺。

隱藏在這個過程中的心理變化是耐人尋味的：“總之，無論如何，‘我’本來就沒有自殺的勇氣。有時把小刀豎在脖子上，有時投入山腳的池子里，雖然試了好多種死法，可是我總沒有死去，現在還這般苟活著，也沒有什麼可以自誇的（寂寞的微笑）。”也許他者的目光在代表一種輕蔑的注視的同時也是一種支持的力量，推動女人去採取行動，執行自己的對策。而那雙輕蔑的注視的眼睛熄滅之後，身處幽暗竹林中的女人發現，恥辱感將僅由她一個人來承擔和回憶了。女人的肉體痛苦和精神煎熬所導致的心理衝動，在殺死丈夫之後，都歸於無可名狀的空虛狀態。恥辱依然在回憶中存在，但更多的是以黯然神傷的心理表現出來，女人就在這種狀態當中失卻了行動的能力。

武士的鬼魂作出的敘述，主要傾訴的是地獄的苦悶。在他的敘述中，案發當時他的眼神要傳達的卻是另外一番意思，他想要用眼神告訴妻子：“無論強盜如何說，都不應當相信他。”但當他看到妻子似乎確實是在順從強盜的意願，甚至根本沒有看他時，強烈的憎恨就被點燃了。面對妻子的背叛，失望、絕望與憤怒交織在一起。雖然強盜沒有聽從妻子的話而殺死武士，但是這個突然發生的事件使他認識到了人性的醜惡。作為一個性情溫和的武士，他的鬱悶無法發泄於對手之上，最終在極度憤懣的情況之下，這種心理能量轉向了自身：“一狠心將小刀插入自己的胸膛。”由此看來，武士與女人都是在遭逢突發事件之後，面對親人的反常舉動而作出反應的。

心理的不平、恥辱與憤懣等等情緒，在他們的敘述中都主要指向了親人而不是強盜。這種心理在文本中強烈地消解著夫妻親情，使人與人都陷入隔絕和冷漠的狀態之中。

該小說表現了人生真相的難以把握和作者懷疑主義的人生觀。

——吉田精一（日本文學評論家）

《竹林中》主題是事實真相是不能被第三者了解的。

——福田恆存（日本文藝評論家、劇作家）

《竹林中》的後現代主義闡釋不但是一個假設與嘗試，而且也試圖證明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思維態勢和藝術手法在後現代之前的極具創造性和叛逆性的文學作品中都有其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竹林中》的後現代主義顯征主要表現為：去中心化、表徵危機或語言遊戲、情節的不確定性、形象的不確定性。

——孫立春（杭州師範大學副教授）

芥川龍之介（あくたがわ りゅうのすけ、，1892年3月1日～1927年7月24日），日本小說家。代表作《羅生門》《竹林中》《鼻子》《偷盜》《舞會》《阿富的貞操》《偶人》《橘子》《一塊地》及《秋》等。

芥川龍之介生於東京，本姓新原，父經營牛奶業。生后8個月，母精神失常，乃送舅父芥川家為養子。芥川家為舊式封建家族。龍之介在中小學時代喜讀江戶文學、《西遊記》《水滸傳》等，也喜歡日本近代作家泉鏡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鷗外的作品。1913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學習期間與久米正雄、菊池寬等先後兩次復刊《新思潮》，使文學新潮流進入文壇。其間，芥川發表短篇小說《羅生門》（1915）、《鼻》（1916）、《芋粥》（1916）、《手帕》（1916），確立起作家新星的地位。1916年大學畢業后，曾在橫須賀海軍機關學校任教，旋辭職。1919年在大阪每日新聞社任職，但並不上班。1921年以大阪每日新聞視察員身份來中國旅行，先後遊覽上海、杭州、蘇州、南京、蕪湖、漢口、洞庭湖、長沙、鄭州、洛陽、龍門、北京等地，回國后發表《上海遊記》（1921）和《江南遊記》（1922）等。1917年～1923年，龍之介所寫短篇小說先後六次結集出版，分別以《羅生門》《煙草與魔鬼》《傀儡師》《影燈籠》《夜來花》和《春服》6個短篇為書名。 1927年發表短篇《河童》，對資本主義社會及其制度作了尖銳的嘲諷。同年7月24日由於健康和思想情緒上的原因，服安眠藥自殺，享年3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