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地

顛地(Lancelot Dent，1799—1853)，英國人。1799年出生在英國威斯特摩蘭地區的克羅斯比·拉文斯沃思，威廉和簡(威爾金森)登特的兒子。他在廣州與查頓相齊名，也是當時最著名的鴉片走私販子。他開設的寶順洋行，僅次查頓、馬地臣開設的怡和洋行。這家鴉片走私公司，1807年由東印度公司代理人巴林最早在廣州開設，稱為巴林洋行，1813年改為大衛蓀洋行，後來顛地加入后，便改為寶順洋行。它也擁有一些鴉片走私的著名快艇。如：它的“水妖”號和怡和洋行的“紅色海盜”號一樣，都是當時載重量大，速度又快，在中國沿海走私最著名的鴉片飛剪船。

顛地大量鴉片走私，在鴉片戰爭前早已臭名彰著，1836年許球的禁煙奏摺中提出查拿，後來，鄧廷楨、駱秉章奏摺中都指出他實為奸夷之“渠魁”。林則徐赴粵禁煙之前，對他的走私情況相當清楚。他指出：顛地“本系著名販賣鴉片之奸夷”，“遞年逗留省城，凡紋銀出洋，煙土入口，多半經其過付。該夷民常與漢人往來，傳習夷字，學習訟詞，購閱邸抄，探聽官事。又請漢人教習中國文字，種種詭秘，不可枚舉”②。所以，他和查頓，都是林則徐出京前派人密訪查拿的大煙販。

林則徐於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抵達廣州后，立即和鄧廷楨、恰良、關天培、豫堃商議禁煙，並且注重調查研究，認真詢查外國鴉片販子的活動蹤跡。18日(二月四日)，傳見十三行洋商，令十三行總商伍崇曜(即伍紹榮)傳諭外商繳煙具結，“限三日內，取結稟復”，並密派兵丁在商館周圍“暗設防維”，以監視外國鴉片販子。當日，伍崇曜向外商宣布了林則徐諭各國夷人呈繳煙土的諭令，要求來華貿易外商必須聲明：“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③與此同時，海關監督豫堃也出示，暫停外商請牌下澳。21日(七日)，即林則徐指定三日限期的最後一天，外商在“外僑商會”集會商討對策。會上，顛地等人極力反對繳煙。他們以為按照以往中國官員宣布禁煙慣例，只要交出一筆可觀的賄賂，便可相安無事。但伍崇曜當晚又匆匆到商館傳達林則徐口諭：如不馬上答應呈繳鴉片，明早十點親到十三行公所，措辦一切，先審訊洋商，正法一、二。外商明白林則徐不接受賄賂，難以拖延抵賴，他們在十三行行商的參預下連夜召集特別會議，共商對付林則徐的對策，決定捐湊1037箱鴉片上繳，企圖矇混過關。22日(八日)，林則徐接到外國煙販只準備交出1037 箱鴉片的呈報非常不滿，同時從廣州知府、南海、番禺知縣送來的報告中，“聞得咪唎堅(美利堅)國夷人，多願繳煙，被港腳夷人顛地阻撓，因顛地所帶煙土最多，意圖免繳”④。於是，聲明：“本大臣奉命來此查辦鴉片，法在必行”⑤，他認為“該夷顛地誠為首惡，斷難姑容”，便立即下令傳訊顛地，“聽候審辦”⑥。當日下午，顛地接到傳訊諭令后，竟然提出要林則徐頒發親筆護照擔保他能24小時內回來作為條件。與此同時，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在澳門接到林則徐諭帖抄本，23日(九日)他向廣州英商發出通告，表示要從廣州撤退全體英商，對抗林則徐的繳煙諭令。24日(十日)黃昏，義律抵達廣州，立即到十三行商館顛地住處，保護顛地，並策劃對抗繳煙。但商館周圍通道已經戒嚴，顛地住處也被館店工人圍著。林則徐得知“義律進省，即願引帶顛地脫逃，以阻呈繳煙土之議”⑦，便採取措施“將停泊黃浦貿易各國夷船先行封艙，停止買賣，一概不準上下貨物，各色工匠船隻房屋，不許給夷人雇貨”，“所有夷人三板，亦不許攏近各夷船，私相交結。至省城夷館買辦及僱用人等，一概撤出，毋許僱用”。並嚴正聲明：“仍照本大臣前諭，刻日取結稟辦”，倘敢違玩，“定即稟明請旨，永遠封艙，斷其貿易”⑧。義律這才不得不書寫文告，敦促外商繳煙，而且表示外商所受損失，將來由英國政府負責賠償，實際上他把禁煙問題拉到國家關係上，陰謀挑起戰爭。於是，外國鴉片販紛紛呈報存煙數，並以所繳鴉片每箱攤派一元，自動集資兩萬元，寄回英國，作為查頓爭取政府答應賠償煙價的活動經費。5月2日(三月十九日)恢復商館交通，取消封港，但十六名鴉片販子仍受到監視，不準離開廣州。

直到18日(四月六日)，共收繳鴉片19187箱和2119袋(一袋相當於一箱)，比義律原報20283箱，還多收繳1306箱。所收繳的鴉片中，查頓、馬地臣的怡和洋行繳出7000箱，占第一位；顛地的寶順洋行繳出1700箱，占第二位；美國鴉片販子開設的旗昌洋行繳出1540箱，占第三位，這三個最大的鴉片走私公司，共繳出10240箱，占所收繳鴉片總數的一半。24日(十二日)(一說23 日)，顛地、馬地臣等鴉片販子奉命具永不再來甘結后，被林則徐驅逐出境。

義律關於林則徐責令鴉片販子繳煙報告，於同年8月5日送到英國外交部，這時被驅逐的顛地也回到了倫敦。8月7日(六月二十八日)，顛地等九名鴉片販子在倫敦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向外交大臣巴麥尊叫囂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其實，巴麥尊早已定計發動戰爭了。這次會議，“鐵頭老鼠”查頓沒有參加，因為他當時還在義大利的那不勒斯。

查頓從那不勒斯回到倫敦后，便積極活動倫敦的莫克尼亞克·斯密斯公司。這個公司是倫敦經營對外貿易與金融業最顯赫的巨頭之一；它與廣州的怡和洋行同出一源，互為代理人；而且，有直接的血緣關係，因為，從1835年起，怡和洋行的馬地臣是這個公司的重要股東之一。這個公司的斯密斯在倫敦政治午台上非常活躍，他不但是下院輝格黨一個有力集團的首腦，而且還是巴麥尊“當作機密顧問”的密友。查頓正是通過斯密斯與巴麥尊的關係，直接和巴麥尊勾結，進而成為倫敦煽動、叫囂發動侵略戰爭的鴉片販子們的幕後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