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經堂詩話

王士禛（1634－1711年），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人稱王漁洋，山東新城（今山東桓台）人，清代文人。

王士禛的“禛”字，在他死後，於雍正時避諱，被改稱王士正。乾隆帝賜名士禎，並追謚文簡。

王士禛為順治十五年（1658年）進士，兩年後赴揚州推官任；后升禮部主事，歷充經筵講官，國史副總裁，官至刑部尚書。

其詩為一代宗匠，領袖清初詩壇數十年，與朱彝尊並稱為“朱王”。《四庫提要》稱“其聲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詩集，無不稱漁洋山人評點者，無不冠以漁洋山人序者”。他終生勤謹好學，著作豐富，有《帶經堂集》九十二卷，又刪定為《漁洋山人精華錄》十卷。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張宗柟輯其論詩語為《帶經堂詩話》，合卷首共三十一卷。

《帶經堂詩話》，清代王士禛撰詩話，共三十一卷。《詩話》首列《綜論》、《懸解》二門，輯源流、體制，以及佇興、人神等詩歌理論方面的語錄；次《總集》、《眾妙》二門，輯具體作家、作品、詩集方面的評論；再次《考證》、《記載》二門，輯句法音訓用字名物及武人、閨閣、棲隱、禪林等方面詩話；末以《叢譚》、《外紀》二門結束，共八門六十四類。李慈銘《越漫堂日記》稱此書“門類太多，或嫌瑣雜；重文並錄，又近贅疣，是其病也”。但能廣泛取材，網羅極全，也是編纂者的一大貢獻。

王士禛論詩主“神韻”：“神韻二字，予向論詩，首為學人指出”（卷三）。《詩活》在中國詩歌批評史、中國美學史上的價值，即由“神韻”標出。《懸解門》、《總集門》、《眾妙門》最集中輯錄了王氏的“神韻”說種種主張。其基本內涵有四：一、接著司空圖詩“味”說，嚴羽“妙悟”說講詩，極力推崇“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與“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為不易之論，將這一派詩論推闡全更充分的理論層次。二、強調詩歌創作的“佇興”自得，真趣本色，興會觸發、雲“有來斯應，每不能已；然須自來，不可力拘”，“每有製作，佇興而就”（卷二）。三、強調詩歌風格的“無跡可求”、“興象傳神”，稱頌王維詩“興會神到，自然高妙”，孟浩然詩“興會超妙，不似後人章句”（卷三）。四、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神韻”說的提出，既挽轉明代前後“七子”詩風“貌大中虛”、喪失生氣的積弊，又補救了“公安”、“竟陵”詩風“空疏”、“纖碎”的缺陷，因而開出了一種新境界。

然而，由於王氏出仕之初，清朝統治已趨鞏固；中年以後，又進入康熙盛世個人經歷的舒適，社會的相對太平，使王氏的“神韻”說成為“流連山水，點染風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時代審美需要的產物。

《帶經堂詩話》有乾隆年間初刻本、今人戴鴻森（夏閎）以同治十一年（1873年）廣州藏修堂重刊本作底本，參校乾隆原刻本，經刪刊重複，校正訛誤，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分上下冊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