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秀玲

公元1999年歲末，中國新華通訊社刊發了一篇二戰期間中國女人在比利時傳奇經歷的報道，迅即被《人民日報》轉載。中國中央電視台影視部和全國婦聯婦女發展基金會、瀟湘電影製片廠聯合支持下，以這位幾近銷聲匿跡於異國他鄉的“中國辛德勒”為原型的16集電視連續劇《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已拍攝完成，中央電視台初步擬訂該劇作為2002年一套黃金開篇巨作。曾被譽為“比利時的中國母親”的錢秀玲。

錢秀玲，1912年生，宜興新莊鎮（原大塍鄉）人。1929年，錢秀玲到比利時的魯漢大學化學系讀書。結識了具有俄羅斯和希臘血統的醫學系學生葛利夏，並與之結婚。

婚後，錢秀玲夫婦居住在比利時的一個偏僻小鎮艾海德蒙。丈夫在鎮上開了一家私人診所，錢秀玲在診所里當護士。

1939年9月1日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1943年5月德軍佔領了比利時，比利時人民不甘被侵，英勇地進行抵抗活動。鎮上有一個參加抵抗活動的青年叫羅傑，因炸毀德軍列車通過的鐵路被德軍抓住並被判處絞刑。羅傑的父母通過比利時國王和王後向德軍求情，但也無濟於事。錢秀玲從報紙上看到了德軍駐比利時和法國北部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馮．法爾肯豪森是錢秀玲堂兄錢卓倫的好友，錢卓倫曾是國民黨國防部第一廳廳長，國防部總參辦公室主任，中將軍銜。1934年至1938年，馮．法爾肯豪森在中國擔任國民黨軍事顧問時，與堂兄錢卓倫成為摯友，此人雖為德國軍官，但富有正義感，為人正直。錢秀玲連夜寫了一封信，並親自趕到布魯塞爾，懇求他赦免羅傑的死刑。

幾天以後，馮．法爾肯豪森下達了特赦令，釋放了羅傑。

1944年6月7日，在錢秀玲居住的小鎮附近的艾克興市，比利時地下抵抗組織殺死了三個德國蓋世太保，德軍開始了瘋狂的報復，逮捕了90多個青年男子，要求當地居民交出兇手。否則德軍將採取抓鬮的方式，每批15個人將被處死。人們再次懇求錢秀玲想辦法救人。

當時錢秀玲正懷著大女兒，她連夜坐一輛破車，冒著受冷槍和流彈襲擊的危險，趕到了布魯塞爾，請馮．法爾肯豪森幫忙。這一次連馮．法爾肯豪森也十分為難，因為他的厭戰情緒和釋放比利時抵抗運動分子，引起了蓋世太保的不滿並受到監視，希特勒也對他失去信任。但他看到一個大著肚子的異國女子的勇敢和真情，馮．法爾肯豪森還是下了決心。

第三天，被逮捕的九十多人放了回來。沒過幾天，馮也被調回柏林。

二戰結束后，為了表彰錢秀玲先後營救了近百個比利時國民的生命，比利時國王授予她“國家勳章”。艾克興市的市民們為了銘記這位巾幗英雄，特意將市中心的一條大道命名為“錢夫人”路。市政府還在古董店裡買了一座鑄有龍的中國銅塔送給她作紀念。

時間又進入了二十一世紀，比利時人沒有忘記錢夫人。2001年金秋時節，比利時艾克興市的市長專程到宜興，與宜興結為友好城市。艾克興市市長杜特里約先生在簽字儀式上地說：錢秀玲女士是宜興人民的女兒，是艾克興市的母親，我的父親就是錢女士從德軍槍口中救出的90多個青年之一，沒有錢女士，也就沒有我。

錢秀玲，1912年出生於江蘇宜興的名門望族。其堂兄錢卓倫，國民黨中將，曾歷任國民黨國防部第一廳廳長、國民黨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主任等職。

錢秀玲雖家境非常優裕，卻不驕不奢。她好運動，愛打籃球，喜愛化學。學生時代起，她即立志科學報國，最大的理想是去法國居里原子能實驗室學習，希望成為像居里夫人那樣的科學家。

1929年，17歲的錢秀玲像那個時代無數有抱負的青年一樣，孤身一人，負笈求學，來到比利時最有名的魯汶大學就讀化學系。在校期間，漂亮而又東方風韻十足的錢秀玲，和同校醫學系比自己大幾歲、具有俄羅斯和希臘兩種血統的葛利夏漸漸走到了一起。結婚後，錢秀玲夫婦居住在比利時一個偏僻小鎮，開始了他倆長達六十多年的相濡以沫的幸福婚姻，直到1996年葛利夏逝世。

1939年，二戰在歐洲爆發。懷抱科學理想的錢秀玲在炮火紛飛的年代來到淪陷的巴黎，找尋約里奧·居里主持的原子能研究所。只可惜，研究所為逃脫納粹魔掌，已遷往美國。面對人去樓空的大樓，錢秀玲黯然神傷，返回比利時。

1940年5月，德軍佔領比利時。在錢秀玲居住的艾海德姆鎮，一個參加抵抗活動的青年羅傑，冒著生命危險埋下地雷，炸毀了德軍軍列通過的鐵路。事情敗露后，羅傑被抓，旋即被宣判絞刑。

錢秀玲得知這一消息后，中華傳統文化在她身上所孕育的正義感把她推向了那段畸形歷史中的英雄舞台。和所有比利時人一樣，她決不願看到“爆炸英雄”悲慘的結局。偶然之間，她從報紙上看到馮·法爾肯豪森這個名字。“好熟悉的名字！……”

1934年至1938年期間，這位現任德軍駐比利時和法國北部戰區最高行政長官，曾在中國擔任國民黨的軍事顧問，與錢秀玲的堂兄錢卓倫互相賞識，最終結為莫逆之交。錢秀玲赴比國留學前，錢卓倫曾對堂妹說，要是遇上難事，可以找馮幫忙。

“馮現在是納粹頭子，會不會六親不認，更加大開殺戒呢？”雖然有著種種擔心，但救人如救火，錢秀玲還是馬上字斟句酌地給馮·法爾肯豪森寫了封信，懇求他能從人道主義考慮，設法使羅傑免於絞刑。第二天一早，她帶著這封信和堂兄錢卓倫的信，趕早班車到160公裡外的首都布魯塞爾。千辛萬苦找到馮后，錢秀玲開門見山地說明了來意，馮猶豫了一下說：“我會想辦法的，讓我試一下吧！”

幾天後，羅傑奇迹般地被特赦。錢秀玲救人的事情傳開了。在每個艾海德姆鎮人心中，錢秀玲是可愛的中國女人，是“英雄”。

1944年6月7日，在艾海德姆鎮附近的艾克興市，地下抵抗組織殺死了3個德國蓋世太保。德軍開始瘋狂報復，逮捕了97名青年男子，要求當地居民在一天內交出兇手。否則，將採取抓鬮的方式，每批處死15人。在心急如焚的時候，又有人想到了錢秀玲。

當時，錢秀玲正懷著大女兒。她挺著大肚子，連夜坐著一輛破車，冒著被冷槍和流彈襲擊的危險，趕到布魯塞爾。馮·法爾肯豪森沒等錢秀玲開口，就知道了她的來意。他為難了，錢秀玲卻決不放棄。

第三天，被逮捕的97個人奇迹般地又被放了回來。沒過幾天，馮被納粹德國調回柏林。這次見面成了她和馮在二戰中的最後一次見面。

二戰結束后，為了表彰錢秀玲的義舉，比利時政府授予她“國家英雄”的勳章。比利時國王與王后還將一幅最心愛的合影簽名后敬贈給她。艾克興市的市民為了銘記這位巾幗英雄，特意將市中心的一條大道命名為“錢夫人路”。

馮·法爾肯豪森回到德國就被蓋世太保抓了起來，作為異己分子準備送上法庭審判。但二戰結束的腳步逼近了柏林，德國投降，馮·法爾肯豪森作為戰犯又被交給盟軍監管。1948年，馮被引渡到比利時。1950年，馮作為德國在比利時的頭號戰犯接受審判。

聽到這個消息，錢秀玲坐不住了。她到處奔走呼籲，尋找她救助過的人聯名上書，主動接受比利時媒體的採訪。她告訴記者，馮是一個侵略者，但同時，他又盡其所能，從人道主義出發，使許多比利時人免遭殺身之禍。對他的功過應該全面評價。她說：“我在二戰期間為比利時人做過一點事情，國家因此授予我勳章。我的成功恰恰就是因為馮·法爾肯豪森冒著生命危險，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法庭開庭時，錢秀玲還和她救助過的幾個人出庭為馮·法爾肯豪森作證。最後，因為馮·法爾肯豪森作為德軍佔領軍的首領，對戰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當時，比利時有一位著名的反德國納粹女英雄——希茜拉·溫特偷偷地到監獄給馮送吃的、穿的。

馮服刑3年多，被提前釋放。馮與希茜拉·溫特攜手回到德國的波恩定居。1966年，馮·法爾肯豪森去世，享年88歲。

戰後，錢秀玲一家居住在首都布魯塞爾鄰近凱旋門的一所普通知識分子宅院里。走進錢家，看不見政府頒發的“國家勳章”，也看不見國王和王後送給她的珍貴禮物，據說她都讓兒子收到不知哪個抽屜里去了。每當人們景仰地向她提起當年的往事，老人總是淡淡地、帶著一絲抱歉回答：“我忘了，都記不得了。”倒是年輕一輩們追問，初戀時，葛利夏和她是誰先開始追求的對方，常常惹得老人飽經風霜的臉上泛出羞澀的興奮的潮色。老人的兒子說，她母親戰後很不願接受採訪，她寧願把那個扭曲的時代忘個一乾二淨。無數次過濾之後，她只願記住生活中最美好的東西，比如愛情，比如親情……

老人除了一位跟隨多年的從宜興老鄉請來的保姆，還育有一兒一女，也60多了。雖然離開家鄉已70年，居家服飾跟普通中國家庭和中國老太太一無區別。“鄉音無改鬢毛衰”，與自己人說話時，依然是自小那口帶著宜興口音的普通話。

錢秀玲所在的赫伯蒙鎮有一位名叫羅傑·傑拉德的青年，他是一名英勇的地下抵抗運動戰士。1942年冬，羅傑冒著生命危險，給抵抗運動傳遞了德寇軍列通過的信息。不久，因有人被捕后經不住納粹的嚴刑逼供，出賣了羅傑等三人。羅傑的家人很快就接到了蓋世太保的電話通知，要羅傑立即到警察局去一趟。只有羅傑自己知道，這一去恐怕就再也回不來了。但自打他參加抵抗運動的第一天起，他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羅傑向父母親告別後就趕去了警察局。

當時，駐紮在比利時的德軍採取一種“連保”的方法來對付抵抗運動，他們並不經常出面抓人。因為他們知道羅傑這樣的人不敢跑，即便是跑了，他們的家人也跑不掉，而整個鎮子的人更是跑不掉。

羅傑走後，他的家人按照他的要求，起先並沒有把這個消息告訴別人。可不久，他們接到了從布魯塞爾發來的通知書，羅傑已經被納粹判處死刑，鎮上也貼出了同樣的宣判書。

那大概是1943年4月的一天，錢秀玲去布魯塞爾看望朋友，在返回赫伯蒙的火車上，她碰到了羅傑的父母和姐姐，他們剛剛去布魯塞爾的監獄里探望了羅傑，他們把羅傑的事情告訴了錢秀玲。

羅傑的遭遇深深地打動了錢秀玲。回到赫伯蒙鎮，她發現，全鎮的居民都因羅傑等人被捕而陷入了極度的恐怖與焦慮之中。經過再三考慮，錢秀玲趕到了羅傑的家中。她告訴羅傑的父母，她要儘力去挽救羅傑的性命。羅傑的父母對錢秀玲的好意表示感謝，可談到救羅傑，他們卻只能是無可奈何地嘆氣。連比利時國王和王后的求情交涉都被德寇拒絕，一個弱小的中國女子又能幫上什麼忙呢？兩位老人握著錢秀玲的手，泣不成聲。

錢秀玲並非是為了安慰兩位老人，故意說些好聽的話。這時，她已經想到了一個人―德軍在法國北部和比利時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

在德國軍官中，法肯豪森可算是個“中國通”。1900年，他曾作為德軍中尉參加八國聯軍，到過中國。1934年夏，他再次來到中國。兩年後被希特勒任命為軍事顧問團團長，為蔣介石圍剿紅軍和抗日出謀劃策。1938年，迫於日本人的壓力，德國政府決定撤回軍事顧問團，停止對中國的軍事支持。而法肯豪森等人寫信回去，要求以個人名義留在中國，幫助中國抗戰。希特勒得知后，立即嚴令法肯豪森等人回國，並警告說，如不執行命令，將以叛國罪論處，並取消國籍，沒收財產。他們在德國國內的家眷，也將面臨嚴重後果。當年7月8日，法肯豪森等人在廣州揮淚登船。次年春天，已經退役的法肯豪森經希特勒勸說，重新穿上軍裝，成為德軍的一名將領。

錢秀玲最早是從堂兄錢卓倫（字企裴）那裡聽到這個名字的。錢卓倫是國民黨軍少將（后升為中將），歷任國民黨國防部第一廳廳長、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銓敘廳（主管人事的部門）代理廳長、國民黨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廳主任等職。1934年至1938年，錢卓倫曾與當時在中國擔任軍事顧問的德國軍官法肯豪森共事並結為密友。

在羅傑被捕前，錢秀玲就從比利時的報紙上看到了法肯豪森的名字，當時她心中不免一驚。時刻牽掛著祖國命運的錢秀玲心想，假如這就是堂兄提到過的那個德國軍官，他就有可能參與過中國早期抗戰重大決策的制定。如果他將中國的軍事機密泄露給德國的同盟國日本，後果將不堪設想。錢秀玲想到這裡，立即提筆給堂兄寫了一封信，把她的擔心告訴了堂兄。不久，堂兄就回信給她，他在信中告訴錢秀玲，法肯豪森雖然也是德軍中的一員，但他與那些頑固不化的納粹分子有不同之處。他是一個職業軍官，又對中國很有感情，不會幹出賣中國的事情。信中還說，此人極富正義感，為人正直。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在中國的那幾年裡，與不少中國人都結下了特殊的情誼。

聽說羅傑被捕的消息后，錢秀玲立刻就想到了堂兄的信中所言。如果法肯豪森真是像堂兄所說的那樣，他也許會將羅傑釋放，錢秀玲這樣想著。即使是有萬分之一的希望，她也願意去闖一闖。

錢秀玲從羅傑家中回來，鋪開信紙，字斟句酌地給法肯豪森寫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到了堂兄信中所談法肯豪森的為人，懇求他能從人道主義考慮，設法使羅傑免於絞刑。

第二天一大早，錢秀玲就帶著長子，頂著寒風，乘早班火車趕往160公裡外的布魯塞爾。錢秀玲的長子回憶說，那時正是戰時，火車走走停停，有時還會上來幾個德國士兵檢查證件。因為沒有電話可打，他們趕到布魯塞爾已經很晚，找到朋友家時已是半夜。後來朋友告訴他們，聽到有人按響門鈴，他下了一大跳，先讓家人躲了起來，然後才敢下樓開門。

在布魯塞爾，錢秀玲打聽到法肯豪森就住在王宮旁的一幢樓里，那裡也是德軍司令部，四周戒備森嚴，崗哨林立。可此時的錢秀玲已顧不上許多，她拿著自己寫的信、堂兄的回信和照片，徑直向大門走去。法肯豪森聽說是一位中國老朋友的妹妹求見，便讓秘書和她約定了見面的時間。

錢秀玲至今還記得，她按照約定時間再次去那裡的時候，是一個上午，大廳里站著很多德國軍官，他們用異樣的目光注視著她走進法肯豪森的辦公室。

寒暄之後，錢秀玲向法肯豪森出示了堂兄的照片，證明了自己的身份，而後便把兩封信都交給了他。她開門見山地請求法肯豪森免除羅傑的死刑。不知是錢秀玲的勇氣還是她那動人的話語打動了法肯豪森。臨走時，法肯豪森對她說，“我會盡量滿足你的願望。如果你需要我的幫助，隨時都可以來找我。”

幾天後，羅傑的父母親便收到了德軍的來信，說他兒子的死刑被改為有期徒刑8年。羅傑改判有期的同一天，在比利時另一個小鎮波依隆，一位被德軍關押的同名死刑犯也被放了出來。

秀玲為營救抵抗戰士勇闖德軍司令部的消息傳出后，比利時人奔走相告。她很快就成了人們心目中的女英雄。不少比利時人從各地趕來找她，請她去找法肯豪森，以救出被德軍關押的親屬。熱心腸的錢秀玲總是有求必應。她一次又一次地去見法肯豪森將軍，從虎口中救出了許多比利時人。

錢秀玲一共找了法肯豪森多少次？救了多少比利時人？現今已經不大好查清。她的長子回憶說，他與母親去布魯塞爾找法肯豪森至少有五六次。我也曾為此找過不少歷史學家，他們告訴我，當時許多人在親友被捕后，都會千方百計通過關係找到法肯豪森，或者是別的什麼德國高官，請他們手下留情。其中有不少人的地位都要比錢秀玲高。有的人既可能請了錢秀玲幫忙，也可能同時也找了別的人。最後被捕的人放了出來，或是被減了刑，這當中究竟是誰起的作用不那麼好斷定。

後來，我找到了一份戰爭剛結束時的比利時報紙，上面登有比利時記者對錢秀玲的專訪。她對記者說的話會對我們了解當時的情況有所幫助。錢秀玲說，當時法肯豪森曾得意地告訴她，“有很多人請求得到我的幫助，這好像是比利時人的習慣。他們總是通過直接或間接認識我的人找到我，讓我釋放某某人。羅斯麗公主（比利時王室成員）也給我送來了許多人的名單和材料，義大利大使館也有人送來材料，還有一些中立國使館的人來找我，他們都希望我能釋放某些人。”

戰後，錢秀玲救人的故事在比利時民間廣為傳誦，這當中也許會有一些誇張。但赫伯蒙鎮的一位老人對我說，這麼多年過去了，人是誰救出來的已經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錢夫人這樣一個中國女子，能夠在那樣一種環境下，不畏風險，多次去找佔領軍的首領法肯豪森。

“如果說年輕的錢秀玲是一個漂亮、敢作敢為的大家閨秀和五四青年，那麼90歲高齡的錢秀玲，經歷了生活的風風雨雨，可以說更加平和，更加純粹，更加返璞歸真了，甚至連她額頭的皺紋也返老還童般地日益舒展。短短一個小時的接觸，我覺得我們看到了她一生的歷史。”編劇趙冬苓這樣回憶2001年4月份的頭一次拜訪。

如果說生命是一條河，通過和錢秀玲老人的接觸，趙冬苓認為“遺忘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趙問：“艾克興市以您的名字命名的路名，到底是哪一年的事啊？”

老人攤攤雙手：“忘記了，都忘記了……”

趙又問：“國王給您頒授的勳章，您放在哪兒了？”

老人茫然地搖搖頭：“真……真不記得了。”

然而，當趙冬苓又問：“在你眼中，馮法爾肯豪森是什麼樣的人呢？”

“一個有道德的人。”老人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

事隔幾天，趙冬苓致電錢家要求再次拜訪老人。像每次接待來訪者一樣，老人穿著漂亮的藍旗袍，塗一點淡淡的口紅，準時等候著他們。當趙冬苓再次提起勳章的事時，老人沉吟了半天，還是那句：“不記得有這事呀？”

親屬在徵得老人的同意下，幫著趙冬苓找了老半天，仍是一無所獲。拜別老人後，她的親屬問趙：“今天是不是讓你很失望？”

“不，正相反，從老人的遺忘，我好像抓住了她最有價值的東西，我抓住了一個人物的魂。”趙冬苓激動地回答。

然而在拍攝期間，國內竟傳出了些不負責任的傳言。如關於她和德國馮將軍關係曖昧的種種“故事”。趙冬苓對此很氣憤，“這讓我們作為旁觀者也感到寒心。要是真有這些所謂的故事和污點，中國駐比利時大使和文化參贊斷斷不敢大張旗鼓地宣揚錢秀玲老人，文化部孫家正部長也不會在拍攝期間，兩次鄭重向比利時文化大臣提及此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