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援華

蘇聯援助中國抗戰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後，國際法西斯勢力不斷惡性膨脹，德、日、意三個法西斯戰爭策源地逐漸形成，這對蘇聯從東、西兩線同時構成威脅。此時的日本不僅要稱霸東亞，而且還覬覦蘇聯的西伯利亞。在這種情況下，對於蘇聯來說，積極援助中國抗日，以牽制日本，準備全力對付更加危險的德國可能發動的侵蘇戰爭，是比較明智的選擇。

蘇聯援助中國抗戰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後，國際法西斯勢力不斷惡性膨脹，德、日、意三個法西斯戰爭策源地逐漸形成，這對蘇聯從東、西兩線同時構成威脅。此時的日本不僅要稱霸東亞，而且還覬覦蘇聯的西伯利亞。在這種情況下，對於蘇聯來說，積極援助中國抗日，以牽制日本，準備全力對付更加危險的德國可能發動的侵蘇戰爭，是比較明智的選擇。

1932年12月12日，中蘇宣布恢復20年代末以後一度中斷的外交關係，並就對日雙邊軍事合作問題進行了頻繁 接觸。1934年3月，中國政府派軍事代表團訪蘇。此後，中國全面抗戰爆發，雙方經過多年的外交試探、接觸、協商，到1937年8月21日，中蘇兩國在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同時簽定了中國從蘇聯購入武器的借款協定。1937年9月，中國政府再次派軍事代表團訪蘇，向蘇方陳述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及與蘇聯的利害關係，同蘇方洽商了蘇聯對華軍事援助事宜。此後，蘇聯援華軍事物資開始陸續運往中國。1937年12月南京失陷，中國抗戰形勢更加險惡。中國政府呼籲美、英、蘇等國家給予援助。1938年5月10日，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致電蔣介石明確保證：“關於蘇聯方面援助一節，絲毫不必疑慮，蘇聯當盡其一切可能，援助正在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解放鬥爭中之偉大的中國人民。”

應中國政府邀請，自1937年11月開始，蘇聯政府陸續派遣軍事顧問和技術專家來華。僅武漢抗戰期間，援華蘇聯軍事專家達3665人，軍事顧問200多人，在中國服務的蘇聯總人數約5000人(含志願飛行人員)。參與援華的軍事顧問中，包括蘇聯衛國戰爭中著名的朱可夫、巴季茨基、崔可夫、雷恰戈夫、日列加夫等蘇聯元帥和將軍。僅1938年5月至8月的武漢空戰中，蘇聯空軍志願隊與中國空軍9次並肩作戰，共擊落日機62架，給日空軍以有力打擊。蘇聯空軍志願隊大隊長等15名空中勇土，為中國的抗日戰爭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中國抗戰初期，蘇聯的援助對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均產生了重大影響。

首先，蘇聯對抗戰的援助對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具有示範作用。在當時德、意、日邪惡軸心已經形成的形勢下，建立廣泛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成為擺在各國面前的首要任務。然而抗戰爆發后，中國政府多次呼籲美英等國給予援助均遭拒絕。相反，美國還大量供應日本各種原料和軍用物資。而蘇聯政府則在正確分析國際戰略格局的基礎上，深刻認識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基本趨勢，排除了狹隘民族主義偏見，以實際行動反對了綏靖主義政策。既維護了自己的戰略利益，又支援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還推動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並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戰爭樹立了榜樣。

其次，蘇聯在抗戰初期的對華支援，不僅從精神上進一步堅定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而且對中國抗戰從整體上產生了積極影響。中國抗戰牽制和消耗了日軍巨大的有生力量，贏得了時間，挫敗了其速戰速決的戰略意圖。蘇聯顧問在抗戰初期重要會戰中提出的許多寶貴意見為我軍制定作戰方針和計劃起了一定作用。大批蘇聯空軍志願人員的直接參戰，對中國空中作戰產生了積極影響。

我們也應注意到：蘇聯對華援助的目的主要是使中國緊緊纏住日本，使其不能北進，防止由此導致日本對蘇聯進攻。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援助始終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內，1939年起蘇聯開始放慢援助計劃執行速度。1941年4月13日，蘇聯不惜犧牲中國利益，和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實際上停止了對中國的援助。中國的抗戰也支援了蘇聯。中國死死拖住了日本侵略軍的主力，挫敗了日本“北進”計劃。日軍1938年7月之所以放棄對蘇作戰的張鼓峰進攻計劃，一方面是由於進攻失敗，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由於中國的英勇抗戰。

剛剛建立的新中國百廢待興，購買武器缺少現匯。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中蘇雙方於1950年2月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宣布對華提供3億美元貸款用以購買機器等物資，實際上內部議定這筆錢大部用於對蘇聯提供的海空裝備付款。

1950年10月，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出兵抗美援朝，並派周恩來、林彪赴蘇聯洽商武器問題。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國參戰，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種武器。

中國入朝部隊出發前，10月13日毛澤東致電在莫斯科的周恩來，希望他向斯大林交涉，所取得的武器最好採用租借方式，蘇方卻要將裝備折價算作對華貸款。1951年2月，周恩來與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大將在北京簽訂了關於蘇聯向中國政府提供軍事貸款的協定，規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國出兵抗美援朝為界，此前訂貨以全價付款，此後以半價付款。對此，蘇方的解釋是援朝應“共同負擔”，兩國各出一半的錢。當時中國對朝鮮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無償的，蘇聯卻對武器款斤斤計較。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斯大林也曾無償提供過部分裝備，主要是為了彌補雙方不愉快而做出的政治姿態。此間蘇聯提供的陸軍裝備，幾乎全部是二次大戰用過的舊品。如蘇軍已裝備AK-47自動槍，對華只提供波波沙－41衝鋒槍。蘇軍已逐步用T－54坦克換裝，便把淘汰下來的3000餘輛T-34運到中國，許多車體上還留有對德作戰時的彈痕，只是刷上一層新漆。蘇聯起初對華提供的七個師空軍裝備，有六個師配備米格—9這種1946年蘇聯研製出而感到不滿意的第一種噴氣式戰鬥機。中國空軍領導人認為其無法同美軍F-84交鋒，更不能抗衡F-86，為此同蘇聯顧問發生爭吵。斯大林考慮到兩國關係，才於1951年5月兩次致電毛澤東致歉，並無償送給372架米格—15。中國接受蘇援第一批武器后，將三個師裝備無償轉交朝鮮人民軍，斯大林聞訊後為顯示其更高的風格，決定再無償對華援助20個陸軍師的武器。1952年，蘇聯決定將60架伊爾-28輕型噴氣式轟炸機賣給中國，這也是斯大林在世時唯一對新中國提供的現役新式裝備。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蘇聯總共向中國提供了64個陸軍師、23個空軍師的裝備，大部分裝備系有償（半價）提供，就此中國欠下蘇聯軍火債30億人民幣，在當時摺合13億美元。1955年蘇軍從旅順撤退時，又移交了折價9．8億人民幣的裝備。這些軍事欠款，佔了中國對蘇欠款總額的六成以上。解放軍掌握這些武器，對於迅速提高戰術技術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澤東會見金日成時說：“我看還是要感謝蘇聯，它總幫助了我們軍火和彈藥嘛，算半價，還有汽車隊。”

蘇聯領導人中間赫魯曉夫對華援助的質量最高、意義最重大

中蘇關係破裂后的很長時間裡，國內曾出現一種傳說，即稱斯大林時期援華慷慨熱情，赫魯曉夫則扮演了撕毀援助合同和“逼債”的角色。其實，若是仔細研究歷史檔案和親歷者的回憶，在蘇聯歷屆領導人中，對華提供援助最多且質量最高者恰恰是赫魯曉夫。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臨終前沒有明確指定接班人，這使蘇聯領導層出現最高權力的爭奪。同年9月，赫魯曉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其地位還不能同斯大林擔任的總書記相比，急需得到中共的支持。據俄羅斯解密的檔案記載，1954年9月赫魯曉夫首次來華前主持召開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決定對華大幅增加援助作為禮物。伏羅希洛夫發言稱這是蘇聯經濟難以承受的，赫魯曉夫則說非如此不能使中國人感受到友誼。果然，在這次來華參加新中國成立5周年慶典期間，赫魯曉夫改變了斯大林過去的大國沙文主義做法，廢除了中蘇關係中一些不平等約定，議定從旅順撤軍和交還基地。對於提供常規武器，蘇聯也改變了斯大林時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舊品的做法，改為提供現役新裝備樣品和生產技術。

1954年11月起，蘇聯向中國提供了米格—17樣品及全套資料，中國於1956年仿製成功命名為殲—5殲擊機。1955年1月以後，蘇聯向中國轉交了AK－47自動槍、C-41半自動步槍、捷克加列夫輕機槍等技術資料，中國於翌年分別仿製成56式衝鋒槍（實際應稱自動步槍）、56式半自動步槍和56式輕機槍。蘇聯還提供了現役的T-54A坦克和各種火炮的樣品圖紙，中國仿造成功后命名為59式坦克和帶“5”字頭的各式火炮。中國軍工水平就此於50年代後期又實現了一次代的飛躍，在常規裝備領域已接近或達到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

赫魯曉夫在原則問題上反覆搖擺缺乏信義

赫魯曉夫時代對中國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幫助建造核彈、導彈生產企業和相應技術。1954年赫魯曉夫來華時，毛澤東曾提出過是否能在核彈、導彈技術方面提供幫助，蘇方採取了婉拒態度。1956年東歐出現反對蘇聯控制的波蘭、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蘇共黨內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在掌握軍隊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數中央主席團成員，卻未擺脫內外交困的處境。同年7月上旬，赫魯曉夫派主席團委員米高揚來華介紹情況，希望中共中央對他表示支持。毛澤東連夜主持開會研究，中共中央最後決定為照顧中蘇關係，並考慮到赫魯曉夫是當時蘇共領導中比較好打交道的一位，公開表態支持蘇共中央的決定。鑒於赫魯曉夫在政治上有求於中國，7月18日聶榮臻提出，應利用這一機會交涉核技術援助，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后馬上做出安排。此次蘇方反應空前迅速，7月20日蘇聯駐華總顧問阿爾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覆。據前些年已經解密的俄羅斯檔案記載，赫魯曉夫不顧軍方堅決反對，決定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生產技術，幫助建立核工廠。

1957年9月，聶榮臻所率的中國代表團訪蘇，赫魯曉夫在確認毛澤東同意訪蘇的消息后，同意簽訂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同年11月，毛澤東到莫斯科參加了六十一國共產黨、工人黨會議，在大會發言中表示了支持赫魯曉夫戰勝“反黨集團”，同時擁護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為首”地位。從同年末開始，蘇聯開始履行協議，對華提供了P-2導彈作為中國導彈事業的起步的最早樣品。翌年，蘇聯又向中國提供了所需核工業設備，並派出近千名專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鈾礦、包頭核燃料棒工廠及酒泉研製基地、新疆的核實驗場，中國正式進入了核工業建設和研製核武器的新階段。

1958年夏天，中蘇之間因“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發生爭執，翌年6月赫魯曉夫通知中國“暫緩兩年”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製造技術。1960年7月，蘇聯又撤回在中國核工業和軍工部門的專家，不再履行這一領域的協定。

中蘇關係惡化后毛澤東為表示“爭氣”提前還債

1960年春夏之際中蘇雙方出現嚴重分歧，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會議，重點討論“反修”問題。會議期間，傳來赫魯曉夫於7月16日突然通知撤退在華全部專家的消息，與會者都激發起一種勒緊褲帶儘快還債的情緒。會上有人說：“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有人提倡：“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毛澤東則以堅定的口氣說：“明年還清這個債。”在本國已經嚴重缺糧、缺副食的情況下，要“爭口氣”提前還債，確實顯示了一種自強和無畏的氣概。從同年10月起，毛澤東還帶頭不吃肉，以示同全國人民共渡難關。

中國方面顯示出不向蘇聯壓力屈服的態度，使一心想維護在國際共運中“為首”地位的赫魯曉夫處境尷尬。他為緩和對華關係，從1960年末至1961年春天一度部分地恢復了對中國國防和經濟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魯曉夫寫信給周恩來，主動提出願意提供當時最先進的米格—21戰鬥機的樣品和全部技術資料，以供中國仿製。2月27日，赫魯曉夫又致函毛澤東提出，願意借給中國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3月8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口頭答覆，感謝赫魯曉夫的好意，不過因出於“爭氣”和不願再欠蘇聯糧食的原因，中共中央提出可將這些糧食作為後備而未接受。

1961年3月，蘇聯政府又主動提出，在兩國貿易中間中國所欠的10億盧布逆差可分五年償還，不計利息，4月間雙方就此達成協議。當時這一消息由《人民日報》正式公布，在中國廣大群眾中間產生了好的影響。同年夏天，中蘇關係因阿爾巴尼亞等問題嚴重惡化后，蘇聯又不肯兌現再派對華專家和恢復援助的承諾，中國也開始了全面的“反修”鬥爭，“逼債”及由此造成經濟困難一說又以基層幹部宣講和民間傳說方式長期傳播。不過在中共中央致蘇共的公開信和政府聲明中，從來沒有提到過有“逼債”一事。

1965年中國提前還清了對蘇欠款，隨後又還清了國內公債，“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成為國內宣傳中自豪的話語。中國在國際債務中嚴守信用，此後多年間還成為國外願意對華大量投資原因之一，從這個意義看當年對蘇還債一事確實造成了長遠的良好影響，也顯示了中國人的志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