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鵑

生於上海。3歲時亡母，幼年隨祖母做手工活為生。

11歲進上海私立普志小學讀書，一年後輟學。

1938年祖母逝世，曾被送入上海基督會所辦的孤兒院。后經補習插班入浙江武康中學。

1943年隨兄參加新四軍，先在蘇中公學讀書，以後一直在部隊文工團工作，任過當過蘇中軍區前線話劇團演員、組長、分隊長、創作組組長等職。此時在《申報》副刊發表作品《生活》。

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4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藝組工作。

1977年當選上海七屆人民代表。

1944年隨兄參加新四軍，發表小說《一個女學生的遭遇》。先後任文工團組長、分隊長、創作組副組長。

1951年創作的話劇《不拿槍的戰士》獲南京軍區55年文藝創作二等獎。

1955年轉業到上海，任《文藝月報》編輯。出版小說集《關大媽》《黎明前的故事》。

1958年發表短篇小說《百合花》（《延河》1958年3期），以細膩的筆觸、清新的文風受到茅盾的讚賞，聲譽鵲起。

1960年起從事專業文學創作，是中國作協會員，又被選為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理事，出版了小說集《靜靜的產院》。“文革”中創作中斷。

1977年發表小說《出山》，重新開始創作。對歷史現實進行反思，批判極左路線的作品《剪輯錯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是其“文革”后的代表作品，文風柔美中見剛強。《剪輯錯了的故事》獲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歷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作協上海分會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國作協理事等職。還有小說集《高高的白楊樹》、《百合花》等，長篇小說《她從那條路上來》，散文集《惜花人已去》等。

二女兒--王安憶國當代文學女作家，被視為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於中國文壇的“知青文學”、“尋根文學”等文學創作類型的代表性作家。

丈夫--王嘯平是一位優秀的導演藝術家。早在部隊文工團時期，由他執導的十多部大戲和十多出小戲，均產生了很強反響，獲得了廣大指戰戰員的好評。進入上海人藝后，由他執導的《海濱激戰》《霓虹燈下的哨兵》《姜花開了的時候》《紅鼻子》《深深的愛》等一大批劇目，更是以嚴謹、質撲而又極富情感張力的特色，贏得了廣大觀眾的喜愛；同時，他早期撰寫的一些涉及舞台藝術的論著，也曾在廣大戲劇工作者、特別是部隊戲劇工作者中，產生過很大影響。

1998年10月7日在上海逝世。

從孤兒院走出的茹志鵑對母愛有一份特殊的理解，多少年後，當她成為中國傑出作家的時候，人們發現她的作品流淌出來的柔美情緒其實都可以用母愛來詮釋。

茹志鵑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生於上海。當她來到世界上時，家庭已經走向前所未有的衰敗。3歲時，母親因患白喉去世，接著父親又拋下家眷不辭而別，幼小的茹志鵑只好跟著祖母奔走於滬杭兩地，靠祖母做手工換錢過活。在杭州，她跟著祖母糊火柴盒、磨錫箔；在上海她跟著祖母到別人家裡翻絲棉、做女傭，或坐在破舊的灶披間里釘鈕扣、縫貼邊。茹志鵑童年的遭遇使她過早地感受到世態炎涼，對父愛母愛的強烈呼喚衝擊著她的心。

1936年11歲的茹志鵑隨祖母和四哥住在上海普志小學，她就近水樓台在這個小學讀了二年級。然而第二年抗日戰爭爆發了，上海情形危急，祖母又帶著茹志鵑和四哥回到杭州，在一個大雜院里租到一間房子住下來。不久祖母一病不起，丟下未成年的孫兒、孫女離開了人世。茹志鵑失去了世界上惟一的親情。

失去祖母的茹志鵑和四哥先是由三哥接濟，然後又被迫來到上海自謀生路。四哥進了一家鐘錶廠做學徒，茹志鵑則進了愚園路上的以內馬利孤兒院。這是一所基督教會辦的慈善機構，只收女孩。每日三餐粥，半天做工，半天讀書，晚上便沒完沒了的禱告。茹志鵑對這種囚徒式的生活忍無可忍。為了逃出虎口，她以“死”要挾院方放她出去，最後三哥賠償妹妹在院里生活數月的膳宿費，領走了妹妹。

茹志鵑懷著一顆憂傷而又迷茫的心在上海街頭彷徨，後來才在三哥的支持下入了一所婦女補習學校，後來同學又介紹她入了一所由美國女信徒在中國開辦的聖經學校。茹志鵑的文化基礎是在這個時候打下的。

一年後，茹志鵑兄妹二人作為淪陷區學生免費插入天目山武康中學三年級。在武康中學讀書時，她涉獵了不少現代文學作品，特別傾慕女作家廬隱及其作品，自己悲苦的身世和作品中凄惋感傷的調子有著強烈的共鳴。她在廬隱作品中找到了那一直蕩漾在內心的女性的溫柔和母愛的細膩。這股激蕩於胸的情愫瀰漫到她後來的作品中，也強化了後來她作為母親的角色。她1958年發表的代表作《百合花》是典型的抒情心理風格的小說，以空靈精緻的筆觸展示軍民間的詩情和厚意，柔美、纖細，洋溢著深沉的女性氣質，後來的《靜靜的產院》、《高高的白楊樹》、《剪輯錯了的故事》、《兒女情》、《一支古老的歌》無不蘊含著像百合花一樣迷離的女性的溫存和冷俏。茹志鵑從武康中學畢業時，在上海一家私立小學任教。1943年她隨兄參加新四軍，先在蘇中公學讀書，以後一直在部隊文工團工作，結束了無家可歸的生活。

新中國成立之初，茹志鵑與劇作家王嘯平結為伉儷，育有二女一子。多少年渴望和積澱的母親的激情終於得到釋放。做了母親的茹志鵑是興奮和驕傲的。她認為母愛是神聖的，但並不深奧，如果歸結為四個字，那就是“樸素”和“無私”。

茹志鵑和她的二女兒王安憶被稱為中國文壇柔美的母女花。外界注意到了王安憶的成長與她母親茹志鵑之間的神秘鏈。人們甚至設想茹志鵑如何手把手引導女兒走向輝煌的作家之路。但茹志鵑卻聲言王安憶的文學之路是她個人的選擇。王安憶也坦承她成為作家與她母親的影響是分不開的，但母親對她最大的影響是母親的形象或角色而不是寫作本身。王安憶1歲多便隨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裡接受最初的教育，讀小學時經常參加區、市的兒歌寫作比賽會，對文學產生了很深的感情。其實當初母親茹志鵑並不希望女兒將來成為作家，她倒曾希望女兒長大后能做個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王安憶上小學之後，茹志鵑特別關心她的算術，經常檢查她的數學作業本。茹志鵑還買過一架舊手風琴，讓兩個女兒安諾、安憶安安穩穩地在家裡學拉手風琴，免得在外面惹出麻煩來。也請過家庭教師，教女兒學英語。可王安憶卻對文學情有獨鍾。小學二年級時第一次看圖作文，別的小朋友三言兩語就寫完了，可王安憶一下子就用去了半個作文本。從此，她就有了專門的作文本，把自己想說的全記在那厚厚的本子上。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茹志鵑和丈夫去了“五七幹校”，大女兒安諾去安徽當了插隊知青。1969年初中畢業的王安憶也來到安徽五河縣頭鋪公社大劉庄大隊插隊勞動。王安憶住在一個農民家中，與主人家的五個兒女同住一屋。在這樣窮鄉僻壤的農村裡勞動，舉目無親，剛入社會的王安憶思想波動很大。母親寫信教導她如何面對生活，如何與命運抗爭。

那時一天勞動下來工分剛夠寄一封信。她平時在日記里寫自己，在給母親的信里除了寫自己的思想、勞動外，著重寫在農村的所見所聞。她在信中描寫所在的村莊，周圍的農民和男男女女的生活，寫得很認真，很細緻。她把日記和信當作小說來寫，她在描寫生活的同時認識了生活。王安憶也是從寫給媽媽的信和日記里，無拘無束地、不知不覺開始了她創作前的練筆階段。寫作是女兒的選擇，茹志鵑尊重她的選擇。但她對女兒說，要當作家就要做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

王安憶創作的初期，茹志鵑還看過她寫的初稿，尖銳地提過意見。王安憶去北京文學講習所學習時，曾把她寫的《幻影》寄給母親看。母親看了以後，就給父親看，當母親寫回信時，詳盡地提了意見。後來茹志鵑就拒絕對女兒的作品提意見了。她覺得作家不是靠改稿改出來的，要想做一名優秀的作家必須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探索。

女兒一開始不理解母親對她的“冷淡”，後來才體味到母親的良苦用心。這使得王安憶在創作上漸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從文壇脫穎而出。1976年，王安憶的散文處女作在《江蘇文藝》上發表，接著創作了取材於農村生活的《尾聲》、《這個鬼團》、《小院瑣記》等小說。1978年王安憶調上海《兒童時代》任編輯，1980年小說《雨，沙沙沙》在全國引起反響。

王安憶的筆下多是平凡的小人物，或凄迷執著，或倔強剛毅，但都飽滿可愛、栩栩如生，無不貫穿了王安憶心中的"人性美"和"理解美"。她的小說《流逝》、《小鮑庄》、《小城之戀》、《紀實與虛構》、《長恨歌》在文壇上引發的震動，不僅是藝術的，也是人性的。評論家認為，也許是源於某種血脈相承的東西，也許是女性作家的共通，茹志鵑和王安憶母女有著不同的生活經歷，不同的思想底蘊，但作品中透出的清新、柔美和正義感同樣精彩。

母親對兒女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茹志鵑經過苦難的童年，經過戰爭的洗禮，對人世間的愛懷著一種無比虔誠的態度。王安憶從母親那裡體味到一種母愛般的人間之情。有一次，女作家陸星兒生了病，王安憶馬上從浦西趕去浦東，幫助辦理各種雜事，料理她的生活。

1999年，在雲南最偏僻的少數民族地區，辦了一個依靠社會助學的小學四年級班。收讀的都是家境困難的女孩子。王安憶聽到了這個消息，就與其中一位女孩子結“對子”，每年資助她上學的費用。像她母親一樣，她有中國婦女傳統的美德，一顆樸素而執著的愛心。生活上的王安憶浸潤在自己的讀寫領地里，像一個農人一樣，辛勤從事著自然誠實有所期待的勞動，樸素、安靜，不製造話題和事件，更不炒作自己。理解和繼承了母親所有樸素的美德。

有人說，作為母親，茹志鵑最大的驕傲就是二女兒王安憶的功成名就，但茹志鵑卻認為，作為母親，她只教會了孩子如何面對生活。如何面對生活，如何深刻理解人生的意義，是茹志鵑賦予兒女們的智慧。她的大女兒王安諾在安徽農村飽受鍛煉，憑著頑強的毅力度過了人生最困難的日子，後來成為了一位出色的語文教師和文學編輯。她的兒子王安桅原來也只是一個售票員，但通過勤學苦練成長為電影劇本的編輯，完成編輯電影劇本上下集《走出地平線》、《無品文官浪漫曲》。其中《走出地平線》電影榮獲1993年全國“五個一”工程獎。

茹志鵑幼時家貧，3歲喪母。后隨祖母輾轉於上海、杭州兩地袁靠家庭手工勞動艱辛度日。其哥茹笳，上海美專畢業，擔任過某劇團導演，與國民黨武康縣縣長楊維禮為舊識。當時上海在日軍的鐵蹄下社會混亂、民不聊生。茹笳通過楊維禮的關係。

1941年秋，把他17歲的妹妹茹志鵑轉到辦在莫干山腰的后塢天泉寺的“武康縣立戰時初中”（前身是湖州東吳大學附中。

1938年搬至莫干山遙現為德清二中）讀書。當時校長為張鏡心，老師有何建春、徐則達、陳錦枚、羅辛蒙等10餘名，羅老師為茹志鵑班的語文教師。

校址雖距敵占區有十餘公里之遙，但日軍時有竄犯遙為保學校安全，包括茹志鵑在內的200多名師生，又搬遷至崇山環抱，異常偏僻的安吉縣曉村何家祠堂上課。很多學生分散住在當地村民家中。不久，因條件艱苦，遠離武康等原因，學生減至100多人，有3個班。1942年又搬回莫干山公埠局（現在的俱樂部處）。1943年7月，茹志鵑在野武康立初中冶畢業，由她哥茹笳接回到上海，在頤生小學任教半年。

1943年11月22日，她的第一篇小說《生活》在《申報》發表，后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在革命部隊期間，創作不少歌詞、快板和廣場秧歌劇。1952年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解放后第一篇小說《何棟樑和金鳳》。1958年3月在《延河》雜誌上發表了成名作《百合花》。同年9月，被《人民文學》轉載，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后又被改編成電影，許多讀過《百合花》作品的人都知道，裡面有很多描寫山岡堯搬扛毛竹等情形，應該說都是在德清、安吉時茹志鵑生活見聞的某些投影。

2003年8月上旬，王安憶到德清尋找母親青少年時的足跡。8月3日，到母親曾經就讀的母校——德清二中，尋訪母親當年的校友，德清二中離休的高級教師，曾與茹志鵑同學兩載的汪祖榮向王安憶講述了1941年—1943年其母當時在戰爭陰影籠罩下的學習生活和避亂等情況。這段回憶使王安憶感觸頗深。同年8月5日，王安憶又在原莫干山報社內為德清縣60多位文學愛好者進行文學講座，講授了寫作動機、寫作背景、寫作命題、寫作方式等課題，並與大家進行座談和面對面的交流，在德清的廣大業餘作者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茹志鵑擅長寫抒情心理小說。表現戰爭題材，以空靈精緻的筆觸展示軍民間的詩情和厚意；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生活，那柔美纖細的筆觸常游弋在勞動女性的心靈世界，顯示人物內心的熱切和性格的賢淑。進入新時期以後，茹志鵑的視野變得更寬廣而深邃，作品“從微笑到沉思”，溫存中透出辛辣，熱情里蘊含冷峻，創作風格有所發展。她的創作以短篇小說見長。筆調清新、俊逸，情節單純明俠，細節豐富傳神。善於從較小的角度去反映時代本質。

茹志鵑她的許多作品如《百合花》《靜靜的產院》《如願》《阿舒》《三走嚴庄》等都受到過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鏡等老一輩作家的好評，一些作品被譯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國文字在國外出版。新時期以來，茹志鵑又發表了10多篇小說，隨著主題的深化，風格亦有所改變，於清峻中隱含鋒芒。

兒時跟茹志鵑在文工團里戰鬥生活了好多年的鄧友梅講述：茹志鵑很壯，兩肩寬平，是力量型的女人。鄧友梅說他很小的時候就編在茹志鵑的班裡，茹志鵑是班長，又是大姐姐，待他情同手足。他的生活、學習及文學愛好，受茹志鵑的引導、影響很大。他很懷念她，1998年去上海，和茹志鵑的遺體告別，心裡很悲痛、很亂。他說他一定要寫點什麼，《人民文學》約他寫茹志鵑，他正在沉澱情緒。跟茹志鵑長別的當天，鄧友梅便去了沂蒙山區，一是出差，二是重溫當年。當年的沂蒙山青山綠水，曾經滋潤了茹志鵑和她的戰友。毫無疑義，茹志鵑是在沂蒙山上採摘了一朵百合花。

說到茹志鵑的人格精神，鄧友梅講了一個例子。有一次行軍途中，有一個女團員走不動了，茹志鵑二話不說，背起來就走。鄧友梅說，看到女同志背人，一路小跑，真是還沒見到第二例。茹志鵑能幹，肯干，吃苦耐勞，而且性情爽朗、大氣，鮮有女性的矯揉，這與革命隊伍的鍛煉有關，當然與她的身世也是有牽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