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反而會降低其他國家的安全感，從而導致該國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現象。

“安全困境”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用以解釋國際緊張、對立乃至衝突形成機理的一個基本概念和命題，自20世紀中期該概念提出以來，被各國學者所廣泛吸收、借鑒、運用於分析和說明國際安全環境與本國的安全境況。

“安全困境”的核心問題，是國家間的恐懼感和不信任感。巴特菲爾德把這叫做“霍布斯主義的恐懼”（Hobbesian fear）。他指出，在這樣一種局面下，你會對其他國家有現實的恐懼感，別國也會對你有同樣的恐懼感。也許你對別國根本無傷害之意，你所做的只是一些平常不足為奇的事情，但你無法使別國真正相信你的意圖。你無法理解別國為什麼會如此的神經質。反之亦然。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以為對方是有敵意的、無理性的，都不肯作出可使大家都獲得安全的保證或承諾，軍備競賽的不斷升級，就是這種“安全困境”狀態的產物。

針對“安全困境”問題，一部分現實主義者認為，只要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不得到本質上的改變，“安全困境”就是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和消除的；而一些新現實主義者則主張以新的思維來解決這一問題，提出了“以合作求安全”的觀點。

“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形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有文獻記載的公元前五世紀。其時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寫道，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長以及由此導致的斯巴達的恐懼使得戰爭無法避免”。

隨著研究的深入，在這一領域湧現出諸如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傑克·史奈德（Jack Snyder）、阿蘭·柯林斯（Alan Collins）等一批著名的學者，並出版了大量的相關文獻。但人們為“安全困境”所下的定義也越來越多，並由此產生了一個如何界定“安全困境”的問題。根據英國學者阿蘭·柯林斯對以往學者對“安全困境”所下定義的總結，常見的大致有以下四種：

這類定義關注因“安全困境”的運行所產生的結果，強調一國如何因其所採取的行動而無意間損害了鄰國的安全。羅伯特·傑維斯、查爾斯·格拉澤和巴里·布贊就是此類定義的代表。例如，傑維斯認為當一國尋求增加自身安全而採取的大多數手段具有不經意間損害他國安全的效果時，安全困境就會發生。布贊也同樣認為，“當國家為自己尋求權力與安全時，很容易威脅到其他國家對權力與安全的追求。”

這類定義主要關注“安全困境”的“自我挫敗”（self-defeating）特性。羅伯特·萊伯認為，通過增加它們的權力，國家“並不必然增加它們自身的安全，因為它們的鄰國和對手也會訴諸同樣的手段。實際上這種加強軍備的行為傾向於使得所有國家更不安全，因為它提高了所有各方面臨的潛在威脅的水平”。巴里·波森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把安全困境定義為一種情形，在這種情形里“一國為加強自身安全所做的一切招致反應，最終使得該國與以前相比而不安全。”

此類定義主要側重於解釋“安全困境”這種現象的起源，關注於國家間的互動。赫伯特·巴特菲爾德在闡釋“安全困境”的機理時寫道，“你知道你自己無意加害於他，除了尋求對自身安全的保障外，你對他一無所求；你絕無可能完全認識或記得這麼一點，即他無法透視你的心靈，因而他對你的意圖就決不可能像你對這意圖一樣放心。”尼古拉斯·惠勒和凱恩·布思則認為，“當一國的軍備行為在另一國的思想中造成關於它們是用於防禦目的（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里加強自身的安全）還是用於進攻目的（改變現狀以使其對己有利）而無法決斷的不肯定時，安全困境就會存在”。惠勒和布思還把這種無法決斷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視為界定安全困境的首要特性。

這種定義強調國家所處的絕望的境地，無論採取哪種選擇，一個令人無法滿意的解決方法是唯一的結果。理查德·斯莫克在述及此點時寫道，“在本質上，“安全困境”的觀念認為，如果一國在保衛自己安全上無所作為，它不會感到安全，但是任何保衛自己安全的努力必然威脅到他國或多國的安全，結果該國面臨著一個困境：如果它不採取行動，它將不會感到安全，而假如它那樣去做仍然感到不安全”。

1、善良的意圖（benign intention）；2、無法決斷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3、自我挫敗或矛盾的政策（self-defeating/paradoxical policies）。

從20世紀80年代至2009年，中美兩軍關係發展就一直呈現發展、停頓、再發展、再停頓、再恢復的狀態，進入了一個“時好時壞的怪圈”。從理論上來說，這一怪圈意味著中美雙方在某種程度上陷入了一種所謂的“安全困境”。就中美雙方而言，這種所謂的“安全困境”更多地體現在美國方面。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軍事力量也被視為大國成長的“肌肉”，越發吸引世界眼球。中國在國慶閱兵中坦率地展示出“讓人感到震撼”的各種高新裝備后，西方圍繞中國軍力的議論更加熱鬧。

但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國際格局的深刻變化促使美國重新審視對華關係。於是，繼布希政府自稱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之後，美國在對華政策上最近（2009年10月）又拋出一個新的概念——“戰略保證”（英文原意為“重建戰略互信”）。即美國歡迎中國作為“一個繁榮昌盛大國”的崛起，但是期望中方保證“不會以其他國家的安全和福祉為代價”，意即中國“保證”不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奧巴馬政府上台後，華盛頓向北京提出恢復兩國軍方工作會晤。

很顯然，橫亘在中美之間這四大障礙都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因此，如果美方真想走出中美之間的“安全困境”，就必須正視中方的關切。

中日之間存在著“安全困境”，雙方的認識和處理恰當與否都直接關係到兩國未來的發展。中日安全困境表現為客觀性與非客觀性相交織的特點，在中日關係互動中，非客觀性因素日益突出地影響、左右了兩國關係的發展形態。中日之間存在的安全困境就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中日安全困境的建構主義分析可以使雙方從一個新的角度認識彼此，有利於推動雙方解放思想，擯棄舊觀念，實現互利合作；有利於“安全困境”的消弭。

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一上台便高調將“東亞共同體”列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此舉自然有搶佔道德制高點的嫌疑。儘管目前這一構想還相當模糊，卻已獲得中國和韓國領導人的認同，並被寫進《中日韓合作十周年聯合聲明》。這說明三國間的合作已經走到了新突破的門檻。事實上，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制度就可以看做是這一共同體的雛形。

中國越來越重視向世界宣傳中國的國家形象

“安全困境”是國際和平與穩定的潛在威脅，它“不僅製造了衝突和緊張而且為誘發戰爭提供了動力”。因此如何緩解和擺脫安全困境就成為人們研究的焦點。首先，在安全困境能否被擺脫的問題上學術界存在著爭議。

1、以羅伯特·傑維斯、巴里·布贊為代表的悲觀派認為，安全困境是無政府國際體系的固有特徵。20世紀80年代早期，巴里·布贊提出了“成熟的無政府”（mature anarchy）這一概念。他認為一個“成熟的無政府”將是一個高度有序和穩定的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國家將享有更大程度的安全感，這種安全不僅來自於他們自己內部的力量和成熟，而且也來自於規範它們之間關係的制度化規則的力量。布贊思想的核心就是用制度和規範改良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減輕國家間對相互意圖的不肯定性，從而達到緩解安全困境效果的目的。

2、羅伯特·傑維斯則主張建立安全機制（security regimes）以對國家間的權力鬥爭施加某種規範性限制。在這個機制中，各個國家認同一定的準則、規則、原則。這些規範性的東西可使加入其中的國家互惠互限。如果國家在這樣的安全機制中共存，那麼一國軍事潛力的增加，將不會導致其他國家跟著效仿作出相應的增加。相反，基於這樣的認識即共同接受的行為規範將限制相對較強的國家利用其暫時強大的地位，這些國家將會容忍它們所處的虛弱地位，安全困境由此也將不復存在。

3、建構主義學派作為後起之秀也加入了這場大辯論中，並從社會建構的視角提出了自己緩解乃至擺脫安全困境的方法。其代表人物亞歷山大·溫特認為，“自助和權力政治都是制度，而不是無政府的基本特徵。無政府是國家們自己創造的”。正是國家間的互動以及政治家們從這種接觸中所獲得的認識將決定安全困境是否發生。他認為，如果一國政治家通過在與他國政治家互動中學習這樣一個過程，能夠認識到另一國不是一個威脅，那麼他們將能夠理解他們各自對對方的擔憂並重新相互確認他們的意圖。

經過縝密的論證和分析，傑維斯認為如果能滿足以下兩個條件，那麼特定的軍事態勢能夠緩解安全困境：（1）在爆發戰爭時，防禦必須被認為擁有優勢；（2）一個進攻性態勢必須能與一個防禦性態勢區分開來。

“安全困境”是國際政治學領域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它的存在和發生與主權國家體系緊密相聯。但就主權國家的政治關係而言，可以肯定地說，世界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仍將繼續處於無政府狀態。在這樣一個充滿危險的世界里，追求安全將始終是所有國家需要最優先解決的問題。

“安全困境”在國際關係中長期存在併發揮作用是不爭的事實。例如當今印巴之間、朝韓之間、阿以之間仍存在著安全困境，有時表現還很活躍。研究安全困境，對於控制危機、緩解衝突、保持地區和平與穩定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另一方面，冷戰結束后，“安全困境”概念的運用有擴大化的趨勢。有的學者用之來解釋國內衝突爆發的原因；有的則關注其在社會領域所發揮的作用；還有的學者則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困境”未來的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