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斯特·瑟羅

萊斯特·瑟羅(Lester C. Thurow)1938年出生於美國蒙大拿州利文斯頓鎮，1964年在哈佛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他曾在約翰遜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工作一年，但絕大部分時間 都是在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MIT）等院校任教，現為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賴彌爾森（Lemelson）管理及經濟學教授、世界財經管理趨勢大師，曾任美國民主黨的經濟參謀；1987至 1993年擔任MIT史隆管理學院院長，1996年起於MIT任教，專研國際經濟、總體經濟、公共財務及所得分配。《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評譽瑟羅為“經濟論辯中，極具說服力的分析家及優秀的闡釋者”；知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則稱頌瑟羅是“將經濟觀念詮釋得簡單清楚的經濟學家”。瑟羅教授在輿論界和政府決策界影響很大，他長年為《紐約時報》、《時代周 刊》、《新聞周刊》等發行量甚大的報刊撰文，並時常在電視中就企業和公眾感興趣的經濟問題發表見解。被認為是世界級的經濟問題權威。擅長宏觀經濟學、化共財政、收入分配、世界經濟和管理學。瑟羅相信，除了理性的經濟分析外，經濟決策還應多加考慮“更人性的因素”，包括動機、團隊精神、人性、合作等，以及政治與社會層面的影響，這些都應該放回經濟學的領域，依此建構個體經濟學，進而架構全球經濟。他的論述極具分析性，經常能像“丟一枚炸彈”似的引起經濟學界與企業界的廣泛重視。擅長宏觀經濟學、化共財政、收入分配、世界經濟和管理學。著述頗豐，已有14部專著問世。特別是《零和社會：再分配與經濟變革的可能性》一書出版后，被譽為美國政壇和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聲音；《21世紀的角逐》列《紐約時報》非文藝類圖書排行榜榜首。是《新聞周刊》的撰稿編輯，《紐約時報》編輯委員會的主要成員。

瑟羅教授著書甚豐，而且越寫越暢銷。他的主要作品包括： 《零和社會：分配和經濟變革的可能性》(1981)

《知識經濟時代》（Building Wealth: The New Rules for Individuals, Companies, and Nations in a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危險的趨勢：經濟學的現狀》（The Zero—Sum Society，1983)

《零和社會解決方案：建設國際水平的美國經濟》 (1985)

《21世紀的角逐：行將到來的日、歐、美經濟戰》(Head to Head，1992)

《資本主義的未來：當今各種經濟力量如何塑造未來世界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1996)等。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萊斯特·瑟羅】中國“大國崛起”將不過是鏡花水月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著名教授萊斯特·瑟羅近日給議論紛紛的“中國世紀”說潑了一瓢冷水。在題為“中國世紀？也許是下個世紀吧”的文章中，這位教授指出，作為一個不發達的經濟體，中國要在人均收入上追上美國，至少需要100年以上的時間，因此，“也許會出現一個中國世紀，但那個世紀是22世紀，不是21世紀”。

瑟羅的理由之一在於人口。中國人口在不久的未來，將呈下降趨勢，然而美國與此相反，到22世紀初，其人口將是目前的兩倍以上，兩國目前巨大的人口差距將會持平。並且，美國並沒有止步不前，經濟增長仍快於其他許多大國。一個人口規模正在拉近中國、仍在發展的美國，怎麼會被中國超過呢？

瑟羅說錯了嗎？還是認真對待他的說法為好。瑟羅對人口變遷與長周期的經濟增長的考量，乃基於對過往歷史的總結。他所關注的，主要還是中美兩國人口數量對比關係上的變化，其實，從人口年齡結構來論，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的現實，會給中國未來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同樣不難預料。

從2005年11月1日零時正式啟動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表明，截至調查啟動當日，中國65歲及以上的老齡人口首次過億，達到10045萬人，佔總人口的7.69%。但這一評估是參照發達國家的做法，建立在將老年年齡定為65歲以上為前提的。一些發達國家以65歲以上人口在國家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來衡量老齡化程度，是因為這些國家的退休年齡普遍在65歲左右。而中國男性退休年齡，一般為60周歲，因此中國計算老齡化，其實應以60歲以上老年人所佔比例為準。按照這一標準，中國從1999年起就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因為從那一年起，年齡達60歲的老年人的比例已超過10%。

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年輕人口和勞動人口將大量減少，中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可能受到很大限制，其情形近年來已被不少專家學者論及。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快速發展，其中的基礎，很大部分是在1949-1978年間打下的，當時相對為高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長水平，一方面帶來了難以消化的就業壓力等問題，但另一方面也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源源不絕的人力資源。這一“人口紅利”將一直延續到2015年左右。然而，上世紀90年代以來出生率的急劇下降，將使本世紀20年代以後，年輕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顯著降低。在因老齡人口增加而使負擔加重的同時，國家總體活力和創造性卻在減弱，它將改變國民收入投向，從而影響國家未來發展進程。

一個國家的發展，從經濟角度來說，是由投資和消費兩部分組成的，這兩方面只有達成均衡，才能維持國家發展進程不被打斷。而投資和消費的均衡，又取決於對國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按照美國政治學者羅伯特·吉爾平的研究，一個社會的國民收入分成三大部分：防務、消費（私人的和非軍事的公共消費）和生產性投資。而人口老齡化將打破國民收入的分配均衡，使消費增長而投資減少。

這種情況事實上已現端倪。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2004年中國基本養老保險的支出總額比2000年猛增了65%，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支出比2003年增長了三成多，超出了基金收入的增長速度。中國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障壓力的顯著加大，無論政府、企業還是社會都已有清晰感受。

而到2015年左右，隨著“人口紅利”的基本喪失，中國將面臨更為沉重的內部消費壓力，特別是養老壓力，用於物質和財富再生產的投資還能不能像現在這樣得到充分保障，吸引外資的能力還能不能像現在這樣強，不能不打上一個大“？”。如果那時中國因此發生經濟發展速度減慢甚至停滯，今天國人熱衷談論的“大國崛起”、“偉大復興”，將不過是鏡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