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鮑曼

1900年6月17日出生於德國韋格萊本。總受過七年的教育，而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後曾從事過農場的工作，曾參與德國右翼組織“自由軍團”。

1923年因政治謀殺被判有罪。

1924年在監獄里待了一年。出獄后參加了德國納粹黨活動。

1927年參加帝國衛隊，並加入了納粹黨。在一年後就上升為納粹黨的領導班子，同年接掌保險機構並將這個機構擴展為納粹黨的黨內保險機構。

1929年成為希特勒的私人秘書。

1933年任納粹副元首魯道夫·赫斯的辦公室主任。

1934年任納粹黨中央黨部書記。

1941年任納粹黨黨務總管，納粹德國總理府主任（內閣成員）。

1942年成為希特勒首席秘書，掌握了希特勒對外的聲明，對政府政策的影響也逐步增加。

1943年再次兼任希特勒的秘書。

1945年4月29日被希特勒指定為納粹元首遺囑執行人，希特勒自殺后，於5月1日晚秘密逃離總統府地下室，此後下落不明。

1946年在紐倫堡審判中，以戰爭罪和反人道罪被缺席判處死刑。因為當時還沒有確認馬丁·鮑曼已經死了，稱馬丁·鮑曼已死的證人未能說服法官。之後，鮑曼的下落出現無數版本，其中流傳最廣的是他潛逃南美並隱姓埋名。直到1972年阿根廷警方還在薩爾塔省尋找鮑曼的蹤跡。據《時代》周刊統計，戰後共抓到15個“假鮑曼”。

1998年通過基因測試，正式確認該骸骨是馬丁·鮑曼。

父親西奧多·鮑曼（1862年7月1日—1903年7月8日）是一個高級郵局職員。

弟弟阿爾伯特·鮑曼也是納粹黨的高級領導人之一，其夫人蓋爾達是一名納粹黨法官的女兒。

希特勒青年隊隊長亞瑟·亞克斯曼堅稱，1993年巴拉圭的一份警方報告披露，1945年5月1日鮑曼離開希特勒地堡后，從1956年開始一直在該國居住，直到1959年2月才死於胃癌。

1945年5月希特勒死後，在蘇聯軍隊逼近柏林時，他與希特勒的最後一位私人醫生路德維希·斯達姆普菲格與元首地堡中的其他人企圖從街巷戰最嚴重的柏林市中心突圍，兩人在這個過程中與其他人失散（另一說法為：他借用希特勒藏身的地下掩體逃離，此後他便神秘失蹤）。

鮑曼家族的後代1996年向法蘭克福最高檢察官提出請求，要求通過DNA分析方法最終確認1972年挖取的2號頭蓋骨的真實身份。專家們從鮑曼家人身上抽取了血樣，並從遺骨上取下一小塊骨骼。鑒定結果發現，兩種試樣的遺傳密碼完全吻合，2號頭蓋骨確是德國納粹頂級戰犯馬丁·鮑曼的。屍骨的嘴中有玻璃碎片，暗示他可能是吞服氰化物自殺。因此1973年4月一家西德法庭正式宣布鮑曼死亡。然而令人起疑的是，在柏林發現的鮑曼頭蓋骨上，卻有著巴拉圭粘土的痕迹，那種粘土柏林地區根本沒有。

法國前情報官皮埃爾的著作《無法觸摸》中披露二戰後鮑曼並沒有死，而是和前蘇聯、戰後德國達成一項秘密交易，用納粹秘密寶藏交換，讓盟軍饒他一命。1959年2月鮑曼才在南美國家巴拉圭患癌症而去世。皮埃爾道：“我相信鮑曼1959年死在了巴拉圭，葬在了伊塔鎮，然而三四年後，有人賄賂了巴拉圭墓官員，將他的遺骸帶回了柏林，埋在了一個政府計劃大興土木的地方。因為鮑曼屍骼如果在柏林被發現，就可以證明他的確是在1945年死在了柏林。”皮埃爾稱，調查馬丁·鮑曼下落的過程充滿了艱辛。他對記者道：“我認為，故意讓這樣一個該為納粹暴行負責的戰犯逃脫歷史的審判，是非常荒謬和污穢的事。”

1948年26歲的法國情報官員皮埃爾·菲倫特·德維爾瑪萊斯特在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邊境碰到了一名酷似鮑曼的路人，“我有他的通緝令，我相信那就是他”。皮埃爾將自己的發現報告了上司，但他的上司卻對他的“發現”不感興趣。據皮埃爾稱，他後來又在瑞士邊境的一個火車站上再次和鮑曼相遇，皮埃爾也再次向上級彙報了他的發現，上司仍沒有反應。皮埃爾由此開始獨自調查，發現了驚人的秘密。

皮埃爾在新書中稱，馬丁·鮑曼和另一名失蹤的納粹甲級戰犯海因利·希勒在二戰結束前，已經和前蘇聯戰時反情報組織Smersh頭子維克多·阿巴庫莫夫將軍達成了一項秘密協議。

據報道，馬丁·鮑曼是納粹黨大筆秘密財寶下落的惟一知情人，納粹帝國銀行曾經貯藏了大量從被殺害的猶太人那裡掠奪的巨額黃金、珠寶和貨幣，鮑曼將納粹寶藏分散到了歐洲和南美各地。皮埃爾說：“美國和英國之所以也不願逮捕鮑曼，是因為前西德第一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和他的顧問們也想和鮑曼做交易：阿登納身邊的一些人是鮑曼的友人，鮑曼通過友人向西德政府明確表示，他會將一部分錢返還給前西德政府，那些錢已經投資或隱藏到了24個國家。鮑曼的交易條件是：“不要抓我，我會給你們一些財富”。這就是他一直能逃脫法網的原因。

比利時《最後一點鐘報》曾刊出對前納粹主義者范·埃爾肖特的專訪內容。范·埃爾肖特曾與納粹合作，1945年從比利時越獄，逃往西班牙，在一名牧師幫忙下逃往玻利維亞，居住至1964年。范·埃爾肖特說，在一名牧師幫助下，馬丁·鮑曼在玻利維亞“化身”牧師奧古斯丁·范倫巴赫，主持宗教儀式、婚禮、喪禮等。

有一次，鮑曼負責為希特勒興建別墅，他帶著希特勒環視遠處風景，發現別墅下面很遠的地方，有一戶破舊的居民房，和阿爾卑斯山的美麗風景很不相稱。希特勒聳了聳肩，臉上流露出一絲遺憾，便下山去了。博爾曼看在眼裡，不等希特勒離開，便立刻閃電般地行動起來。於是，他只好帶著一張數目大得驚人的支票，和服從元首的勸告，讓他們同意立即搬家。當希特勒在24小時后，再次往山坡下看時，在原來破舊農舍的地方，已經變成青草如茵。

過一段時間，希特勒又抱怨說，當他在別墅里的陽台上，接見感情激動的追者時，不得不站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而他的眼睛對強光很敏感。而當希特勒度假回來時，再置身陽台上時，已經有濃濃的樹蔭為他遮陽擋雨了。在希特勒眼裡，沒有鮑曼辦不到的事情，自然，也就博得他的絕對信任。

還有一次，希特勒在進午餐時，在向湯里撒調味品時，心不在焉地問了一句：這是什麼？鮑曼立刻離開餐桌，發狂似的往柏林打電話。幾分鐘后，他向希特勒報告，原原本本地說出調味品的成分。

希特勒在自殺前曾授予鮑曼“最忠實的黨員”稱號，但他不僅僅是最忠實的黨員，他還是第三帝國殘存部分的“攝政王”。而在此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他就作為“元首秘書”和納粹黨的辦公廳主任，扮演了納粹機器中發電機的角色，掌握了極大的權力，成為納粹德國的秘密統治者。

納粹後代馬丁·博爾曼心中父親的形象冷酷而血腥。他記得9歲時希特勒送他一組士兵玩具作為生日禮物，他想表示感謝，卻錯把“萬歲，我的領袖”說成“希特勒萬歲，我的領袖”，挨了父親狠狠一記耳光。長大后，馬丁被送到巴伐利亞費爾達芬最嚴格的軍事學院學習。在那裡的3年，馬丁每日被填鴨式灌輸希特勒《我的奮鬥》的思想。他心中一直有個疑問：“到底什麼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父親的回答很簡單：“是我們領袖的希望。”

二戰將要結束時，到處是一片混亂，馬丁所在的學校驅散了所有學生，並配發槍支，準備為保護“千年的帝國”與敵人最後一搏。1945年5月1日午夜剛過，電台里傳來希特勒倒台的消息。馬丁回憶道：“我當時只是一個孩子，但是我想，天哪，末日來臨了！”他跑到一家賓館的花園裡，在黑暗中聽到一連串槍聲，當晚有8名納粹頑固分子自殺了。“我當時想到的只有死亡。”馬丁拿出槍對準自己的腦袋，在扣動扳機的一剎那，有人拉住了他——他的一名同學也到花園裡來，和馬丁一樣想自殺。“他阻止了我，我們阻止了對方，抱頭痛哭。”

之後，馬丁想回到母親身邊，但當時該地區被盟軍控制，家人已經逃到了南方。在薩爾茨堡，馬丁水土不服、食物中毒，無法再往南行，在假名的偽裝下，他得以寄居在一位奧地利農民家。這是一位視馬丁如己出的老好人，也正是這位馬丁愛之甚於生父的虔誠天主教徒改變了他的一生。

馬丁說：“他不是那種把信仰掛在嘴上的人，他為信仰而生，看起來知足而平靜，我想我要的就是那種平靜。”幫農夫養了幾個月牛以後，馬丁開始看報紙，上面滿是關於紐倫堡審判和集中營里的恐怖生活。在馬丁得知父親被判死刑的那個晚上，他向一直給予他庇護的一家人坦白了自己的真實身份。聽完馬丁的“自白”，老人沒有將他扭送警察局，而是鼓勵他積極地面對生活。

馬丁說：“我從未想過能逃出回憶，我以為將永遠活在過去。1933年到1945年間發生在德國的事情是恐怖的，我感到羞愧、痛苦和無助。我必須認識到，我父親對於納粹所犯下的許多罪行負有責任，他強制進行大規模驅逐，強制奴役猶太人，在很多命令上都可以看到我父親的簽名。”

1944年1月29日納粹在被他們稱為德國民族的純化這一行動上又邁出了一步，他們希望加速繁殖一種所謂的雅利安優秀民族。這個計劃是希特勒的私人秘書馬丁·鮑曼所制定的。他認為，一個十全十美的德國人應該是一位德國黨衛隊軍官。

為了增加被稱為納粹的日耳曼兒童的數量，博爾曼將撤銷所有的社會禁忌，鼓勵未婚女子去生育北歐日耳曼民族的孩子。懷孕婦女將得到被稱為“生命源泉”的“培育生命團體”的照管。鮑曼計劃，到大戰結束時，將有1萬名兒童在此團體的管理下，生活在22個大家庭中。

另外，在挪威、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有20萬名帶有雅利安（Aryan）民族血統的兒童被作為德國人來養育。鮑曼計劃向那些未婚德國人和無子女夫婦徵稅，以此來為他的遺傳淘汰規劃籌措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