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金倉

從事中國先秦史、中國文化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史學的科學化問題、禮樂文明、文化史學理論等方面，在文化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結合方面有一定探索，對古代史學研究具有很強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並形成了獨特的史學理論體系。此外，先生還偶涉神話、青銅器、歷史文獻、道教、人口學等領域。主要著作有《晉國史綱要》、《周代禮俗研究》、《二十世紀古史研究反思錄》、《窮變通久——文化史學的理論與實踐》、《周代社會生活述論》等，曾籌劃《歷史學與人類學》的撰寫工作。

常金倉先生於1948年出生於山西省原平市農民家庭，1968年高中畢業，輟學10年，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1977年國家恢復招生考試，考入山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畢業后留校任教。1984年，教育部為了提高高校青年教師的業務水平，委託幾所部屬院校開辦高等院校助教進修班，考入東北師範大學學習，1985年底結業，次年考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師從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金景芳教授攻讀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學位，1989年通過論文答辯，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吉林大學的學習是他學術生涯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其間他不僅有機會聆聽了歷史學各分支學科里不少著名學者的講演，逐漸建立起一個合理而高效的知識結構，同時迅速地提高了歷史認識水平，奠定了以後在專業理論上的發展基礎。

由於工作的需要，1994年由山西師範大學調任陝西師範大學，1996年晉陞教授，2000年與該院同仁一起成功申報了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學位授權點，旋即擔任博士生指導教師。在陝西工作的10年中，除為本科生講授過大量專業課和選修課外，曾先後招收過中國古代史、中國文化史兩個專業的研究生，1996年獲批中國文化史專業碩士點，單獨承擔了該學位點的建設工作，設置了具有本專業特色的課程體系，形成了自成一體的學術理論。2004年初調任遼寧師範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以來，繼續從事本專業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迄今已培養碩士生、博士生50餘人，其中15人取得博士學位，成為教學研究的骨幹。本學科的新理論和研究生培養質量曾引起全國各地青年學生的關注，報考者遍及20多個省、市、自治區。、

國家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引發了歷史學日深一日的危機，他認為時勢的變化只是導致史學困境的誘因，根本原因在於史學缺乏與時俱進的精神，為增進社會幸福貢獻甚微。為此，他批判地閱讀了19世紀以來西方歷史哲學和文化人類學主要學術流派的代表著作，試圖尋找中國史學解困的途徑。他認為21世紀中國史學必須與傳統史學觀念作必要的決裂，確立新的史學使命，才能獲得新的活力。歷史學一向認為自己是一門人文科學而非社會科學，所謂“人文”科學，就是著重解決人的生活態度的學說，就是通過改造人的思想，使他適應社會。但是試圖用過往的歷史為現代人樹立一種人生的觀念不僅顯得迂闊，而且會扭曲了歷史。為此必須告別那種一相情願而無補於事的政治情結，擺脫形而上學的思想習慣，割捨為滿足好奇心而醉心於復原歷史面貌的癖好，致力於社會文化原理的發現，利用這些原理使社會的發展更和諧、更合理，從而使人類更幸福。因此，在他的論著中沒有歷史人物的評價，沒有歷史故事的複述，沒有關於事物絕對開端的推測，沒有事件細節的孤立考證。在他看來，歷史並不意味著一系列事件的連綴，而是文化精神在特定情境中的展現，因而研究歷史不能把興趣投放在獨一無二的事件上，而要投放在由眾多事件呈現出來的文化現象上，然後分解這些現象的構成元素，從而把握這些元素彼此的聯繫，藉助這些聯繫，準確地理解歷史，有效地改善社會環境。

從吉林大學畢業以來，他的研究工作一直沒有離開上述主題，迄今已發表120餘萬言的研究成果。1986—1989年間在金景芳教授指導下完成的《周代禮俗研究》是用文化要素分析方法對中國傳統文化——禮樂文明的最初探索，1993年列入台灣文津出版社“大陸地區博士

論文叢刊”出版，1995年獲陝西省教委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04年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再版；1998年遼寧人民出版社“新學人文庫”刊出了足以代表他整個學術思想的著作《窮變通久—文化史學的理論與實踐》，本書前面是一篇5萬餘言的緒論，闡述了他的史學理論，后4章根據這套理論對中國古代文化若干關鍵問題如文化類型的確定、早期國家產生的方式、社會變遷等作了別出心裁的解釋，1999年獲陝西省人文社會科學成果二等獎；為了揭示傳統史學思想存在的問題，堅定史學改造的信心，1998年後他的研究工作重心轉到學術反思方面來，200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論文集《二十世紀古史研究反思錄》，本書共收集論文25篇，分為6個部分，為了理論聯繫實際，每篇論文皆從一個具體案例入手，然後推廣到一般理論方法上。本書涉及的史學領域頗為廣泛，如指出20世紀中國史學的熱點問題——歷史分期——是一個混淆了形而上學與科學的問題；討論早期國家的起源重點應該是它由以產生的方式而非確切的時間地點，因為前者還影響著現代人的行為，後者卻是沒有現實意義的；本書推翻了自茅盾以來形成的中國神話學體系，指出它完全是進化論的產物；在青銅器斷代研究方面，對似乎已成定論的“王號生稱”說以及被許多人推崇的曆法斷代法提出了質疑；在文獻的斷代、定性方面力證《山海經》、《穆天子傳》是戰國神仙方士的著作，等等。為了配合研究生教學，最近又出版《周代社會生活述論》（吉林人民出版社），繼續強調歷史、文化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發現原理或法則，在這本書中收入了他近期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周秦文化中的名實律》是他尋求文化規律的嘗試，他希望用自己的實踐證明在文化中概括出規律的可能性；《中國古代的禮品交換與商品交換》揭示出人類剩餘產品處置的多種形式，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禮物交換習俗的密切關係；本書的“后論”《中國史學的現代使命》逐一回答了西方歷史哲學家關於歷史能否成為科學的疑問。近十餘年來，他的論著曾被《中國社會科學》、《政治學研究》、《文史哲》、《社會科學戰線》、《考古與文物》等著名刊物發表，並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轉載，引起學術界普遍的關注。

近年來常金倉先生還繼續主持和參與了一些科研項目，2005年由四川大學邀請參與211社會科學項目“儒藏”禮學文獻的整理工作；承擔了遼寧省政府社會科學重點項目“遼河上游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的綜合研究”和教育部“禮樂文明與社會和諧”項目。

2011年11月20日13時45分，常金倉教授在福建師範大學講學途中因心臟驟停不幸辭世，享年63周歲。

常師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