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丞

在香港的名門望旺族中羅氏家族名聞遐邇。該家族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就是家族成員大多是執業律師。香港是個法務社會，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律師家族，羅氏家族在香港政壇上的地位迄今無人能出其右——羅家先後有三人出任立法局、行政局議員。

在羅家的後代中，羅德丞以其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豐富的法律、行政經驗脫穎而出，成為香港後過渡期的風雲人物。羅德丞祖籍廣東番禺，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於香港。其父羅文錦是香港著名的大律師。羅文錦出生於一八九三年，是怡和洋行買辦羅長肇的長子。十三歲時，他便隻身飄洋過海來到英國，攻讀法律課程。羅文錦十分聰明，加上勤奮好學，二十二歲時，他參加法律考試，獲全英國第一名，成為最早在英國獲取律師資格的香港人之一。畢業后，羅文錦回到香港，開始在法院實習，後來成為執業律師。由於他精明能幹，熱心社會公益事業，一九二一年，被港英政府委為太平紳士。一九三五年，他又被委為定例會非官守議員。

羅文錦素以敢言著稱，他無畏權勢，在議會中仗義執言。例如，在他極力說服下，港府方同意招聘華人護士。後來，羅文錦成為首席華人非官守議員，並獲英皇頒發CBE勛銜。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日軍侵佔香港。羅文錦被日軍單獨關押，威逼他參加由日軍主持的立法局。羅文錦無奈之下，實行消極抵抗政策，每次開會均一言不發，以示抗議。戰後，羅文錦重返立法局工作。一九四六年，他又被港府委為香港行政局議員。因為熱心社會公益，三年後，他被封為爵士。一九五八年，羅文錦六十六歲時從行政局退休，從政長達二十四年。

羅文錦亦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他不僅和弟弟創辦了“羅文錦律師樓”，還擔任了香港中華電力公司、香港大酒店、省港澳輪船等公司的董事。一九五九年三月七日，羅文錦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享年六十七歲。

羅文錦的妻子是香港第一世家何東的長女何錦姿。兩人一九一八年結婚後，共生了四女二男，羅德丞便是其幼子。何東是歐亞混血，羅德丞從其母系方面繼承了歐亞混血。據他透露，其歐洲血統包括：蘇格蘭、西班牙及荷蘭。事實上，從羅德丞的外貌上，便可看出歐亞混血的特徵。

羅德丞早年曾就讀於廣州嶺南小學及香港皇仁書院，十六歲時，步其父之路，到英國牛津大學華頓學院攻讀法律。在英國，他居住了九年。一九六零年，羅德丞自牛津大學畢業，獲得法理學碩士學位后返港，繼承其父創辦的律師樓，成為該律師樓的合伙人及律師，並出任中電、太古、永安銀行等公司的董事。他並進入高等法院實習律師業務。也許是受家族的影響，羅德丞對香港的政治問題十分感興趣。一九七零年，他出任香港市政局議員，從此步入政壇。四年之後，羅德丞年僅三十九歲，便獲委任為香港立法局議員，開了政壇年輕一代之先。一九八零年，羅德丞又出任香港行政局議員。作為兩局議員，他先後擔任了立法局財務委員會編製小組主席、政府一般事務工作小組召集人、行政和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警察投訴組主席、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等職。

羅家強硬倔犟、敢說敢為的作風，在羅德丞身上繼續發揚光大。他多次針對時弊，在立法局中提出批評，令人印象深刻。政務之外，羅德丞亦是商場忙人。他既要打理父親遺下的律師樓，又要擔任好幾家大公司的董事，忙得不亦樂乎。不過他的心血也沒白花，據報載，至一九九三年，他擁有的財產達四十億港元。一九八五年二月，羅德丞突然辭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職位，這石破天驚之舉震撼了所有港人，成為轟動一時的大新聞。此時正是中英兩國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基本法起草在即之時。辭去兩局議員后，羅德丞轉向與中方合作。他擔任了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由港英政府的高級顧問轉變為中方的高級顧問，這個彎子轉得可不小。羅德丞為此解釋說，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后，香港問題的大局已定，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已是事在必行。從服務港人、為香港能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角度出發，就要與中方溝通，而不是與中方搞對抗。這才是真正為港人考慮，為港人好。羅德丞後來表示，當時他對中國政府及中方官員一無所知，心裡還是有點怕怕的，但理智告訴他要考慮與中方溝通。善於審時度勢，把握大局，這正是羅德丞的長處，也是他毅然辭去兩局議員職位的主要原因。

作為香港基本法咨委會副主任，羅德丞為基本法的起草和宣傳推介作了大量工作。由於他曾任港府高級顧問，又富於法律知識，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議，為基本法的順利起草作出一定的貢獻。一九八九年，港人由於受到傳媒不準確報道的影響，無所適從，對香港的未來喪失信心。羅德丞率先前往北京，會見中國高層領導后，澄清事實真相，向港人說明中方對香港的政策是不會改變的，穩定了香港的人心。一九九一年，羅德丞和韋基舜等創建了政治團體——“新香港聯盟”，積極地參與香港的政治事務。次年，他被國務院港澳辦及新華社香港分社聘為首批港事顧問。同年，他創辦了英文周刊——《中國之窗》，向港人及全世界介紹中國和香港的發展情況。一九九三年，他又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預委會委員。一九九五年底，羅德丞獲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羅德丞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對香港所謂“民主派”處處與中方對立，破壞平穩過渡的做法，他嗤之以鼻：“民主拒共的想法是白痴、幼稚、誤導港人。拒共已錯，以民主拒共更錯。”

羅德丞自言，除工作和讀書外，最大的嗜好是打橋牌和摸麻將。他曾和北京多位高層領導打過橋牌。他喜歡北京的傳統文化氣息，為此，還在京城購買了一座四合院。他的生活極有規律：每日早七時起床，閱讀報章，收聽新聞。九時許再小睡片刻。中午外出，至凌晨三時方休息。羅德丞與前妻有二子一女，均在海外工作。他與現任妻子張慧瑜亦有一女，時下正在海外讀書。羅德丞亦被認為是未來香港十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羅德丞生於1935年1月23日，有三名兄長，兩名姊姊，家中排行最小，父親羅文錦爵士是執業律師，母親是何東爵士長女何錦姿。羅德丞早年入讀廣州的嶺南小學、香港的嶺南中學和皇仁書院，其後入讀英國牛津大學攻讀法律。

羅德丞於1996年曾表態有意角逐第一任特首，並率先於1995年放棄英國護照，領取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但旋因支持度不足而宣布放棄，此後淡出政壇。至於他領取中國護照一事，亦被人質疑內地護照的審批制度是否嚴密。他是首批在回歸后獲特首董建華頒贈大紫荊勳章的人士。

在2006年10月，羅德丞因心臟病發入院，最終於2006年12月11日在瑪麗醫院病逝，享年71歲，2006年12月14日遺體下葬位於摩星嶺的何東家族昭遠墳場。

1970年，他出任香港市政局議員；三十九歲，便獲委任為香港立法局議員。

1980年，又出任香港行政局議員。

1985年2月，他辭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職位，擔任了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同年因不滿英國政府制訂法律限制香港人移居英國，憤而辭職。

1987年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王寬誠去世后，又繼為基本法咨委會副主任。他擁護一國兩制。

1989年與譚惠珠等發起組織“新香港聯盟”，並推出“一會兩制”的模式，引起極大爭論。他曾被港府委任為太平紳士，先後獲OBE及CBE勛銜。

1992年，被國務院港澳辦及新華社香港分社聘為首批港事顧問，同年，他創辦了英文周刊 ——《中國之窗》，向港人及全世界介紹中國和香港的發展情況。1993年，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預委會委員。1995年底，獲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羅德丞亦被認為是未來香港十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估計財富約有5億美元。

羅德丞具有中國和歐洲血統，平時的愛好包括愛吸煙、打橋牌和麻雀，他更曾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橋牌賽。另外，他曾結婚三次：

首任妻子是Tamara Federova，

第二任是蘇靖文，

第三任是富商張祝珊的孫女張慧瑜。兩人育有兩子兩女。分別名克平、信優、國倫及孔君。

香港自1908年開始發車牌，港英政府將無字頭1至20號車牌分配予高官及對社會有貢獻人士，當時尚未晉身立法局的羅文錦因熱心公益而獲贈18號車牌。當羅文錦在1959年過世後，18號車牌由其仍在世的兒子羅德丞承繼（羅德丞兄長羅德權英年早逝）。羅德丞將18號車牌先後套用於其凱迪拉克、兩部勞斯萊斯及最後的賓利豪華座駕之上。徠

1973年羅德丞出任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向當時港督麥理浩爵士建議實行拍賣特別車牌制度，並規定持有人不能轉讓車牌，過世後需交回政府，以將收益撥作慈善用途。有關建議獲得港府接納，香港遂在同年5月舉行首次車牌拍賣會。

羅德丞沒有將18號車牌轉到公司名下，以永久擁有該車牌，相反，他卻堅特死後要將車牌歸還政府。在他身後，運輸署在2008年2月23日的拍賣會中拍賣其車牌，結果以破香港紀錄的1,650萬港元由電子商人張程光投得。

JP（1970年6月26日）

OBE（1976年）

CBE（1982年）

大紫荊勳章（1997年）

LL.D. （Hon，嶺南大學） （2005年12月12日）

羅德丞在香港的名門望旺族中，羅氏家族名聞遐邇。該家族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就是家族成員大多是執業律師。香港是個法務社會，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律師家族，羅氏家族在香港政壇上的地位迄今無人能出其右——羅家先後有三人出任立法局、行政局議員。在羅家的後代中，羅德丞以其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豐富的法律、行政經驗脫穎而出，成為香港後過渡期的風雲人物。

羅德丞是著名的愛國社會活動家，為香港順利回歸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聯辦致唁原文：

驚悉羅德丞先生不幸病逝，我們深感悲痛！

羅德丞先生愛國愛港。他曾出任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副主任、港事顧問，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預備委員會委員並曾代理法律小組召集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兼法律小組召集人，為香港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作出了重要貢獻。

香港回歸后，積極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貫徹落實，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擔任第九、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期間，他認真履行委員職責，參政議政。

羅德丞先生是一位資深的律師，曾獲頒特區大紫荊勳章。我們為失去這樣一位老朋友感到十分惋惜，我們永遠懷念他。（完）

此外，前港澳辦主任魯平及夫人，與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均發出唁電，對羅德丞離世表示沉痛哀悼。魯平在唁電中指，羅先生生前為香港回歸作出了卓越貢獻，他的逝世是香港的損失，並向羅家遺屬致以最親切的慰問，望節哀順變。

周南指出，羅德丞先生長期堅持愛國愛港立場，並為保證香港的順利回歸以及維護香港的持續穩定與繁榮都作了重要的積極貢獻。羅先生的離去，不只令他痛失良友，也是國家不可彌補的損失。他生平所完成的業績，將永遠為人民所懷念和銘記。

香港最後一個政治貴族——羅德丞

有“大羅”之稱的羅德丞是香港“大老”何東的外孫，他的父親羅文錦是老牌律師，港英時代曾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更曾擔任首席華人非官守議員，可謂系出名門、身兼巨富，是香港典型的政治貴族。

而他在香港政壇，特別是香港回歸前一段日子裡的戲劇性起伏，更是給後人留下了很多品評的空間。香港民建聯前主席馬力就曾稱讚羅為眾多當年有意角逐首屆特區行政長官的政治人物中，最有政治智慧、能力最強者；而民主黨元老司徒華則貶損羅為沒有政治道德和政治智慧的兩面小丑。孰是孰非，這本書的作者高繼標，出任羅氏的新香港聯盟總幹事與私人秘書多年，由他所寫就的回憶錄，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嶄新的評判視角。

一直以來，港英政府都利用本土華人家族的影響力去管治香港，對於他們的後代如羅德丞，自然多加栽培重用。到了1980年代麥理浩就任港督后，更視羅德丞為延續華人世家與港英協作僅有的一燈香火，並先後委任其為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

正當羅德丞在港府內的仕途大紅大紫的時期，香港前途問題提上日程，1984年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北京跌出了外交史上那著名的“一跤”，緊接著中英兩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中國收回香港已經成為定局。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羅德丞以不滿英國政府在香港前途談判中未有顧及港人利益為由，“憤然”辭去兩局議員的職位，與英國政府劃清界線，並開設投資移民公司“太平門公司”，協助港人移民。不久，被港英視為“叛徒”的羅氏轉投北京，先後提出了多項有針對性的議題，包括“直通車”問題、港英新機場的陰謀論，以及其最得意的一筆——立法會“一會兩局”的投票制度。“一會兩局”的運作方式類似英國的兩院制，將立法會一分為二為功能組別和直選組別，當立法會議員提出私人提案時，兩組議員必須分開投票，兩組贊成者同時過半，提案才能通過，目標是大大壓抑議員提出私人草案的通過機會（據書中所述，羅德丞為了推行該方案，曾向當年的港澳辦主任姬鵬飛遊說，當時立法會所採取的是簡單大多數的議決方式，只要一方得到 51%支持，就相當於得到了100%的票數，擁有話事權，其餘49%其實等於零。言下之意，51%的人可以完全控制餘下的49%，所以民主派的力量只要在立法會取得51%票數，便可以為所欲為，翻天覆地，因此羅德丞認為適宜把立法會一分為二，以分組點票制去鉗制立法會的民主力量。在羅德丞看來，只有這麼做，才可以讓中央完全放心，中央才不會幹預香港。）由於羅德丞在這些議題上的立場與貢獻，很快就獲得了中方的器重，被委任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副主任、港事顧問、籌委會委員及推選委員會委員等，並成為首位放棄英國國籍，拿中國護照的香港人。

臨近九七回歸前，羅德丞又雄心壯志地競逐首任行政長官，可是由於其世家子弟的性格以及路人皆見的野心，加之中國政治文化中素來講究“韜光養晦，深藏不露”的籌略技巧，結果最後因為不得人心只得宣布棄選。這位曾叱吒風雲的香港政治貴族從此淡出政治舞台，鮮有論政，直至2006年底病逝於香港。

一般來說，香港的政治人物，很少有如西方政客退休之後寫回憶錄的傳統；即使有，或者出於中國人的人情世故而對關鍵事件、敏感人物多所避諱，或者就是王婆賣瓜自吹自擂。這本書或多或少也有類似的缺陷，作者自己也承認，原定計劃寫十萬字，最後只寫了六萬字就收筆，為的就是“不想沒有了朋友”，畢竟書中所提及的人物大部分仍然健在，而且活躍於香港的政商兩界（例如當年貴為布政司的陳方安生曾忠告下屬孫明揚要和羅德丞保持距離，但另一方面又派遣兒子參加羅德丞搞的富豪大陸交流團。）但即便如此，書中對香港回歸前後十年的政壇生態演化，以及政局轉變中那些可笑可悲可嘆的所見所聞，依然可以以平實大膽的筆觸娓娓道來，甚至毫不忌諱地批評所短，不得不讓人肅然起敬。

就以羅德丞為例，作者雖然作為他的私人秘書與其共事長達十年之久，受教匪淺，但作者在書中並沒有一味的褒揚，而是通過具體事件勾沉出人物在歷史進程中的真實性格。從羅德丞備戰區議會選舉時因為組織上缺乏章法，只能出動岳母在幕後參與實務和溝通工作，將政黨家庭式經營，到其推銷“一會兩局”方案時因不滿《信報》創辦人林行止的批評文章而設立“鴻門宴”刁難對方，再到競選香港首任特首時搜集競選對手董建華楊鐵梁的“黑材料”，唱衰“董陳配”，作者的行文都未有任何的保留。而對於羅德丞當年放棄英國國籍一事，作者亦理性的分析道：“英國修訂國籍法是在1981年，但羅德丞憤而辭職是在1984年，3年才憤而辭職，在時間上欠缺了一個合理的解釋……羅先生選擇了一個疑點重重的理由（指不滿英國修訂國籍法，把港人拒諸英國門外）去解釋辭職的原因，反而留給人更多的疑問。”

與此同時，作者也毫不掩飾自己對羅德丞行事作風中幹練直爽一面的欣賞，並且舉出羅經常在大清早教授自己分析政經時局，以及獎賞有度的事例，認為羅氏雖然外表冷酷，但內里卻有溫情的一面，也很懂得惜用人才，是政界少有的奇才，也是一位真正對學問有興趣、有追求的人。

但是羅德丞畢竟在歷史上“沉”了下去，這一點，從書名的“浮沉錄”而非“沉浮錄”，就可略見一斑。對此，作者認為，在政治舞台上，羅德丞的行事霸道、侍才狂傲、好行險著，均來自於他顯赫家族背景之下所熏陶出的政治貴胄之氣。這種政治貴胄性格，從積極的一面看來，錘鍊出了羅德丞高深莫測的政治智慧和靈活權變的政治手腕，但也直接導致了他在政台上難以與異己為伍，也難以為大多數人所容受，以至孤芳自賞，最後只能鬱鬱寡歡地退出香港的政治舞台，成為香港最後一個政治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