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干涉主義

新干涉主義的兩大理論支點或曰兩大借口更具有迷惑性。

其一是“人權高於主權論”。新干涉主義在人權和主權關係上大做文章，提出所謂“人權高於主權”“主權有限論”“主權過時論”“人權無國界”，大力鼓吹所謂“人權外交”和“道德貿易”。

其二是“捍衛人類普遍的價值觀”，公開宣揚所謂人道主義、民主與法治是西方共同的價值觀，維護西方價值觀與“被壓迫民族”權利符合西方戰略利益。英國首相布萊爾聲稱“我們不是為土地而戰，而是為價值觀而戰”，各國可以高舉人道旗幟介入主權國家事務。美國總統柯林頓也聲稱要為在世界範圍內停止民族清洗而進行干預。但歷史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每一次擴張和侵略都籠罩著美好的光環，都是要把“歐洲之光”帶到“黑暗”的非洲和亞洲。西方鼓吹新干涉主義，挑戰和否定的只是發展中國家的主權、生存權和發展權；西方以“人類普遍的價值觀”為由，是向廣大發展中國家強制推行符合西方利益的西方模式。

新干涉主義找到了得以推行的工具。二戰後各種模式的干涉主義在具體實施時依靠的往往是臨時拼湊起來的力量。而以科索沃危機的處理為標誌，新干涉主義試圖將北約和西方七國為核心作為其推行霸權的強有力工具，並試圖將其模式化、制度化。美國力圖將北約作為推行其全球霸權、充當世界警察的軍事工具。經過4月的華盛頓會議，北約的這種角色基本已經確定。

新干涉主義模式不僅撇開聯合國，而且在聯合國內也有人為其鼓吹抬轎。科索沃危機的處理是新干涉主義的最新試驗。義大利總理達萊馬說，如果聯合國無法行動，就需要建立能夠維護和平、能夠制止屠殺的“由民主國家組織的國際組織”取代聯合國。一些聯合國的重要官員在科索沃危機前後不但沒有批評西方撇開聯合國的行徑，而且還為西方辯護、鼓氣，跟著西方鼓吹“人權高於主權”，甚至還說什麼“聯合國作為一個機構一直把人權置於每項工作的中心地位”。但二戰前，國聯的失敗給全世界帶來的教訓告誡世人：如今如果沒有聯合國，這個世界將會有更多的動蕩與混亂、霸權與強權，世界將沒有秩序可言，也將沒有和平與安全可言。

“新干涉主義”是冷戰後時期發展出來、並仍在演變著的一種帝國主義擴張模式，它和歷史上曾出現過的“社會帝國主義”有相似的內容：它致力於輸出以歐美為中心的西方價值觀念，向全世界推行全球化、市場開放、西方模式多黨選舉的"套餐"，主張西方國家對不發達國家實行"開明"殖民主義。它的產生取決於三個主要條件，那就是：全世界範圍內反帝反殖運動的低落和瓦解、西方統治層全球化戰略和意識形態的形成，以及西方國家的國內政治條件，這最後一點也是本文所最關注的，特別是"新干涉主義"的形成與西方國家內部左派政治力量的蛻變的關係。

“新干涉主義”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與以赤裸裸的武裝侵略、軍事顛覆為主要形式的傳統干涉主義相比，“新干涉主義”披著合法的外衣，搶佔所謂道義制高點，為其干涉行動“正名”。

其實，所謂“民主”“自由”，只是西方“新干涉主義”的一個幌子。“老乾涉主義”也好，“新干涉主義”也罷，就其本身而言，兩者沒有本質性區別，都是強權政治與霸權主義，目的是維護西方的戰略利益，唯一的區別在於後者更具迷惑性。無論西方怎麼狡辯，都無法抹去“新干涉主義”給當事國人民帶來的災難。

“新干涉主義”在國際上也不得人心。《聯合國憲章》強調主權平等、反對武力干涉一國內政原則。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在國際關係當中不應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也不應通過外來干預去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權。這樣的原則立場符合國際社會整體利益，特別是廣大中小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一九九四年十月，美國總統柯林頓下達了向海地出兵的決定，其目的是更換海地的政府。這個決定，是在美國國會裡由黑人眾參議員組成的"黑人團體"（Black Caucus）的督促下做出的。"黑人團體"是美國國會內部的左派力量，經常推動有利於美國黑人利益的立法和其他有進步傾向的立法。柯林頓侵略海地、強行更換海地政府的政策，也受到了美國的一些"進步團體"的支持。他們認為，美國過去一向通過軍事干涉支持世界上的獨裁專制政府，冷戰結束了，輪到美國以實際行動贖回它的罪過的時候了，那就是以其強大無敵的軍事實力來為世界做些好事，比如在世界各地執行一些"開明"的軍事干涉，更換第三世界的獨裁政府，把"人權、民主"帶給第三世界人民。出兵海地就被一些"進步人士"認為是這種"開明"軍事干涉的首次實踐，而由曾在越戰中逃避兵役、參加過反戰活動的柯林頓來執行這次"開明"侵略，其象徵意義更加明確了。形成強烈對照的是，美國政治的傳統右翼人士（堅決反共、支持冷戰時期的美國全球干涉），對這次"與美國切身利益毫無關係"的軍事干涉，表示強烈反對。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六日，英國政府逮捕了在英國治病的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英國議會上院兼最高法院又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裁定西方國家有權引渡和審判皮諾切特。智利政府對這種違反外交豁免權和侵犯智利司法主權的作法表示抗議。然而，西方媒體和大多數西方"左派"人士歡呼英國政府的舉動，認為這是西方為過去扶植皮諾切特軍人獨裁政府的罪過所作的補救。更有一些人指出，從美國侵略巴拿馬捉拿諾爾列加到英國逮捕皮諾切特，為今後西方國家名正言順地逮捕、審判"第三世界的獨裁者"建立了先例和程序。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三日，德國綠黨代表大會在嚴重分裂的情況下投票否決了要求北約無條件立即停止轟炸南聯盟的決議。假如這個決議通過，將導致施羅德聯合政府的瓦解。屬於綠黨的外交部長費舍一直是轟炸南聯盟的積極支持者。費舍認為由於科索沃的特殊情況，北約即使沒有聯合國的批准，也必須執行轟炸行動。費舍在六十年代是激進左派學生運動的參加者；他認為北約應擔當起維護其他國家人權的義務，他毫不掩蓋對南聯盟總統和中國領導人的厭惡之情。

2011年3月19日，西方國家對利比亞發動了名為“奧德賽黎明”的軍事打擊，以武力方式推翻了卡扎菲政權。這場戰爭成為西方國家強行武力介入一個主權國家內部事務的一個新“範例”，“新干涉主義”成為籠罩在國際關係中揮之不去的一塊陰雲。

令世人不安的是，西方大有繼續推行“新干涉主義”勢頭。人們注意到，西方國家已經將敘利亞列為繼利比亞之後的又一個目標，將推翻巴沙爾政權作為其“終極目標”。為儘快實現這一目標，西方國家試圖將“利比亞模式”複製於敘利亞，如同利比亞問題一般，將敘利亞問題國際化，如將敘利亞問題提交到聯合國安理會進行表決；推動舉行“敘利亞之友”國際會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