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化養老

社會化養老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產物。它以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雇傭勞動制的出現為其經濟基礎。在以小生產為主的傳統農業社會，老年人的贍養主要靠家庭承擔。儘管當時也有一些救濟孤寡老人的機構和措施，但遠未形成制度化。隨著工業化、都市化和雇傭勞動制度的出現，生產的職能逐漸集中於現代化企業，家庭已不再是獨立的生產單位，因而老年人在家庭中也就不再具有生產的領導者或指導者的地位。同時，原有家庭教育的部分功能也被大規模、普及化的文化教育機構所取代，加之其他社會性服務機構（如托幼機構）的出現，使老年人在家庭中照管和教育晚輩的作用減弱。隨著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家庭結構必然隨之而發生相應的變化，家庭的養老功能也隨之降低。雇傭勞動制度的出現，生產者的勞動首先和直接地體現為社會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也成為社會價值，贍養老年人的責任自然就由家庭逐漸轉移到社會。生產力的高速發展，促使經濟日益繁榮，物產日趨豐富，服務性行業和部門日漸增多，這些也為老年人的贍養由家庭轉向社會創造了條件和可能。

社會化養老經歷了長期的發展過程。古代的瑞典就有“仁杖”制度，其中包含某些社會養老的因素。“仁杖”即在村鎮長者的監管下，將一根長約 3尺的方形木杖按戶傳遞。傳至誰家，誰家就有對鄰居的老弱貧病者給予扶助、照顧的義務。中國古代也有許多敬老的傳統和規定，其中包含一些社會養老的萌芽。在中世紀，隨著濟貧活動的發展，社會養老有所發展。最早的濟貧活動是由私人慈善機構舉辦的。但是此種辦法不足以解決貧窮和困苦的問題，以後就逐漸改為由法律和宗教來實行。例如，1601年英國的伊麗莎白濟貧法規定，教區負責向老人、病人和貧窮兒童提供救濟。17～18世紀，歐洲其他一些國家也仿效此法。但貧困老人得到的救濟甚少，教會的救濟也只限於其信徒。歐洲行會制盛行時期，參加行會的老人，多由行會給予贍養救助，這實際上是一種團體養老，仍然談不上養老社會化。19世紀末，英國統計學家C.布思在倫敦、B.S.郎特里在約克城，通過社會調查得出結論：貧窮與人口眾多、年老和失業有關，對這些人實行救助是社會的責任。這一理論適應了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發展的需要，促進了社會救濟向社會養老的過渡，有力地推動了養老社會化的發展。

20世紀初，為了適應產業結構的變化，歐美各國相繼通過各種法案，用法律的形式保障社會養老事業。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這些法案得到進一步修訂和完善，有些國家還專門制訂了有關老年人的法案，如美國1965年制訂了《美國老人法》，1975年制訂了《禁止歧視老人法》;日本1963年制訂了《老人福祉法》,1982年制訂了《老人保健法》。通過這些法律，老年人不僅可以得到收入和醫療的保障，而且可以在生活服務和參與社會等多方面得到良好的照顧。

在中華民國時期，社會養老已初步有所發展，如屬於慈善性的中國紅十字會所設立的養老機構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1951年2月26日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為在中國城市推進養老社會化奠定了基礎。農業合作化以後，農村開始實行“五保”制度，這是中國農村實行的一種社會養老措施。《1956年到1967年農業發展綱要》規定，農業生產合作社對於社內缺乏勞動力、生產沒有依靠的鰥、寡、孤、獨的社員，應當在生產上給以適當安排，使他們能夠參加力所能勝任的勞動，在生活上給以適當照顧，做到保吃、保穿、保燒（燃料）、保教（兒童和少年）、保葬，使他們的生養死葬都有保障。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來，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有些比較富裕的農村，開始發放農民退休金或養老金，使農村社會養老開始有了新的發展。與此同時，作為社會養老設施的職工養老院和農村敬老院也在不斷增加和發展。

一是加強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制定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服務政策，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選擇的養老機構格局，滿足不同需求的老人入住。

二是在加強硬體設施建設的同時，加強隊伍、服務的軟體設施建設，發揮鎮(街)、村(居)養老機構作用，加強養老服務人員的規範化管理，為老人提供專業化服務。

三是舉全區之力做好老齡工作，由區老齡辦牽頭，各成員單位密切配合，認真落實成員單位責任制和聯席會議制度，紮實做好老年文化、衛生、服務等體系建設。

四是健全完善基層老年協會建設，探索老年人志願者隊伍建設，實現“以老助老”，更好地為老年人服務，豐富老年的生活。

五是加大宣傳力度，在全社會營造社會尊老愛老敬老的良好社會氛圍，增加社會的責任感，共同推動老年事業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