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紅葉

邵紅葉（1912～1990），原名邵伯南，上海市人。1942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原《天津日報》總編輯。1990年4月2日逝世於天津。

1928年，邵紅葉16歲時，因在《新聞報》任記者30餘年的父親病逝，他從育才學校輟學，進入《新聞報》當外勤記者。

民國27年（1938年）1月，《文匯報》創刊，他到《文匯報》從事記者工作，寫了不少反映抗日救亡的新聞報道，揭露日本侵華暴行，受到通緝。同年6月下旬，被迫離滬赴港，隨即改名邵紅葉，以《文匯報》特派記者名義，沿港、粵、桂、黔、滇進行採訪活動，先後寫了《從香港到廣州》、《赴桂途中》、《廣西國民基礎教育和交通建設》、《生產事業在廣西》等長篇通訊，報道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的事迹和西南見聞。

民國28年（1939年）8月抵達重慶，隨即到太行山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投身革命，曾任《新華日報》華北版編輯、編輯科科長。

民國32年（1943年）到延安，任《解放日報》編輯，新華通訊社總社編輯、編輯部副主任。

民國36年（1947年）冬任《晉察冀日報》編委兼采通部副部長。

民國37年（1948年）任華北《人民日報》采通部副部長，同年冬任《新保定日報》副社長兼總編輯。

1949年1月《天津日報》創刊，歷任該報采通部部長、副總編輯、副社長、總編輯。

1958年初受到錯誤處分，后平反。

他曾是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天津市新聞工作者協會會長。

解放之初，邵紅葉同志任天津日報通訊部主任，負責組織報道，指揮記者採訪。白天，記者四齣奔波，天快黑了，才像出巢覓食的小鳥陸續返回。大家顧不得吃晚飯，先坐下來寫新聞稿，偌大一個辦公室靜悄悄的，都在埋頭“爬格子”。寫完了，誰也不走，等著邵紅葉同志審稿的傳喚。他審稿有這樣的習慣，看誰的稿子就把誰叫到寫字檯跟前，邊問邊改。條理不清的，理順；冗長龐雜的，刪減；發現有漏洞，就追問補充。這時候“生瓜蛋”最不好過，被問得張口結舌，自然躲不開挨幾句批評，後悔採訪沒有搞深搞細。有時一篇稿子經他左刪右改，成了大花臉。稿子經他認可簽發了，記者一顆心才放了下來，緊接著便感到有一種小學生剛剛交捲走出考場的愉快。

邵紅葉同志的這種培訓方法，類似老中醫帶徒弟，老先生切脈口述藥方，徒弟最初只是記錄方子，一步一步再提高。這種“單兵教練”，徒弟的基本功會比較紮實。有個同志採訪犯了道聽途說、主觀推斷的錯誤，稿子失實，讀者有意見，邵紅葉同志聲色俱厲地批了他一頓。邵紅葉同志對於教育從嚴的稱道，也有分析，他說過，自己有簡單急躁甚至粗暴的毛病，難免傷人，為此一再道歉。

中國的新聞事業發源於上海，邵紅葉同志出身於“記者世家”。他講過，他的父親就是記者，當時辦報，通訊和書寫工具都極簡單，記者出門還要帶上毛筆和墨盒，這與帶鋼筆挎相機的記者相比，顯得多麼原始笨拙。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特色。邵紅葉同志就在帶有原始特色的記者家庭中耳濡目染，接受新聞的啟蒙教育，繼而子承父業，17歲進入新聞界，在上海新聞報、文匯報當記者。抗日期間輾轉到了延安，成為黨的新聞工作者。所以，在他身上，具有記者難得的新聞敏感以及對革命事業的忠誠。他生性剛直，說話不拐彎，有時噎得人喘不過氣來。也許是只剛少柔吧，給他引來了麻煩。在那“左”風越刮越烈的年月，他厄運臨頭，被迫離開新聞工作領導崗位，苦熬了二十個春秋。等到平反之時，也已難以恢復正常的工作了。

長期的憂鬱損害了邵紅葉同志的身體，晚年病痛頻繁，久住醫院。雖然如此，他仍關心同志們的工作，對辦報多有指點，說起缺點來，其尖銳凌厲的勢頭不減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