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稚川移居圖

《葛稚川移居圖》一反宋人傳統的作畫方式，展現出一種古樸含蓄的韻味。

畫面表現了一個關於道教的歷史故事，描繪的對象有山水、房舍、樹木、人物等。

畫前橋頭，葛洪身著道服，手執木杖，左手攜一鹿，正在回頭觀望，身後老妻騎牛抱一小兒，有二童跟隨。畫中重山峻岭，清溪小泉，茂林叢樹，山頂坳間有茅舍房屋，曲徑通幽，山坳間小路有人漫步，屋舍旁煙嵐浮動，環境幽深，杳不可測，望之郁然深秀。

圖中右上角有王蒙篆書題“葛稚川移居圖”，行書款“予昔年與日章畫此圖，已數年矣。今重觀之，始題其上，王叔明識”。

圖正中上方鈐“怡親王寶”大印。

兵荒馬亂、戰火連天的宋代與明代之間有一個短命的元代，蒙古人用鐵騎征服了這片土地。不到一百年的政權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在這裡漢人沒有地位，文化人沒有地位，百姓只能忍辱負重，而文人只能歸隱山林，過著閑雲野鶴的生活。貴族出身的王蒙便生活在這樣一個亂世之中，在仕與隱的矛盾中艱辛的進行藝術探索。

王蒙出身貴族早期的作品表現出一種積極的上進、入仕思想，他多次為官，但看到當時政治的腐敗、人民的苦難，卻無能為力，再加上士人朋友的相勸，他決定歸隱山林，由於生活與理想不能統一，所以借用隱逸高士的生活情趣和超然恬淡的思想抒發自己的情感。

此圖約創作於元宣光（1372-1375）年間，作者以象徵的手法讚揚天竺日章法師的避世行為。

“葛稚川移居圖”是中國傳統繪畫中一個長盛不衰的繪畫母題，從唐末開始，便有畫家將這一主題引入畫中，這個故事寄託了葛洪避世而遁入羅浮山的出世之想，傳統文人也將“葛稚川移居圖”作為隱遁山林、悠然自得生活的象徵。

王蒙雖與葛洪所在年代相隔久遠，但皆出名門，經歷相似，他們都想入士做官卻遭世棄，最終選擇了避世之門，王蒙正是借葛洪表達自己避世隱居的思想。全畫中左下方溪水最亮，烘託了葛稚川的形象。畫面山岩重重，樹木茂密，加上迴環的流泉，曲折的山徑，創造了一種幽遠寧靜、遠離塵世的境地，反映了當時士人對於隱居的追求。

此徠圖以山水為主體，構圖繁複，重岩迭嶂，丹柯碧樹，飛瀑流泉穿插其間。圖下溪畔之徑有數人行走，其中一人牽牛，一人騎牛。溪上有橋，橋上的葛洪寬衣大袖，右手撫鹿，身量比他人高大。圖上端兩山之間有數椽村舍，當為煉丹居住處。

畫卷取全景式構圖，但又不像宋畫那樣突出一主峰，而是強調眾多山形所造成的一種整體氣勢和氣氛。除畫面左角空出一小塊水面外，其餘各處都布滿了山石樹木，使景緻顯得格外豐茂華滋，是王蒙典型的重山疊嶂式畫法。

全畫構圖繁複，但層次井然，飛瀑、山徑引導觀者的視線層層深入，使畫面氣脈貫通，雖滿而不迫塞，層次與明暗的處理使全圖充滿生趣。

畫中重山復嶺，飛瀑流泉，以細筆勾皴，略帶小斧劈；丹柯碧樹用雙鉤填色，人物雖小，但勾描工中帶拙，形神兼備。

此畫融合”南北”字畫法於一體，石體厚重，用筆剛健，而又以勾勒線條配合來適應表現物象，它和王蒙平時擅長的解索皴、牛毛皴、雲頭皴有很大的不同，仔細觀察圖中的石法，先以淡潤墨立骨，然後用稍微濃一層的墨色附加，最後勾勒皴擦。這和宋人的先勾然後皴擦，外輪擴線重實、粗礦的畫法也又不相同。

皴擦在這幅畫中是筆法也是墨法，畫面中，石頭大多應用皴擦的方式，岩壁多以細筆短皴為主，還夾雜這披麻皴和斧劈皴，但是其中的斧劈皴用以極乾的筆墨輕鬆的加以皴擦，而且又不加以點苔，這和南宋濕筆絹本大有不同。

此外此畫將宋人的濕筆重墨用干筆淡墨來代替，同時將宋人重刻畫的特色用注重寫意來代替，其筆墨的鬆動秀麗，情逸之氣展現在紙上。

此圖用色考究，色彩明快而無俗艷之感，頗具沉實渾厚的韻致，創造出一副理想的隱居環境，反映了畫家當時棄官隱居的思想。

其設色以花青、墨青、赭石為主，色階變化微妙，畫面右下角的坡樹以其結實的用筆和飽滿的設色與遠方的山峰拉開了虛實關係，山頭點綴的紅樹主要以硃砂色染成。山石純用水墨，僅樹木、人物、屋宇處施以淡赭、花青和紅色。

中國美學史論家王伯敏：錢杜總結王蒙用筆有兩種方法，一是為世所傳的解索皴，另一是“淡墨勾石骨，純以焦墨擦，使石中絕無餘地，再加以破點，望之郁然深秀”。其實這兩種方法，常在一幅作品中並用。如所畫《葛稚川移居圖》，就有這兩種畫法兼用之妙。

此圖曾經明人項元汴，清人安岐收藏，現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2017年8月31日，廣東省博物館舉辦了“南北通融——南粵古驛道展覽”，《葛稚川移居圖》在這次展覽中展出。

王蒙（1308－1385），元畫家，字叔明，號香光居士，吳興（今浙江湖州）人，曾任元末官理問，泰安知州，后因胡維庸案牽累，死於獄中。

王蒙能詩文，工書法，所作對明、清山水畫影響甚大，與黃公望、吳鎮、倪瓚合稱“元四家”。傳世的代表作有《青卞隱居圖》、《春山讀書圖》、《葛稚川移居圖》、《秋山草堂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