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之

1924年4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初建立女二師團支部，擔任支部書記。同年春轉為中國共產黨員。女二師團支部改為黨支部，仍任支部書記。在國共合作的形勢下，加入了國民黨。4月至7月任中華全國各界婦女聯合會保定分會主要負責人。同年上半年被選為中共保定市委委員。不久又被派為國民會議促成會保定代表，到北京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預備會。同年夏從女二師畢業很快於7月被派往河南鄭州工作。9月至10月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鄭州地方執行委員會婦女部主任。同年秋於鄭州和王若飛喜結良緣。底至1931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列寧學院學習。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學習期間作為指定及旁聽代表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1931年9月被共產國際派回國。11月到達紅二方面軍所在的湘鄂西洪湖革命根據地工作，任紅軍第二十五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兼講黨課、參加擴軍，擔任反帝大同盟在當地主辦的《反帝周報》和湘鄂西中央分局機關報《紅旗日報》編輯等工作。

1932年秋在國民黨軍隊對根據地的“圍剿”中被捕，后獲釋到漢口。同年11月到上海和黨組織接上關係后，在上海滬東從事工人運動。

1933年3月做滬東區國民禦侮自救會黨團工作。4月到負責英美煙廠工作的煙區委工作。

1937年春離開上海到太原營救王若飛。同年夏到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女子大學和中央黨務研究室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

1942年春到中央黨校第一部學習。

1944年下半年患病休息。

1945年11月到重慶，開始做審干工作，後任中共南方局婦女組組長。

1946年4月因飛機失事犧牲后，調回延安。同年底至1949 年5 月任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

1947年隨晉綏土改工作團到興縣蔡家崖參加土改工作。

1948 年下半年到西柏坡，任中央婦女委員會委員。

1949 年春調到華北革命大學任第二部主任。4月當選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9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大學教務部副部長。

1951 年起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專修科主任。

1953 年1月至1954 年8月任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

1954年10月改任函授部主任，後任黨委監委會書記。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全國婦聯執委、察哈爾省政府委員等職。

1959 年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黨委副書記。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

1965年4月調任中央監察委員會駐郵電部監察組組長。“文革”中受衝擊，被關押7 年。后先後擔任國務院郵電部和中國人民大學顧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一、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94年11月10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戰火紛飛中的革命伴侶――李培之與王若飛

革命老區平北抗日根據地——河北省赤城縣的娘娘山下，有一個古老的龍關鎮。這裡曾經出生過一位傑出的女革命家，她就是海陀女傑----革命先驅者王若飛的夫人李培之。

(1)1904年，正值八國聯軍侵佔中國的悲慘年月，9月7日，河北省赤城縣龍關鎮的一個“恩貢”家庭，出生了一位女孩，她就是長大后從事一生革命工作的李培之。李培之原名叫李沛滋，家中排行老三，自幼聰穎過人，小學畢業時在班裡成績就名列前茅。比她年長16歲的大哥李沛霖是清末秀才，也是一位具有愛國主義民主進步思想的鄉村教育家。人品高尚，學識超群，教學有方，對三妺的幫助極大。在李培之少年時期，經常聽哥哥給她講述中國的形勢。“五四”運動爆發后，李培之又經常聽大哥講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從而激發了她愛國主義的思想。大哥為支持三妺“讀書救國”，還變賣了田園和家產，使李培之能夠從小立志學好科學知識報效祖國。1920年夏天，不滿16歲的李培之告別了家鄉和親人，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保定第二女子師範學校。

當時，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影響已經不斷擴大和深入。保定也和全國其他大、小城市一樣，革命思想首先在廣大青年學生當中廣為傳播。年輕的李培之抱著尋求真理的願望來到保定。在保定女二師這一革命搖籃之中，李培之很快就接受了馬列主義進步思想，逐漸成為一名積極的戰士，並很快成為女二師學生運動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之一。1922年11月，保定育德中學建立了黨的組織，李培之在學校黨組織的教育下，進步很快。1924年初，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中國革命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其間，李培之也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

保定的學潮轟轟烈烈地開展。在革命運動中，李培之得到了鍛煉，增長了才幹，表現出一個年輕革命者的大無畏精神和英勇頑強的鬥爭精神。1925年5月30日，學生、工人及其他代表2000餘人在南京路公共租界散發傳單，進行講演，揭露帝國主義罪行，遭到租界巡捕逮捕和血醒鎮壓，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這一事件不僅使剛剛20歲的李培之看清了帝國主義醜陋的嘴臉，也更堅定了她投身革命誓死捍衛祖國解放的決心。7月份，正值師範畢業之際，在白色恐怖中，上級黨組織決定調她到河南鄭州開展工人運動。先是在豫豐紗廠做女工工作，並負責編輯《工人周報》》。當時，中共北京區委（負責包括河北、河南、陝西、山西等省的工作）派留蘇剛剛回國的王若飛同志為巡視員，秘密來鄭州檢查工作。他仔細看了李培之編寫的《工人周報》，對她的工作給予了熱情鼓勵和指導。王若飛同志革命家的風度，深刻的思想，淵博的知識，健壯的身體，炯炯的目光和豪爽坦誠的性格給剛剛走出校門、對革命滿懷憧憬的李培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中共豫陝區委建立，王若飛同志任區委書記，常駐鄭州。

(2)

王若飛同志生於1896年，貴州安順人。1917年留學日本，1919年10月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發起組織少年共產黨。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春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5年春回國後任中共預陝區委書記。在此後的接觸中，李培之感到這位既是領導，又是老師和同志的王若飛平易近人，他沒有某些從國外留學歸來的“洋學生”那種凌人的盛氣。漸漸地，李培之對她產生了好感，愛的火焰與革命的火焰在兩位年輕的革命同志心裡熊熊燃燒，李培之和這位29歲的大區領導、老師相愛了。

1925年秋，李培之同志被派到衛輝（今河南省輝縣）工作。不久，上級黨組安排她去蘇聯留學。經過幾個月的相識、相知到相愛，他們之間有了深厚的感情。於是李培之在留學之前，從衛輝回到鄭州先與王若飛同志結了婚。他們沒有鮮花的映襯，沒有優美樂曲的伴奏，更沒有浩浩蕩蕩迎親的花轎和隊伍，在兩位新人的身邊，只有出生入死在一起戰鬥的戰友和他們熱烈的掌聲。婚禮雖然簡單，雖然淳樸，但他們很幸福。新婚燕爾，本是新婚夫婦沉靜在甜蜜而幸福的時刻，但這對革命伴侶卻仍夜以繼日地為革命工作著。星星為他們點燈，秋風為他們歌唱，滾滾的黃河水為他們新的生活帶來了無窮的力量。婚後甜蜜的生活對他們來說卻是那樣的短暫，蜜月只過了12天，這對年輕的革命伴侶就離別了，李培之匆匆踏上了遠赴蘇聯留學的旅程。他們沒有流淚，不是他們無情；他們沒有纏綿的眷戀，不是他們的感情不深。相反，革命中的愛情情更深，意更濃，只是為了中國的革命事業，不得不拋棄兒女私情。他們的情，他們的淚只能化作一腔革命的熱血飛騰。

李培之這一走就是三年，三年對於人的一生雖然不算漫長，但是在戰火紛飛的年月，他們覺得是那樣的漫長啊！她擔心著他，他牽掛著她，他們就象銀河兩岸的牛郎和織女星，遙遙想望，相逢無期。

李培之同志到蘇聯后，在蘇區留學的生活是艱苦的，而王若飛同志於1926年冬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先後參加領導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黨的“八七”會議后，又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他們天隔一方，為革命事業分別忙碌著。

(3)

1928年6月，我黨終於迎來了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會址在蘇聯的莫斯科。這也迎來了李培之和王若飛婦夫分別三年的團聚。期間，周恩來夫婦於5月中旬抵達莫斯科，他們趕到之後，就立即著手六大的準備工作。首先從莫斯科中山大學抽調了一些學生，把會議文件用中文刻印好，又抽調李培之等同學擔任了大會翻譯。6月初王若飛同志做為“六大”代表也來到了這裡，這對惜別三年的新婚夫婦終於相聚在異國他鄉之都，迎來了美好的時光。

會議從6月18日到7月11日召開，大會總結了過去鬥爭的經驗教訓，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和矍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肯定了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等。會上，周恩來和王若飛還報告了陳獨秀拒絕來莫斯科出席會議的理由和意見。

二十多天的會議結束后，王若飛同志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也留在了莫斯科工作。這時，李培之同志也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她又和愛人一起進了列寧學院俄文班學習。王若飛同志勤奮好學，又善於思考，他經常與李培之同志一起對中國革命形勢以及運動中所發生的問題，共同進行研究和探討。

1929年，在列寧學院的“清黨”運動中，由於王若飛同志與當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張國燾，在許多意見上不一致，於是張國燾借清黨之機殘酷打擊王若飛同志，向列寧學院黨支部建議開除王若飛同志黨籍，並在給李培之同志作結論時說：“其夫是陳獨秀機會主義者，她划不清界線，建議給予警告處分”，夫婦革命家的坦蕩胸懷忍受了張國燾的政治誣陷。列寧學院支部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參加過十月革命的老布爾什維克、院長基里桑諾娃指出：“他（指若飛同志）在我校學習期間表現很好。根據我們了解，是個好同志。”這樣，王若飛同志沒有被開除黨籍，但仍受到了嚴重警告處分。李培之同志對若飛所受的委屈想不通。王若飛同志就開導她說：“共產黨人應當是最堅強的人，這點事算不了什麼，真相一定會弄清楚的”。在王若飛同志的教育影響下，李培之與王若飛同志一起以真正革命者的襟懷，泰然自若地經受了這場考驗。就這樣，直到1931年7月他們夫妻二人結束了列寧學院的學習生活才一同回國，8月因工作需要黨組織再次將王若飛同志派到綏遠地區開闢工作，而李培之同志則被分配南下進入洪湖地區革命根據地開展工作。

誰曾想，當王若飛同志到綏遠地區工作后，10月初在包頭就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了。在獄中，王若飛同志不屈不撓，以堅強的革命意志與敵人進行著針鋒相對的鬥爭。在寧靜的夜晚，面對牢籠他不去顧及個人安危，而是思考著如何為革命做出最後的貢獻，他想到了戰友，想到了同志，也想到了日思夜想的妻子，使他的信念很更堅定，對革命勝利也充滿著信心。

而此時的李培之在洪湖地區正開展著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對丈夫的被捕卻一無所知。可此時的蘇區，環境極其惡劣。在湘鄂革命鬥爭史上，1932年5月至1934年秋，也是極其悲壯的一頁。在這兩年半的時間裡，除了蔣介石糾集10萬兵力瘋狂圍剿，洪湖蘇區全部喪失、紅三軍主力被迫進行七千里小長征、損失慘重。地方區級以上、部隊連級以上幹部無辜錯殺者多達7000多人，加上其他無辜錯殺者，總數在1萬以上。這些優秀兒女沒有倒在戰場上，卻被王明“左”傾錯誤路線所葬送，實為親者痛、仇者快的千古憾事。李培之同志在洪湖一帶工作了一年多的時間，1932年11月僥倖留得性命離開洪湖來到了上海，此時她才從別的同志那裡得知王若飛同志回國后不久已於1931年秋天在包頭被捕的消息，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她焦急萬分但在革命熔爐中鍛煉成長起來的她並沒有絲毫的消沉，而是以更加積極的工作和實際行動履行著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革命者的神聖職責，她痛下決心要與敵人堅決鬥爭到底。

1933年，李培之同志在上海也遭到了逮捕，這對革命夫婦此時天隔一方身困牢籠。雖然，他們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束縛不住他們的思想和言行。雖然，困住了他們的肉體，卻困不住他們的精神和信仰，他們頑強地與敵人做著堅決的鬥爭。

(4)

李培之被捕后不久獲釋出獄，但與組織上卻失去了聯繫。這期間，她只好靠教書和翻譯一些稿件來維持生活，心情十分沉重。此後，一天她意外地接到王若飛同志從獄中託人捎來的一封不平常的書信，這封信是他用白襯衣上撕下的衣襟寫成的“訣別”信。信中寫道：“忘掉我，不要為我的犧牲而傷痛。”李培之同志讀到這句話時，不禁心中一陣酸楚，她抑制著自己的感情讀下去：“集中精力，進行戰鬥，繼續努力完成黨的事業。要堅持真理，經得起各種各樣的考驗。”“別了，我們在紅旗下聚齊，又在紅旗下分手，……請你伸出雙手，來迎接我們的勝利吧！”不知是過分的悲傷還是由於堅定的信仰，李培之既沒有流淚，也沒有慟哭，若飛同志崇高的革命氣節，堅貞的情操鼓舞著她、激勵著她。既然若飛同志已經做好了為革命獻身的準備，自己也應該準備迎接更嚴峻的考驗！此後，李培之又接連收到王若飛同志從獄中寄出的18封信，信的字裡行間迸發出來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以及一個共產黨員的寬廣博大胸懷，飽含深情的鼓勵和安慰給了李培之極大的慰藉、教育和鼓舞。她把對王若飛的思念之情化作了勇氣、力量和希望。

1937年初，王若飛同志在黨組織與舅父黃齊生的營救下獲釋於太原監獄，李培之立即從上海飛抵太原與若飛會面。劫后重逢，李培之又高興又難過，若飛同志親自到機場迎接她時，闊別6年的恩愛夫妻一見面，李培之同志再也抑制不住了，淚水奪眶而出……。

當時，王若飛同志參加了簿一波在太原組織的“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工作，李培之則在“犧盟會”主辦的軍訓班裡講授《帝國主義論》、《紅軍里的政治工作》等課程。此後，王若飛同志歷任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宣傳部長、八路軍副參謀長、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央黨務研究室主任等職，轉戰祖國各地。

1937年夏，李培之隨王若飛同志北上到了延安，王若飛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李培之在陝北公學院任教，分別開展著不同的革命工作。

(5)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在美國導演下，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商談建國大計”。但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民主，實現人民“休養生息，重建家園”的迫切願望，竭盡全力尋求避免內戰挽救和平的道路；也為了揭露美蔣的陰謀，團結教育人民，爭取中間勢力，決定派毛澤東等赴渝與國民黨談判。8月28日，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在前來迎接的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乘飛機抵渝。習日《大公報》發表題為《毛澤東先生來了》的社評歡迎毛主席。此後，經過40多天的談判，在中共的努力，於10月10日由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和國民黨代錶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共同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10月11日清晨，重慶各界100多人到九龍坡機場，熱烈歡送毛澤東。上午9時半，毛澤東由張治忠陪同，偕王若飛等乘專機飛返延安。周恩來等仍留重慶同國民黨繼續談判。

1945年12月16日，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吳玉章等7人由延安飛往重慶進行新的談判。1946年1月10日上午10時，談判正式開始。但此後一段時間的談判收穫仍不大。1946年4月8日，中共政協代錶王若飛、政協憲草審議委員會代表秦邦憲、獲釋不久的前新四軍軍長葉挺、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鄧發等乘美國飛機從重慶回延安，因遇惡劣天氣，飛機在山西興縣黑茶山失事，機上人員全部遇難。1946年4月20日，毛澤東為烈士們寫了《向“四八”被難烈士致哀》祭文。

從此，李培之失去了最敬佩、最親密的老師、戰友和親人，隻身帶著她和王若飛的獨生兒子王興繼續孜孜不倦地在風風雨雨的征途上為革命事業而奮鬥著。

(6)

全國解放后，李培之同志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直至“文革”開始。“文革”中，李培之同志因王若飛重又被誣陷為“叛徒”而受牽連。她自己也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受到殘酷迫害，被關進監獄身陷囹圄，坐牢八年之久。對王若飛同志的問題，鄧小平同志早在1972年就曾冒著生命危險指出：“王若飛在獄中鬥爭很英勇，全黨同志都知道。是黨派薄一波同志把他營救出獄的。他不是叛徒。粉碎“四人幫”后，李培之同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考慮到她的健康狀況，組織上安排她擔任郵電部顧問的工作。

晚年的李培之，雖然年高體弱，但還是十分關注國家大事，關心年輕一代的成長。她堅持學習，堅持寫回憶錄，繼續為黨、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她不願給黨和人民增加任何一點負擔，組織上發給她的烈士遺孤（王興）撫養費她不要，派給她的護理人員她不要。她說：“我自己現在不能再為革命多做些工作了，怎麼能再給組織上添麻煩呢？”這位為黨的事業奮鬥了幾十年的革命老人，表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極高覺悟。

李培之和王若飛同志的一生是光榮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們的革命精神是鼓舞和激勵人民奮湧向前的寶貴精神財富。他們富有傳奇色彩曲折動人的愛情歷程也教育和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人民。（作者：武世平）原載（2005年《檔案天地》第3期）

參考書目：《中國現代史稿》、《中共黨史事件人物錄》、《文史精華》、《毛澤東選集》、《中國通史》、《張家口文史資料》等。得到張家口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宣化縣檔案局、宣化縣政協、赤城縣檔案局黨史辦人員的大力支持。

李培之的兄妹情結

李培之1904年9月出生於察哈爾省龍關縣城關（今屬赤城縣）一個書香門第，原名李沛滋，字雨金。其父李增芳是清末恩貢，中考後不願入仕為官，回鄉務農，半耕半讀。李增芳有五個兒女，培之排行第三。她自幼聰慧過人，讀書刻苦，高小畢業時成績名列前茅。畢業后，她仍想繼續讀書深造。時值民國初年，封建帝制雖然被推翻，但地處偏僻的龍關封建思想仍很嚴重，能讀到高小畢業的女子已屬鳳毛麟角。女子無才便是德。母親為年僅15歲的她訂了親，這對躊躇滿志的她來說猶如當頭潑了一盆冷水。後來她之所以能夠衝破封建樊籬的束縛，走上革命的道路，是與其長兄李沛霖的支持和幫助分不開的。李沛霖，字雨三，生於清光緒五年（1879）。在父親的影響和熏陶下，李沛霖自幼讀書十分勤奮，於光緒末年考中秀才，遂立志獻身教育事業，為家鄉培育人才。1913年他與同事在龍關城內開設了學館，傳播知識，培養青年。1917年受聘到龍關學堂任教。1929年又被聘為龍關女子小學校長。

李培之正是在這位思想開明、知識淵博的兄長兼老師的影響和教誨下，從小立下報國之志。在她15歲那年，“五四”運動爆發了。大哥經常為她講述學生愛國運動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並帶回《新青年》等進步書刊給她讀。書中的文章令她激動不已，熱血沸騰，從而更加堅定了讀書救國的決心。她以李大釗的詩句“以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宇宙。”激勵鞭策自己，並從中汲取力量和勇氣。在大哥的幫助下她解除了婚約，並決定赴保定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讀書。為幫助她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大哥甘願節衣縮食變賣家產和田園為她籌資。1920年春天，李培之告別了大哥和家鄉，與一朱姓女子結伴，踏上了求學之路。這一別就是30多年。

經過3 0多年風風雨雨的磨練與考驗，她成長為一個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者。1923年在保定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期間，她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積極投身反帝愛國運動。在風起雲湧的學潮中，她始終走在前列，並在這一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她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保定市委委員。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不久，中共北方區委決定調她到河南開展“工運”，負責編輯《工人周報》。在白色恐怖之中，她奔走在鄭州、開封之間，深入紗廠教育、組織女工參加鬥爭，並領導了著名的豫豐紗廠罷工鬥爭。這時，她認識了到河南檢查指導工作、不久又任豫陝特區書記的王若飛同志。若飛同志深刻的思想、淵博的知識和豪爽的性格深深地打動了她，不久倆人相愛並結為革命伉儷。1925年至1931年，黨派她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列寧學院學習。1931年9月回國后，董必武同志介紹她到紅二方面軍所在的洪湖地區工作。當時洪湖蘇區鬥爭十分艱苦，但她不畏艱難險阻，冒著生命危險，衝破層層封鎖，終於來到了賀龍身邊。她單槍匹馬闖洪湖的精神受到賀龍的稱讚。1932年至1936年她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婦女工作。“七七”事變后她來到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和中央黨務研究室從事教學研究工作。1945年到重慶中央局任婦女組長。1946年，王若飛同志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從此她失去了自己敬佩的老師、戰友和親人，在嚴重的打擊面前，她頑強地挺住了，繼續為革命事業奮鬥著……

離開家鄉30多年，在為革命事業奔波的空隙，她時時惦記著家鄉的親人，特別是慈祥的大哥。然而為了革命、為了祖國的解放事業，她捨棄了親情，把對親人的思念之情深深埋在心底……

李沛霖在家鄉也同樣思念著三妹培之。既為她的進步高興，也為她的安危擔憂。同時他繼續以自己所長為家鄉文教事業作著貢獻。1933年，他被推選編寫《龍關縣誌》，任第五組審查員。志書完成後，繼任龍關民眾教育館館長。1937年，日軍侵佔龍關后，他不為日偽奴化教育效力，回家務農，過著清苦生活，表現了高尚的民族氣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李沛霖受到黨和人民的敬重，1954年被選為龍關縣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3年，闊別家鄉33年的李培之終於踏上了故土，故鄉的人民和地方政府熱情歡迎她的歸來。望著這熟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她心潮起伏，激情難抑。見到飽經風霜的大哥時，她禁不住熱淚盈眶……離開家鄉時，她將大哥接到北戴河療養了數月。此後，她每年都把大哥接到北京駐一段時間，共敘兄妹之情。1957年李沛霖又去北京休養時間不長，因思念故土回到龍關。1960年他因病醫治無效與世長辭，享年81歲。

李沛霖系地方名儒，思想開明進步，他支持李培之讀書上學、參加革命，使她成為一位傑出的革命者。同時他致力教育事業，培養人才，家鄉人民永遠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