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直峰

1930年10月，傾向革命的楊虎城開始主持陝甘軍政，先後任命左派人士南漢宸（實為中共地下黨員）為陝西省政府秘書長，續范亭為駐甘肅行署參謀長等。李直峰獲悉后，便直接與南、續聯繫。通過近一年的準備，1932年秋李直峰悄悄離開太原潛往西安。南漢宸一面熱情接待，一面囑他化名李致遠，將他介紹給楊虎城。名義上任西安綏靖公署上校機要秘書。實為楊虎城組建密電研究室，專責檢譯和偵破明的、暗的無線電密碼電報。走馬上任的李直峰不遺餘力，很快便破譯出十七路軍駐甘南的馬青宛部密謀叛楊投蔣，及蔣介石分別下令殺害中共領導人瞿秋白、方誌敏、吉鴻昌等人的絕密電報，使楊虎城更加看清了蔣的為人。

西安事變前夕，楊虎城命令成立西安綏靖公署侍從室，將李直峰領導的密電研究室划編為侍從室第一組，李以機要秘書身份兼任第一組組長，再將辦公地點由綏署直接搬入楊虎城官邸。在事變后的30餘天時間裡，李直峰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破譯著何應欽所指揮的30個“討伐師”進攻西安的“作戰計劃”、“兵力部署”、“口令信號”、“陸空聯絡符號”等，並隨時報送楊虎城，為西安方面採取應變措施提供了準確的依據，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西安事變期間，綏署侍從室多次奉楊虎城之命，將破譯的密碼電報內容送中共中央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參閱，遂引起周的關注，在得知這些電報皆為李直峰領導的密電室破譯時，周指示南漢宸擇機秘密指引李於中共代表團駐地相見。當南漢宸將李直峰介紹給周恩來時，周起身相迎，親切握住李直峰的手，慰勉有加，周恩來說：“你1926年就在武漢加入我黨的統一戰線，現在革命更加需要你，你破譯工作做得如此之好，說明你有一顆愛國救民的心，我希望你能加入到我們這個革命的行列中來。”李直峰動情地說：“我堅決服從周副主席的指示，不怕艱苦危難，努力完成任務而終身不渝。”周恩來遂命在隔間等候的李克農、曾希聖進來指示道：“這位是李直峰同志，是楊主任的機要秘書，已經表示願意參加革命，現將他交由你兩人領導，布置工作。”當時李克農和曾希聖分別是中共中央情報部的正、副部長。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李直峰在南漢宸的巧妙安排下，與助手武子明及隨員10人，由同鄉、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書記長郭紫峻的公開介紹，來到南京道署街（今瞻園路）132號軍統局第一處找到處長徐恩曾，呈上蓋有公章的介紹信。徐心中暗自高興，但表面上不露聲色，卻在私下裡命親信、時任情報科長的張國棟進行政治和業務上的雙重甄別，經過近3個月的明查暗訪、跟蹤偵察和書面詢問等，李直峰順利過關。當時的軍統局第一處只是一個對外的機構形式，實際上徐恩曾領導著一個龐大而秘密的“特工總部”，即中統局的前身。李直峰被安排在情報科下屬的密電二股任股長，武子明為副股長，隨員10人為股員。

特工總部內部有著嚴密的分工和管理制度，收發電報由電訊總台負責，翻譯電文由情報科譯電股負責，李直峰又擔負密碼的偵聽和破譯工作，所以這段時間李直峰是難以獲得情報的。但李本職工作做得極佳，偵破許多密電，尤以桂系、龍雲系、劉湘系的居多，閻系次多，得到徐恩曾的信任和嘉獎，至於共產黨密電一件也沒有破獲，但也沒有引起任何懷疑。

1938年7月，蔣介石為整合密電資源，命包括中統局在內的所有部門的密電人員全部交給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由毛慶祥統一領導。就這樣李直峰又順利潛入國民黨的最高軍事部門。具體職務是“日帝陸軍密電研究組”副組長，后該組擴編為技術研究室，簡稱“軍技室”，李直峰被任命為該室第六組副組長兼該組第一科科長。

這個在大撤退時期成立的“日帝陸軍密電研究組”天天輾轉遷徙，還要遭受空襲，再加上懂日文的不多，偵破工作久無進展，而軍委會則天天催著要日方情報，一幫人員傾其全力，亦束手無策。此時又一個大膽而美好的想法在李直峰腦海里冒了出來，“到延安去，直接為黨工作”。深思熟慮以後，他以尋找破譯資源為名，向毛慶祥建議：“派人到各大戰區去搜集在戰場上繳獲的日軍密電碼本，將會有助於日本密電的破譯，至少也會有參考價值。”他的建議很快得到批准，並被任命為軍委會少將參議，於1939年夏，懷揣著蔣介石的手令。在各大戰區轉了一圈后，悄悄帶上妻兒，來到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延安。在延安他找到直接領導他的曾希聖，請求轉呈周恩來副主席批准，讓他留在延安公開為黨工作。正當黨中央準備批准他的請求時，毛慶祥打電話到處找他，鑒於他的身份沒有暴露，中央令他先回重慶待命。為了解除毛的懷疑，由周恩來親自批准，將八路軍繳獲的3種日軍密電碼本交給軍委會，但考慮到安全問題，另由八路軍派專人護送。儘管這樣，李直峰這次延安之行還是引起軍統特務的懷疑，但沒有把柄可抓，也奈何他不得。

此次，李直峰曾數次將獲取的絕密情報親手交給中共中央駐重慶代表葉劍英等，為此，中共中央特別來電嘉獎，令李直峰感動不已。

早在1937年上海淪陷前，國民黨中央銀行就將10元券的法幣印鈔版送往被認為十分安全的香港保存。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后，日本特務機關又將其運回上海，並大量仿製、傾銷，以達到破壞重慶政府金融之目的。其頭目淵上等人找到以大老闆做掩護的中統在上海的聯繫人程士范，提出以1比40的優惠價格幫助銷售。程見有利可圖，便一下子購買了200萬元贗品法幣，沒想到這些贗幣在上海不能流通，便電示中統局本部：“是否可以密運到大後方，用以收購桐油、醫療等用品，如此往返，當可收一本萬利之功效。”徐恩曾也是貪婪之輩，遂電示可以運回，並明確了路線、時間等，還要求嚴守秘密，運回后親交他的手中。結果這一絕密情報被李直峰偵得。李認為：如果將這一情報泄密給軍統，必引起中、軍兩統的惡鬥，正是自己完成任務的絕好機會。想到這裡，便聯合與徐恩曾有隔閡的同鄉、時已調任中統局秘書的郭紫峻，密赴國府路黃家埡、軍統局第四處處長魏大銘的家（魏一度兼任軍技室主任，是李的頂頭上司），以閑談的方式，將這一絕密情報泄露給魏。李、郭兩人剛走，魏就迫不及待地向戴笠稟報。戴如獲至寶，於1944年4月親赴安徽屯溪，帶上大批緝私督察，在新安江船上如期截獲贗品法幣193萬元，當場逮捕參與押運的中統特務高子文、夏伯良和程士范之子程憾（系中共地工，李當時不知情）等3人。戴一面命人嚴刑拷問，弄清案情原委，送入大牢；一面將贗幣送往銀行驗證；再密捕程士范赴重慶歸案。當所有證據齊全后，戴親擬訴狀，以“徐恩曾勾結日本特務機關販運偽幣，破壞政府金融，且證據齊全”為名，向蔣介石惡告了一狀。眾所周知，中統、軍統視如水火，常常為爭功邀寵斗得死去活來，這次徐恩曾被戴笠抓住把柄，恨不能一棍子將其打死。

該案的卷宗很快便放在了蔣介石的案頭，蔣批示：“此案交由軍法執行總監部審理，中統局負責人徐恩曾應以處分。”同年8月，總監部以破壞國民政府金融罪判處程等4人死刑。這下急壞了徐恩曾，一面央求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向蔣介石辯解；一面夥同黨羽多方活動，終使該案改判：程士范為首犯判刑8年，高子文為主犯判刑3年，兩從犯取保釋放，而徐恩曾則以瀆職罪論處，由主管部門發落。戴笠見這次並沒有將徐恩曾“打死”，其後便又搞出一個蓄謀已久的“王書青走私案”，終於將徐恩曾打翻在地。

抗戰勝利后，軍技室解散，因李直峰是從中統局來的，只能回到中統局。而此時他的同鄉郭紫峻已升任中統局副局長，在郭的關照下，李直峰又撈了個專員的頭銜。1949年上海解放，李直峰才公開了身份。在華東區公安部社會處機要組任職，1950年調北京中央公安部七局任副組長。1957年隨老首長曾希聖赴合肥任安徽省人委參事室參事、省政協委員。改革開放后，調上海市政府參事室參事、市政協委員。1983年被補選為全國政協委員，過著幸福而快樂的晚年生活。

《江南時報》 (2005年12月06日 第二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