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涌

周可涌(1912～1988)，當塗縣博望鎮人。自幼勤奮好學，青年時代以優異成績考入台灣中央大學，畢業後去美國留學，獲農學研究生肄業回國。曾任安徽省建設廳農林局局長、安徽大學教授。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后，他先後任福建農學院教授、農學系主任、副院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農學會第三屆顧問、中國甘蔗協會第一屆理事長等職。

周可涌1952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8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福建省第二屆、第三屆人民代表和省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全國著名的甘蔗學專家。他和他的同事合編有《作物栽培學》、《南方作物栽培學》，主編有《國外農學——甘蔗》、《中國大百科全書—糖料作物》、《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糖料作物》。主要著作有《甘蔗栽培學》、《甘蔗育苗移栽》、《甘蔗》，以及論文、譯文等200餘萬字。1988年4月13日，因病在福州逝世，終年76歲。

周可涌，安徽省當塗縣農村，父親是鐵匠，也會做木工活，家境清貧。在父親的影響下，從小即能吃苦耐勞並逐漸形成了剛直不阿的性格。小學畢業后，13歲的周可涌考上南京的安徽中學。校長陶行知先生“學習農民，宣傳農民，組織農民”的教導深深銘刻在周可涌的心中。周可涌從小在農村中長大，深知農民疾苦，由此更加熱愛農民，熱愛農村，立志要為改變中國農村的貧窮落後而奮鬥。1931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學。由於父親去世，沒有經濟來源，在中央大學工學院念完一學期后，便轉到該校的農學院，半工半讀，於1935年畢業，並留校擔任助教。

1936年，周可涌轉任全國經濟委員會蠶桑委員會技術專員，安徽省立棉蠶改良場技正兼場長。他的《棉花花冠顏色的遺傳研究》一文，1936年發表在英國《棉花》雜誌上，並被郝欽銘著的《棉作學》一書所引用。1937年初，他受命東渡日本考察桑樹育種。回國不久，抗日戰爭爆發，他不得不西遷四川。

從1939年起，周可涌先後擔任四川農業改進所榮威植棉指導區主任，四川農業改進所甘蔗試驗場技正兼場長，主管甘蔗技術研究和良種繁育和推廣，引進甘蔗新品種等工作。從此，他與甘蔗結下了不解之緣。

1945年，他到美國著名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植物病理生物系主攻甘蔗。1946年歸國，在安徽省農林處任技正兼處長，並應聘為安徽大學農學院教授。在此期間，他經常深入農場試驗田觀察研究作物生長習性，並帶領學生進行田間實習。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周可涌於1951年到福建協和大學任教授兼農藝系主任，從此紮根八閩，熱情投身於我國的農業教育和科研事業，直至生命最後一息。

1952年院校調整，周可涌擔任福建農學院教授兼農學系主任。從1962年起，經中央高等教育部批准，開始招收研究生，1984年由國家學位委員會批准為博士生導師。他先後培養的26名碩士生，4名博士生，都已成為教學、科研的骨幹力量。他講授過本科生的耕作學，作物栽培學（包括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飼料及綠肥等作物）；研究生的作物栽培學專題，文獻閱讀，甘蔗專題討論等課程。他在教學中注意啟發學生獨立思考，實行教學相長，尤其對研究生的課程均採用學習報告和討論的形式，以培養青年人發現、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他組織和參加全國和本校的教材編寫及教學法研究，在學科建設中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以他為學科帶頭人的作物栽培與耕作學是該學科中全國較早成立的博士點，也是福建省首批建設的重點學科之一。

在出色地完成繁重的教學任務的同時，他花費了許多精力開展棉花、水稻、小麥、甘蔗等作物的研究。50年代後期，他開始把工作重點放在對甘蔗的研究上，並多次承擔國家、部委、省級有關部門下達的研究項目，且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共獲國家部委和省級9項獎，先後發表研究專著、論文60多篇和大量譯文。他主持創辦了《國外農學——甘蔗》，擔任《作物學報》編委，《福建農學院學報》副主編，農業部生產技術叢書編委會編委等。

1951—1953年，他與福州市郊鄭依姆農業合作社進行技術合作，將水稻間作改連作，稀植改密植，使每畝平均增產100多公斤，深得當地農民的信任和歡迎。1955年，他在福建主產蔗區仙游縣建立了基點。從此，他長期深入農村，一面向老農學習，一面指導生產，並從生產中發現問題進行科學研究。50年代改良了陳舊的新植蔗和宿根蔗栽培法；60年代總結了甘蔗大面積豐產的栽培措施；70年代提出提高蔗田光能利用率的研究方向；80年代進行蔗田綜合利用、提高經濟效益的試驗和推廣。

1980年，周可涌以古稀之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以很高的熱情參政、議政，特別在農業科技規劃和有關農業政策的制定方面提出了許多有益建議。他曾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福建省人大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員和省人大常委會委員，省民盟顧問等職務。他還擔任農業部第一屆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農學會顧問，中國作物學會理事，中國製糖工業理事，輕工業部製糖工業科學技術專業組成員，福建省農學會副理事長，省農業科技委員會常務委員。為促使從事甘蔗工作的廣大科技人員更好地交流、協作，在中國農學會、作物學會等有關部門支持下，周可涌與其他幾位甘蔗界前輩於1983年發起成立了中國作物學會甘蔗協會，他被推舉為第一、二屆理事長。鑒於周可涌在農業教育和甘蔗科研上的突出貢獻，福建省人民政府於1978年和1979年先後授予他教育科研先進工作者和勞動模範的光榮稱號。

周可涌自30年代末開始甘蔗研究工作時，就愛上了這心實節高的甜蜜作物。但是，長期以來，我國蔗農栽種的大都是竹蔗和地方種，已引進的推廣品種豐產性也不好，而且品種混雜，種性退化，不利於糖業生產。因此，為蔗農尋找一個比較理想的栽培品種是周可涌長期的渴望。由於福建的氣候條件適合於發展甘蔗生產，他在一封封任職邀請信中選擇了福建。

1951年，他在福建協和大學農學院的甘蔗品種比較試驗中，發現“台糖134”不僅高產高糖、豐產性好，而且宿根性特彆強，適應性廣。消息傳到廣東，廣東的同志也發現此品種在廣東丘陵地種植表現很好。於是，經交換信息鑒定后，一致同意推廣種植。

從1954年開始，這個品種便逐步代替了當時的當家品種“POJ2878”，平均使每畝增產約100公斤。我國甘蔗主產區也由此實現了一次較大面積的品種更新，為甘蔗生產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台糖134”一直在生產上沿用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該品種仍在閩粵桂蔗區佔有相當比重。

“台糖134”的推廣種植使周可涌感到極大的欣慰。當他的助手們把引種的成功歸功於周可涌“獨特的觀察力和敏感性”時，他則淡然地說：我只是依照業精於勤的古訓，經常下田觀察，做出比較分析和判斷而已。正是這種勤奮努力使他和助手們能不斷為甘蔗生產培育出新的優良品種，如50年代的“福農57—58”，60年代的“仙糖8號”，70年代的“仙糖73—35”，80年代鑒定的“福引79—9”。這些品種都在福建蔗糖生產上發揮過增產增糖的作用。

為了探索適合我國蔗區生產特點的增產新路，1953年，周可涌開始到福建甘蔗主產區仙游縣考察，並於1955年在該縣龍華鄉建華村建立了全國第一個以甘蔗為主的科研、教學、生產三結合的試驗基地。當時蔗區的種植方式大都採用斜插穴植，蔗苗稀少，產量不高。他與當地農民在田間討論，先改斜插穴植為條播平放。後來周可涌看到這種作法播幅約有6寸寬，土地利用率不高，又建議改一條線播為一左一右的“雙行三角條播密植法”。這樣交叉平放播種，分佈均勻，既充分利用土地，又使甘蔗種莖上的芽絕大多數都能有萌發的機會，而不至在土壤深層被悶死，從而使蔗芽萌發多且分佈均勻，吸收肥水方便，有效莖生長數多而粗壯。這項改“穴植”為“密植”的技術很快就被廣大蔗農接受，許多老農看了后都說：“這個辦法好，不要再試驗了。”於是很快就推開了。

在推行“雙行三角條播密植法”同時輔以推廣新品種“台糖134”使甘蔗平均畝增產2000公斤左右，一舉而轟動了全國。1956年，中央農業部在仙游縣召開全國第一次甘蔗豐產現場會，向全國推廣了這一新技術。在這次現場會上當場砍收1畝多地，甘蔗折算畝產達12噸。這一年仙游縣甘蔗大面積平均產量和小面積高額豐產均居全國第一，全福建省產量也從1949年的畝產2噸翻了一番。現在“雙行三角條播密植法”仍為我國廣大蔗區的主要種植方式。

新植蔗的產量大幅度提高了，而作為甘蔗生產的另一種主要種植方式——宿根蔗的產量應如何提高？周可涌首先以甘蔗根、芽的生長特性進行探討，逐步明確在宿根蔗栽培中，及時破畦松兜，施足底肥，防治地下害蟲，早補兜，管好前季甘蔗並施足“壯尾肥”等是宿根蔗增產的重要技術環節。1958年，福建日報刊登了一條《松溪百年蔗》的珍聞。周可涌立即到現場調查訪問老農，並扒土觀察蔗根生長情況。農民發現通常宿根蔗鬆土破壟時，生怕傷根都破得很淺，而這裡卻採用深犁破壟，促進基部芽生長，既不怕損傷上部根，又可鬆土透氣防除害蟲，培土也就不必太高，得到啟發后。經過試驗，他在總結老農經驗基礎上寫出了《百年蔗》一文，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從此，“深耕破壟”的宿根蔗的栽培技術和“老蔗頭作種”的技術隨之誕生。與此同時，他又提出搞好小鋤低砍收穫甘蔗時，要以及時徹底開畦松兜為主，採取早施底肥，早除蟲，早管理的“三早一徹底”的宿根蔗高產栽培技術，可使宿根蔗每畝產量較原有的舊種植法增產500公斤以上。為此1965年農業部又在福建召開了全國甘蔗學術討論會，肯定了這項成果，並號召推廣這套具有我國特色的高產栽培措施。迄今此法仍為我國主產蔗區所沿用。1957年，周可涌應科學出版社之約完成了我國第一部《甘蔗栽培學》專著，為後人研究甘蔗科研與生產提供方便。

在1959—1965年間，周可涌擔任仙游縣萬畝甘蔗豐產區的顧問。他不辭勞苦地帶領科技人員深入田間，向蔗農宣傳普及或實地示範各項增產技術，促進了該區蔗糧生產迅速發展，並使該區甘蔗達到畝產5噸的水平。同時，他也培養了一大批農民技術員，成為甘蔗生產能手，後來這批人員中有不少是我國援助非洲建設甘蔗農場和糖廠的骨幹。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周可涌一度被迫中斷了研究工作。1972年冬，他剛從下放的泰寧縣山區回省城后又來到了蔗區蹲點。那時由於冬種面積大，新植蔗常套種在麥田中，出現“種蔗損麥”和“收麥傷蔗”的矛盾。他聯想到1955年從廣東揭陽縣總結出來的育苗移栽和高山育苗複壯種性的經驗，便進行了甘蔗育苗移栽試驗與示範，並取得了糧蔗雙豐收。後來這項技術不但在全省推廣應用，而且逐漸演變成為在我國多熟制地區蔗農採用地膜覆蓋實行育苗移栽取得顯著增產的關鍵措施。

更有意義的是，周可涌鑒於通常蔗田的栽培技術對早期土地和空間的利用不很經濟，光能利用率低，於是帶領科技人員進行蔗田間作綠肥以及間作麥、菜等耕作制度改革試驗。1981年11月，農牧漁業部在福建省仙游召開了全國甘蔗科研生產現場會。會上就如何提高蔗農的經濟效益問題進行了討論。周可涌認為甘蔗本身增產總是有限度的，出路在於搞好蔗田利用，發揮多重效益。他提出“輪、間、套；鋪、架、掛；農、牧、副”綜合經營的甘蔗生態工程研究的設想，引起了與會同行的重視。現在這個設想已開始在仙游縣逐步實現。即在蔗田前期間作的基礎上，後期又用“鋪、架、掛”在蔗田栽培蘑菇、香菇、黑木耳等食用菌；並利用甘蔗梢及副產品飼養奶牛、耕牛；利用牛糞便和蔗渣為培養料栽培食用菌或用於沼氣發酵，使植物、動物、微生物構成的良性循環生物圈，有效地利用時間、空間、光能和生物能，從而獲得很高的經濟效益。這是現代科學理論和傳統農業技術以及不同學科、專業相互滲透、相輔相成的典範，也是周可涌努力學習，認真實踐，勇於開拓，集思廣益（包括群眾經驗）的結晶。它既反映了通過生物間相輔相成可以形成良性生態循環的理論，又體現了具有我國特色的發展規律。

周可涌一貫強調，實踐必須上升為理論，才能更好地為生產服務。因此，他在深入農村生產第一線的同時，從不放鬆教學和基礎理論的研究。

他參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部農業高等院校用的《作物栽培學》，先後主編或合編了7部專著，發表50多篇論文和250多篇譯文，並完成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和《中國農業大百科全書》中有關糖料作物部分的編寫工作。

他主持並指導研究生，進行甘蔗葉片光合膜及葉片解剖特徵在甘蔗育種上的應用，數量遺傳在甘蔗高產高糖育種中的應用，甘蔗組織培養和細胞融合研究，超微結構和生理生化（主要是酶學）育種指標的探討等課題，期望及早利用現代高技術縮短育種周期，提高育種效率和創造新物種。同時，也為甘蔗現代化栽培探索新的增產途徑。有些課題已初步取得預期效果，象新品種“福引79—8”、“福引79—9”的鑒定和推廣就是藉助於甘蔗數量遺傳學的指導，在較短時間內完成的。周可涌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國外人士的注視，法、英、美等國的學者曾先後來函索取論文報告。1988—1990年英國劍橋世界名人傳記中心，遠東地區世界名人錄，國際傑出的領導人傳記等編輯部也分別來函索取他的資料準備收錄在內。

80年代初，我國甘蔗糖分曾出現連年下降趨勢。有人認為這主要是蔗農多施化肥以及由品種原因引起的。周可涌則認為可能是氣候條件異常造成的。為此他和助手多次到蔗區進行調查研究，收集第一手資料，通過計算機處理，證實了他的論點是正確的。後來幾年甘蔗糖分又出現回升，從反面再次證實了他的推論。1985年他撰寫的《再論甘蔗蔗糖分和自然成熟期自然要素的關係》就是這一問題的小結，對指導甘蔗生產起了積極作用。

周可涌一生最大的願望之一，是弄清栽培甘蔗和製糖業的起源。他查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於1960年發表了《中國植蔗和製糖歷史的商榷》。晚年他仍以頑強的毅力收集資料，參考大量文獻，包括經典著作、歷史書籍乃至佛教經卷，並採用現代實用技術，如光譜、酶譜分析，光合膜及細胞超微結構等測試結果，終於證明了他的論點——世界種蔗製糖起源於中國，並於1984年發表了《中國蔗糖簡史·兼論甘蔗起源》一文。他認為勤勞智慧的我國勞動人民對世界的貢獻是不能抹殺的。直到他最後病重住院時，仍忍著劇痛在修改《中國甘蔗起源考證》的第二稿。遺憾的是，他未能看到這部著作的出版。

周可涌的一生還和許多主要農作物打過交道。他做過中美棉無性雜交，棉與木槿屬間雜交，宿根棉和再生棉的栽培，小麥花序修整以及水稻栽培理論等研究。他常對研究生說：“作為一個高級農業科研教學人員，不僅要具有專門的知識，還要有廣博的知識面。不能只懂甘蔗而不及其它。農作物的生長有個性也有共性，知道多一些，就可以觸類旁通”。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所以他在“社教”、“下放勞動”期間都能為當地農民解決一些生產問題，起到學用相長的效果。

周可涌常對學生說：天才是勤奮的結果。他還說：人要有物質基礎，但心裡不能裝個私字，否則碰到困難就不敢前進。他諄諄告誡學生不要追求名利，要在事業上有所作為，科研上不斷進取，多出成果，多做貢獻。每當他和研究生同道外出考察，他都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積累的豐富知識與經驗無私地傳授給學生。跟他一起出差，既緊張又勞累，不管寒暑，不論地點條件，總是分秒必爭，連中午也不休息，星期天照干不誤。

周可涌治學嚴謹，對研究生和助手在研究選題、設計和試驗方法方面都要一一過問。給予切實指導。審閱設計書和論文報告時，他總是先和同志們討論一番，並提出自己的意見，然後經過親自反覆修改，從文字、數據直至標點符號都符合要求后，才能定稿。他終日伏案工作，已成為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他的《第十五屆國際甘蔗技術會議論文集選編》一書和大量論文就是這樣見縫插針翻譯出來的。在他看來工作就是樂趣。在他的家裡除了數不清的書籍和雜誌資料外，沒有什麼毫華的擺設，連書架也是最簡陋的小竹書架。他去世時，人們到他家中悼念，無不為他的清廉簡樸、淡泊明志的生活而深受感動。

周可涌性格爽直，剛正不阿。他看到有損於人民利益和不利於生產的事，不管在職位多高的領導面前，總是實事求是，直言不諱，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一度貫徹執行“以糧為綱，全面砍光”的政策，對全面發展農業生產極為不利，他曾多次在省的大會上提出這個問題，而不考慮個人的利害得失。

他對中青年一代的成長一向寄予極大的希望。1980年美國甘蔗育種專家朱德林教授邀請周可涌到美國進行學術交流，這是不少人爭先恐後渴望以求的美差，然而他卻把這一機會讓給青年教師去進修。因為他深感提高中青年一代教師的學術水平，改善師資素質是老一代科學家應盡的責任。他就象甘蔗一樣心實而節高。

他不顧年老體弱，在去世前的五個月，仍然堅持帶領研究生到蔗區進行現場考察。由於勞累過度，回到福州后舊病複發，病情一天天加重，最後不得不住院治療。住院期間，還是惦記著工作。1988年4月12日下午，周可涌已數日滴水不進，連葡萄糖液也很難輸入了。在這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還細聲囑咐他的最後一位博士研究生道：“如果論文有什麼困難請儘快提出來……。第二天清晨周可涌與世長辭了。在整理他的遺稿中有這麼一首詩：“有生總有死，何必哭啼啼。一代勝一代，我死也歡喜。”充分表達了他對後人寄予的無限希望。他走了，但他的高尚情操卻永遠留在人間。

1912年1月17日　生於安徽省當塗縣。

1935年 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農學院農學系，並留校任助教。

1936—1938年　任全國經濟委員會蠶桑委會技術員，安徽省立棉蠶改良場技正兼場長。

1939—1945年　任四川農業改進所榮威植棉指導區主任，四川農業改進所甘蔗試驗場技正兼場長，重慶中央農林部技術專員。

1945—1946年　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大學植物病理生理系主攻甘蔗。

1947—1949年　任安徽省農林處技正兼處長，安徽大學農學院教授。

1951年　任福建協和大學農學院教授兼農藝系主任。

1952—1977年　任福建農學院教授兼農學系主任。

1978—1988年　任福建農學院教授兼副院長、顧問，福建農學院甘蔗綜合研究所所長，福建省科協常委，福建省農業科技委員會常委，福建省農學會副理事長。

1988年4月13日　逝世於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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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可涌．鄭依姆農業社早晚稻間作改連作兩年來研究的初步報告．福建農學院學報，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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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可涌．棉與木槿屬間雜交．福建農學院學報，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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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周可涌．宿根棉．福建農業，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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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周可涌，盧川北，鄭雨蘋．甘蔗葉片幾個解剖特徵與含糖量的關係．福建農學院學報，1987，（3）：20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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