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開富

羅開富，　1913年9月，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市。

1935年8月—1940年9月，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地理系，后歷任該系助教；長沙私立國民學院講師；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助理研究員；1940年9月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就讀碩士研究生。

1942年2月—1944年9月，轉入美國克拉克大學，並獲博士學位。

1944年10月—1946年2月，美國戰時情報局地圖處地理員。

1946年9月—1949年10月，回國后就任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代所長。

1949年10月—1951年4月，南下任中山大學地理系教授。

1951年4月—1962年10月，調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1962年10月調入廣州地理研究所。

1968年11月—1972年10月，為廣東省永和“五七”幹校學員。

1972年10月—1978年10月，為廣東省地震局資料翻譯。

1979年6月—1992年9月，任廣東省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1980年6月起任所長，1983年12月以後，任名譽所長。是廣東省第五、第六屆政協常委。

1992年9月26日在廣州逝世。

羅開富青年時代在中山大學地理學系讀書，師承著名地理學者吳尚時教授，其時的興趣是地貌學；後來進入美國克拉克大學，興趣偏於氣候學，在該校連獲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均在中國氣候方面，獲得美國地理學界的好評與重視。回國后，從事水文學方面的工作，逐漸發展到綜合自然地理和區域地理。回顧自己的學術道路，羅先生曾談到，個人的學術方向轉了數次，並不是”見異思遷”，始終還是在地理學範疇內活動。多部門的涉獵，開闊了我的視野，擴大了知識領域，領悟了自然界諸要素內在的相互制約和相互滲透性，為後來從事綜合自然地理和區域地理打下了基礎。故自己有“精於一門，觸類旁通，未嘗不可”之說。

50年代初，為適應工農業建設的需要，中國科學院組織多學科的大批科學家進行中國自然區劃。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先生對羅先生甚為賞識，委以主持自然區劃工作之責。在這項工作中，羅先生對這一領域的研究與組織起了很好的作用，正是得力於其豐富的多學科知識和探索求新精神。由其主持編成的《中國自然區劃草案》，以及隨後發表的有關論文，均給人以耳目全新之感。其主要論點直到如今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羅開富的卧室兼工作室，滿滿幾架子的中外文圖書。寫字檯上，三分之二的桌面也堆滿各種書刊資料。他的藏書除大部分為地理科學及有關學科的專著外，文、史、哲、藝等方面的書籍也不少。這使不難悟到，他的廣博知識，來源於博聞強記，好學多思。難怪寫起文章來，立論嚴謹，資料豐富，旁征側引，立意常新。而文筆之流暢，文風之精練，外文之嫻熟，也為業界所稱道。

羅開富認為，“地理學”的性質，法國地理學者J.BRUNHES曾經提出兩個原則，即相關原則和演進原則。就是說，研究地理事物，不應該離開它的演進變化和有關現象。這個觀念固然正確，但猶嫌不足，還應該加上一個分佈的原則。談現象而不涉及它的分佈，終究缺少地理意味。理論來源於實踐，又反作用於實踐；過去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和改造自然的工作中，往往忽視地域分異的規律，一哄而起而未能因地制宜，導致事與願違的結果，其緣由就在於此。終身與地理學結下不解緣的羅開富，對地理學的理論有著深刻而獨到的見解。他認為，人類本身對地球的認識，是由淺入深，由表及裡的。知識和理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知識可以發展為理論，而理論則可按工作性質的不同，分為創造理論、驗證理論、發展理論三個方面。從事地理研究，必先搜集事實，包括觀察、調查、訪問，尤其是野外實地考察絕不可或缺。事實充分了，再作總結和說明，說明本身就是理論。不論是專業性理論、綜合性理論，還是區域性理論，只要能代表當地獨有的或其他特殊性的現象，只要是一得之見，就屬於創造理論。現象和理論往往有地方性，且莫不受地方性限制。需要多方核實，反覆對照，異地交流；思考越周，立論越確，這就是驗證理論。事物經過對比，最易顯出異同。例如，各地氣候的比較，山脈走向或體系的對照，河水漲退的說明，土壤特性的闡述，生物變化的追求等等，無不含有無窮的隱秘，值得探索。能對已知現象或理論加以增改或補充，就是理論的發揚和發展。地理學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毫無例外地要通過這個途徑。

在50年代，羅開富應長江流域規劃委員會之約編寫《長江的水文》一書。長江自河源起，每一支流的加入，必在水量、沙量及其季節變化有所反映。他本著窮根逐末的精神，將變化情況及原因，逐段追索，又對沿江湖泊逐個分析。終於發現好些在過去從未有人提出的現象，並由此對長江的特性得到較為完整的不同尋常的認識。而由他主筆的《中國水文區劃草案》及對中國主要河流湖泊的深入研究，對全面認識中國水文地理特徵與規律，以及開展河道與流域整治，無疑起著重要的作用。

1979至1980年，中國科學院組織了地學方面的中外學者到青藏高原進行科學考察。作為中國科學院高級專業翻譯兼顧問，羅先生以年近古稀高齡，不顧血壓高達190的身體狀況和可能產生的高原反應，婉拒別人的勸阻，堅持兩上高原。按他自己的話說，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許多地理現象還是一個未知王國。此行得以領略青藏風光，體驗高山環境，結識中外同行，交流學術經驗；更重要的是探索地球隱秘的願望強烈扣擊著他的心胸。考察途中，同行者艾夫斯教授(prof.J.Ives)曾出示幾張照片，照片上可以見到幾個侵蝕面。羅先生原以為是艾氏對著喜馬拉雅山拍攝的，因為這幾個侵蝕面與在藏南雅魯藏布江及科西河一帶所見酷似。後來才知道，照片竟是在美國落基山脈所照。落山與喜山相距萬里，地貌上的相似程度竟至於此。羅先生對此印象深刻，歷久不忘。聯繫到此前的“十年動亂”期間，羅先生和許許多多科學家一樣被剝奪了科學研究的權利。他利用一時偏安於地震資料室的機會，廣泛接觸了國際上板塊運動的各家學說，進行分析比較，寫出“板塊理論的發展與問題”一文，精闢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儘管在那“風雨如磐”的年代，這篇頗有見地的論著只能束之高閣，但這種至老仍健的探索求新精神，對也是很好的啟迪。

羅開富曾向談及另一個使他難忘的印象。美國克拉克大學頒發學位，歷來由校長主持。1944年，羅先生在該校接受博士學位時，可能由於他在兩年半時間內相繼完成碩士、博士兩個學位，也由於他勤奮好學深得校長賞識，此際接受學位后即將離校，故校長致詞時依依之情溢於言表，以至感情衝動，泣不成聲。羅開富虛懷若谷，與人為善，感情真摯，樂於助人。他一生雖然走著一條頗為坎坷的道路，1957年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曾經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研究生涯被迫中斷。但他豁達大度，不計榮辱得失。在地理科學園地上耕耘不輟，甘為他人做嫁衣裳。尤其值得稱道的是甘為人梯，提攜後學的精神。研究所內外科研人員的研究報告、論文著作，乃至一篇譯稿，只要送到他手上，就總是不憚其煩地評點修改，以其淵博的學識和精鍊的文風，為後學者指點迷津，鋪砌階梯。對青年人學外語，更是孜孜不倦地輔導指點。對無名無利的事，總是甘之如飴，從不推脫。?

1980年，羅開富第二次到青藏高原考察歸來后，留在北京修改和編譯各項考察報告，包括中外文種兩大巨冊，終畢其功。旋又由京飛赴日本，參加在東京舉行的第十五屆國際地理代表大會及在鹿兒島召開的聯合國大學“水陸相互作用研究”工作會議，促成了廣州地理研究所與聯合國大學的合作。9月中旬返抵廣州后，稍休息數天，即帶領研究所科研人員到珠江三角洲基塘地區進行野外調查，為即將開始的與聯合國大學合作項目做準備。終因疲累過度，積勞成疾，在調查途中發生腦血管意外。留醫數月，雖略有康復，但體質及精力已大不如前。尤其是中度偏癱的後遺症使右手完全喪失提筆能力。這一切並沒有稍減他在事業上的進取，也沒有影響他對中青年的幫助。仍然埋頭案首，自強不息。右手不能執筆，就練慣用左手寫作和批改文章。白天，他總是拄著拐杖來到辦公室；晚上工作至深夜。

“中國自然地理的分區問題”，《科學通報》，1954年，第5期。

《中國水文區劃草案》（與李濤合作），科學出版社（自然區劃草案），1956年。

“珠江三角洲的水利建設”，《熱帶地理》，1983年，2期。

“天然堤和它的伴生湖”（第二次中國海洋湖沼科學會議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83年。

“廣州附近村落及其有關現象”，《熱帶地理》，1988年，2期。

“藏南印象”，《地理知識》，1989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