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峰

1965年9月～1970年3月，在北京大學無線電系學習；

1970年3月～1978年11月，在北大漢中分校工作；

1978年11月～1986年，在北大物理系任教；

1986年～1995年7月，北大方正集團公司執行副總裁；

1989年，被評為北京大學高級工程師；

1993年，被評為北京大學教授；

1995年7月～1996年5月，北大方正集團公司總裁；

1996年5月，北京大學校產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1997年7月，北大方正集團公司董事長。

1994年，第三屆全國科技企業家創業金獎評選活動，張玉峰是100多個企業家裡面唯一一個副總裁，其他企業家要麼是董事長，要麼是總裁，但最終，以副總裁身份參加評選的張玉峰卻獲選票最多。選質詢中，有評委問張玉峰，你怎樣看待中關村說你鐵腕，是方正的實權人物。張玉峰迴答：“只要方正得到了發展，我真的不在乎別人怎麼說。”又有評委問，既然公司實際上是你在運作，為什麼一把手不是你？張玉峰給了他們一個很技巧而又能讓他們滿意的答覆：在奧運會上，不管是王軍霞還是曲雲霞領跑，最終只要是中國隊拿下冠軍就是勝利。對方正而言，只要方正是在向前發展，誰是一把手並不重要。

誰是一把手都不重要

1989年，張玉峰決定和原香港金山老闆張旋龍分別投資8萬美元開發方正金山漢卡，擠佔四通打字機市場。1990年，方正金山漢卡由求伯君開發完成，但方正和金山各支一攤搞銷售的情況不利於統一價格、共同開拓市場。同時，市場出現了巨人6401漢卡，來勢很猛。面對於此，張玉峰決定和張旋龍再各自投資100萬美元，成立合資公司，統一開發和經營，聯手共拓市場。

方正前任總經理開始同意這個計劃，隨後又反對。“漢卡事件”成為方正第一屆領導班子危機的直接導火線。張玉峰向學校陳述了他和公司一把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分歧點：公司和王選是真誠合作，還是踢開王選，另搞一套；公司積累下來的有限資金是繼續投資到高科技研究開發中，還是投到深圳、惠州的房地產中去。張玉峰認為“漢卡事件”是公司一把手給他的一個訊號：外面盛傳公司實際運作是張玉峰，這對公司一把手造成了傷害。漢卡儘管對公司是個好項目，但是由張玉峰提出，一把手就是要行使否決權，以此證明一把手的權威。

北京大學試圖調和公司內部的矛盾，但張玉峰認為，為了方正的事業，矛盾必須解決。張玉峰的手腕硬了起來，他召集公司所有中層幹部開會，會上做了只有兩句話的發言，“鑒於目前健康狀況，我將辭去公司副總經理職務。”說完，張玉峰便扭頭回家去了。

張玉峰要辭職，公司幹部們目瞪口呆。他們聯名向學校投訴：公司發展需要張玉峰，公司發展不可能沒有張玉峰。1992年6月下旬，公司主要幹部向學校發出了最後訊號：如果在7月1日前不解決公司問題，7月1日公司營業部將開始放“暑假”。

1992年7月1日，前任總經理卸任；方正金山漢卡兩年中的相關利潤達到一億多元。張玉峰說，“一個人可能是傑出的縣長，但讓他當省長，他就可能什麼都不是了。一個小孩很小的時候，帶他的是保姆；這個小孩長大了，指導他的是博士生導師。保姆不能說，這小孩是我帶大的，所以，博士生導師也要我來當。我們不會因為這個保姆不能當博士生導師，就說這個保姆不是一個好保姆。她是個好保姆，但不能當博士生導師。”張玉峰至今仍承認，第一任總經理在決定把方正排版系統作為方正最主要產品方面立了大功。

方正第二任總裁卸任發生在方正上市前後。1995年，方正面臨發展的極好機遇，也面臨極大的挑戰。張玉峰認為，第二任總裁是一個很傑出的經營人材，但不是一個真正的企業家。在1995年三四月間，張玉峰曾多次找第二任總裁談話達幾十個小時，表示為了公司的發展，自己可以放棄一切，但必須使方正按一個國際化高科技企業的戰略發展。然而，第二任總裁讓一向喜歡把什麼事情都擺在桌面上說的張玉峰大為震驚。當時，適逢方正換屆，學校召開公司幹部座談會。會上，方正研究院副院長肖建國說：“方正是一條船，船上只能有一個船長，船長一定要在船上，船長只能是張玉峰。”

6月中旬，學校舉行了公司130多名中層幹部的民意測驗會，90%的幹部投票支持張玉峰就任總裁，這個結果震動了北大黨委。張玉峰從1985年到1995年十年創業，從不拋頭露面的幕後人物突然曝光，張玉峰這個一直在北大黨委內有爭議的人物第一次得到認可。北大時任校長吳樹青說：“過去我們並不真正了解張玉峰，現在我們才真了解到張玉峰在方正發展中起的作用和他對員工的感召力。”王選教授講：“方正是有科學頭腦的企業家和有市場眼光的科學家的完美結合，張玉峰是有科學頭腦的企業家的代表。”

1995年7月1日，張玉峰就任方正總裁，他的“再創方正輝煌”的就職演說博得了方正員工長時間的掌聲。張玉峰就任總裁的一年時間，做了四件大事：成立方正研究院；方正（香港）有限公司上市；成立方正投資公司；建設南方方正產業基地。這四件事在方正未來發展的進程中將顯示出張玉峰的戰略眼光。

在1996年7月，張玉峰就任總裁一年後，他向公司推薦了一位年輕的賀文來接替他。

坦誠

張玉峰的直率和坦誠大大出乎我們的意外。對於敏感話題，很多人要麼採取規避的態度，要麼充分展示一下自己言詞的機敏，至於可能引起爭議的言行更是慎之又慎，欲言又止，讓讀者猜謎。但張玉峰不是這樣，他對於過去的敘述一是一，二是二，清清楚楚，絲毫不去隱諱。

張玉峰的坦誠建立在自己問心無愧的心理之上。他覺得自己光明磊落，什麼都可以和別人擺在桌面上談；他覺得自己沒有對不起方正事業的地方；他覺得，為了方正的事業，他的手腕就是要硬起來，這一點沒有必要掩飾，也沒有必要粉飾。

張玉峰的坦誠還建立在自己實力的基礎之上。他是一個真正有實力的人，他可以直率地，提出自己的見解，全無顧忌，就像他說的，他沒有必要太在意別人怎麼說。

有實力的人不僅不在意別人怎麼說，而且也不在意說自己的失誤和缺點。張玉峰給自己總結了十大失誤；楊元慶講自己第一次發言話都不會說，賣Sun的工作站並不成功……

經常能看到許多人像插花一樣裝飾著自己的形象，除了替他累不說，還為他身上不多的閃光之處被矯情所掩飾感到惋惜。誰都不是完人，幹嘛吃力不討好地去扮演一個高大全的完人呢？

慣常掩飾的人總是自以為是，他們總是要耍弄一下以觀察見長的記者，但再高明的掩飾也逃不過讀者聰慧雪亮的眼睛，“欲蓋彌彰”。

此時的張玉峰希望公司不要老沿著他的思維方式發展，“換一個總裁，換一下新空氣，可能更好。”這樣，年輕的賀文被推到了前台，成為方正集團總裁，但三個月後，張玉峰又重新開始主持方正工作。儘管賀文想把工作做好，也很有思想，但他沒有運作大公司的經驗。”1997年7月1日，張玉峰推薦他長期的助手張兆東擔任方正總裁，而他自己則擔任了方正董事長。張玉峰說：“張兆東是方正最早的創業者，他人品好，有能力。”

面對中關村關於方正總裁換來換去的議論，張玉峰不以為然：“有的公司總裁老不換，公司發展得很好；也有的公司總裁老換，也發展得很好。不能說自己公司總裁老不換，別人總裁老換，別人就有問題；也不能說，我們老換，別人不換，我們就有問題。蓋茨一直沒有換，微軟一直很好；IBM一直在換，IBM越換越好。不能用一個例子說明一切，每個企業有每個企業自己的特點。小平同志講得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關鍵是要看公司到底是發展了呢，還是沒有發展？”

張玉峰最不喜歡有人在他面前東家長西家短地打小報告。“公司不是道德法庭，也不是檢察院，公司只講怎麼能夠創造效益。在一些特定問題上，公司只講誰比誰更重要。”有人到張玉峰面前告同事的狀。張玉峰問他：“你對你的待遇有沒有意見，待遇有意見咱們可以商量，你沒意見；工作，你也沒有意見。

你說你對同事有意見，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他比你重要得多；如果你一定有意見，我只能要他，不能要你，你就離開公司好了。在某一個細節方面，你可能是對的，但你對也沒有用，他比你更重要。”張玉峰在工作上不講情面，但張玉峰平時非常隨和，下了班，他會和汽車司機下象棋，他尊重看門的老大爺，也尊重打掃衛生的清潔工。公司上下很少有人喊他張總，大家都親切地叫他張老師。

張玉峰不隨便發表意見。“不了解情況，不了解得很具體，就隨便發表意見，然後，再否定自己的意見，這樣瞎指揮慢慢就會喪失威信。”但張玉峰遇到原則性問題，一定會堅持到底，一定不會讓步，除非不讓他做這件事情，除非能講出充分的理由說服他。

手裡有了2000萬

張玉峰做公司之前，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一個普通教師。每天早上，他像打仗一樣緊張地騎著自行車前面帶一個、後面帶一個，把兩個女兒一個送託兒所、一個送小學，然後，匆忙趕往教研室埋頭做學問。張玉峰一家四口住10平方米，晚上孩子要睡在他的寫字檯上，他就沒地方看書了，只好擺一張小圓桌，坐在小凳子上備課。張玉峰形容這種生活是疲於奔命。張玉峰走出書齋辦公司，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改變一下生活，希望在經濟上能有所改觀。另外一個原因是，“在北大，提上教授，覺得教授沒有什麼，但如果提不上教授，壓力就太大了。提上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提不上，可真是有些不得了了。”雖然，張玉峰1986年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後來，還獲得過北京大學科技成果一等獎，自認為40歲左右搞個副教授，50左右當上教授，應該沒什麼問題；但他還是感覺到自己基礎太差了，“文革”及“文革”後期耽誤了他太多的時間，從事理論物理研究，實在有些力不從心。此時，中關村一些公司已經成立了。張玉峰就在想，做什麼最合適。經過反覆的思考，1985年初，張玉峰從物理系借調出來，到學校辦公司。“出來辦公司，我是深思熟慮的，從系裡調出，我義無反顧。”

1985年到1987年的兩年是張玉峰四處碰壁、摸索積累經驗的兩年。“我當時不知道什麼是公司，也不知道怎樣辦公司，北大就給了我們十平米的辦公室，一部電話，三萬元開辦費。“有錢不見得能辦成事，但沒有錢絕對辦不成事。我們最初的想法是，跟日本搞一個合資公司，北大有軟體，日本有硬體技術，兩者結合起來就能搞成一個產品，今天看來，這些想法是十分幼稚的。”“那兩年一直徘徊，幾乎是一事無成，但我在那兩年裡的確學到很多在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

為了找資金，1985年，張玉峰家鄉所在的縣在北京開聯誼會，張玉峰就對縣長講“兩通兩海”，講中關村新興的信息產業，講干這行一定能賺錢；張玉峰還在他愛人的叔叔、一個鄉鎮企業家耳邊吹過同樣的風，但沒人敢給張玉峰投錢。

1987年初，張玉峰遇到了玉淵潭農工商公司總經理付洪江，這個有眼光的農民企業家，在6月份，第一筆給張玉峰投了120萬元。此時的張玉峰既希望玉淵潭投錢，又希望它不佔公司的股份。後來，這筆投資被定義成了投資性借款。“我們給他們一個固定的回報，如果好，我們還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再加。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謝玉淵潭付洪江先生，沒有這120萬，我不敢想象今天的方正是什麼樣子。”張玉峰他們用這筆錢註冊了北達技術服務部。當時辦公司不準用北大的名字，就用了北大的諧音；當時叫技術服務部，是因為還沒有公司的概念；用知青名義申請，是因為知道知青可以免稅。服務部設在北京大學42樓一層樓的文藝室，兩間房共60平方米。

張玉峰臨時從中關村找來幾個年輕人，拿著120萬從珠海進了一批計算機，開始做貿易，並給別人做簡單的網路。“當年就有了一個比較好的收益，但120萬做計算機根本就不夠。我再一次去找付洪江，我說，不夠，真的不夠。付洪江很爽快，1988年2月又給我們投了300萬。這樣加上我們賺的錢，手上一共有500多萬。我們又從一家銀行貸出了500萬，就有了1000萬，賬面上有1000萬的時候，還可以到另外一家銀行再貸1000萬。在1988年初的時候，我們手裡突然有了2000萬。2000萬在當時真的是一個天文數字，比現在兩個億都要管用。我們迅速地把營業規模擴大了，迅速地從幾個人變成了三四十個人。北達科技服務部為方正後來的發展積累了資金，培養了幹部。方正第二任總裁晏懋洵、現任總裁張兆東都是北達最初的創業者。”

張玉峰認為，方正的發展有必然性，但是也有其偶然性。“我們經營已經有一個階段了，我們手裡有了比較多的錢，而此時，王選從1974年到1988年，經過14年的努力，他的激光照排系統已經發展到了四型機，是一個真正實用的產品了。有了錢，有了技術，又有了一定的經營經驗，天時地利人和，方正一下子就發展起來。”“1988年下半年，我們開始經銷激光照排系統，當時激光照排系統的核心控制器是山東的一家工廠生產的，但它生產的控制器不夠穩定。1989年，我們決定自己生產控制器。我們把原來的兩層板改成了四層板，體積變小了，走線更加合理了。我們的機箱是進口的，標牌是在香港做的，板子是在成都一家軍工廠做的，焊接由電子部15所做。雖然我們自己沒有生產廠，只有六七個人負責測試，但是我們利用了當時社會上比較先進的技術，元器件都經過了嚴格的挑選和老化。我們產品的可靠性和性能大大地超過了原先經銷的產品。為了對用戶負責，我們免費把原先由我們經銷賣出去的激光照排系統的控制器統統換了回來，為此，我們損失了幾百萬元。這對於一個剛剛起步的公司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我們的信譽和高質量的產品贏得了用戶。在隨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方正就在激光照排市場上佔有了絕對優勢。“張玉峰強調資金對方正發展起到的至關重要作用。“比如1988年底，我們第一個招標項目金額是187萬美元，招標項目貨付了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收到錢，如果沒有資金，就無法做。”

“方正起步是靠激光照排系統，而方正的發展是靠方正每年投入巨額資金從事開發研究，才使方正在這一領域十年來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僅1996年，我們對電子照排領域的投入，就超過國家過去20年對北大這個項目投資總和的10倍。”

王選·張兆東·張旋龍·趙威

“王選確確實實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張玉峰在就任方正總裁的演講中說：“王選是我們公司的楷模，是一面旗幟，他的奉獻精神值得公司每一個人學習。”“我平常很少和王選交流，但是我們在很多問題上非常容易溝通。原因很簡單，因為方正的發展是我和王選共同為之奮鬥的目標。”

“別人說自己很厲害，但我只知道王選是真厲害，真有本事把隊伍帶起來，把成果做出來。我信任王選，尊重王選，但我決不掩飾我們在某些問題上有分歧，理智和實事求是是我和王選長期合作的基石。”“公司只可能有一個太陽，不可能有那麼多太陽在發光。要宣傳王選，宣傳王選的目的是要宣傳方正的企業文化，宣傳方正倡導的職業道德和奉獻精神，增強企業凝聚力。”

第一次和張旋龍會面的場景，張玉峰至今記得很清楚。“那是1988年初，天上飄著雪花，很冷，在友誼賓館，很巧合的機會，我們一談，發現在很多方面倆人都極端相似。我和張旋龍非常哥們，一諾千金，說話擲地有聲，從不出爾反爾。”張玉峰第一次和張旋龍做生意時對他說：“我是只有100萬的小公司，賺得起，賠不起。”張旋龍就向張玉峰保證了三點：

第一，保證張玉峰賣Super機一定賺錢；

第二，保證給張玉峰最好的價格；

第三，保證賣不出去的機器還可以原價退還。

至於做生意精明的張旋龍為什麼要對張玉峰如此關照，張玉峰說自己也不清楚。“很多事情要講緣分，我經常指著張旋龍對人開玩笑說，他是我堂兄弟。”方正要在香港上市，很多人都來找張玉峰談合作，但張玉峰唯獨看中了張旋龍。“我看重他的人格。1993年，香港方正剛成立，資金上有困難，張旋龍三兄妹把所有的資產全部抵押到銀行，貸款一億多港幣。上市前，我是董事長，張旋龍是總裁。我對他說，老弟，你最主要的任務是開拓激光照排在海外的市場；張旋龍說，老兄，把我們中國人的高科技產品推向海外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我也要像王選一樣成為民族英雄。張旋龍像渾身上緊了發條似的玩命地工作，沒有張旋龍做海外市場，海外市場不可能搞得這樣好。”

張玉峰把張旋龍看作他的“堂兄弟”，把張兆東看作另外一個“堂兄弟”，長時間在一起工作，張玉峰和張兆東之間建立了默契和信任。

張玉峰很注重對青年幹部的培養。1992年時，趙威還是一個營業部的副主任。張玉峰覺得趙威很有思想，“但如果把趙威還放在營業部裡面，他就永遠是副主任，因為主任比他資格老得多，而他只是幾個副主任中的一個。”

張玉峰決定讓把趙威調出來，另外成立一個獨立的部門，銷售DECPC，趙威一年就讓這個剛進中國的品牌年終排名第四。像趙威這樣30多歲的副總裁方正還有六七個。他們都符合張玉峰的選人四項標準：有思想，會管理，能帶隊伍，跟方正一條心。

趙威剛上任的時候，老問張玉峰該怎麼做。張玉峰坦誠地鼓勵趙威說：“你比我年青，比我精力充沛，專業比我好，外語比我強。讓你在這個位置上，就是讓你做，有問題，我兜著。”

張玉峰愛講一個故事：宰相的一個門生要去做縣官，宰相老不放心，派一個書僮跟著監視縣官。縣官見狀，就讓書僮做文書，當書僮寫公文的時候，縣官就讓手下人撞他。年底，書僮向宰相彙報工作說，待遇都挺好的，就是縣官讓我抄東西的時候，他的手下老撞我，一撞，我就寫壞了，寫壞，縣長就罵我。宰相就說我知道了，你不要再去了。

張玉峰認為任用年青人就是要放手讓他去做，要讓他覺得，他是在全權負責自己在做的事情，讓他覺得他有責任，有壓力，做出來，他有榮譽。“當領導的不要人家一天不來請示，就覺得特別難受。我希望，最好什麼事情都不要來煩我，他們最好什麼事情都自己搞得清清楚楚。”

同研究所的關係

在中關村，研究所和公司關係處理好的有，但很少；處理不好的，多得可以信手拈來。張玉峰把正確處理方正和王選研究所的關係，看成是方正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張玉峰將方正和研究所之間的關係歷程概括為三個階段：1988年至1992年，研究所提供產品，方正負責技術服務、二次開發、銷售和培訓，公司向研究所交技術轉讓費。1992年，公司內部出現“紅旗”到底還能夠打多久？研究所的產品有沒有生命力？公司要不要再拉出一攤人做同樣研究工作的言論。研究所那邊也產生了一些疑慮，譬如說，會不會賣了100套軟體，卻只對我們說50套。

當時，張玉峰提出三句話：

一、研究所在公司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二、親兄弟明算賬，不耍陰謀詭計；

三、公司講經濟效益，不跟研究所爭名。

1992年至19

95年出現的新矛盾是：研究所有人認為公司靠研究所產品發家了，因此有人提出自己辦公司，王選教授面臨巨大壓力；而公司的人埋怨，自己在業務上沒什麼長進，如果在研究所早就是教授了。此時，張玉峰提出：“公司要把研究所看成是公司自己的研究所，研究所要把公司看成是自己的公司。”

1995年，張玉峰正式主持方正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方正研究院，把研究所和公司合二為一。“全部待遇透明，一個工資系列。把公司這邊的五六個研究部門劃歸研究院統一管理，因為實踐證明王選能帶隊伍，出成果。”張玉峰原來是方正（香港）有限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張玉峰辭去主席一職，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主席由王選來做。“後來的事實證明，王選做董事局主席對公司發展至關重要，王選從公司的整體發展考慮研究院的發展。研究院的副院長肖建國是上市公司執行董事，劉秋雲副院長成為公司副總裁分管公司人事工作，這樣就做到了公司和研究院的水乳交融。

研發是方正發展的原動力，到2000年，我們的研究院一定要達到1000人以上，最終會有幾千人的研究隊伍。”

思考未來

“不當總裁之後，我具體事務少了，就可以靜下心來認真想一些事，總結我們方正十多年來成功和失敗的原因，規劃方正未來發展的藍圖。”

關於方正2000年以前發展的構架，張玉峰說，方正集團公司將成為控股和管理公司，在它下面將有這樣五家公司：一家方正集團控股的財務公司，它是集團內部結算的“銀行”，負責方正內部的資金拆借和融資；一家方正控股的投資公司，主要任務是企業的收購、兼并和債券市場的運作；一家方正控股的以軟體為主的上市公司；一家方正控股的以高科技信息產業製造為主的上市公司；一家方正控股的以精細化工和生物製藥為主業的上市公司。

張玉峰認為，未來三年對方正發展至關重要，“如果在未來三年從市場而不是從銀行能拿到30億至50億資金，用於企業公司兼并、企業資產的重組及開發環境，到那時候，我才可以講，方正真正站穩了腳根。”

1997年，方正研究院成為國家重點支持的六個企業技術中心之一，國家在未來幾年將拿出超過10億元的貸款來支持這六個技術中心。張玉峰滿懷信心地展望未來，他說，下一個世紀，方正將向世界500強衝擊。

採訪手記

採訪張玉峰是一件困難的事。9月份，按照方正公關經理金鷗的要求，我們撰寫了詳細的採訪提綱，傳過去，反饋的消息是張玉峰拒絕接受採訪。春節前，採訪張旋龍的時候，第一次見到了張玉峰，大家在一起吃了頓飯，熟悉了一些。我們覺得採訪張玉峰的時機到了，就托方正公關部聯繫採訪，公關部得到的回復是，請採訪張兆東。張兆東當然要採訪，但張玉峰也不能拉下，最後還是金鷗幫了我們一把，說服了張玉峰接受採訪。

採訪一開始，張玉峰首先解釋了不願接受記者採訪的原因：“1994年，我獲得全國科技企業家金獎，但因為這次評獎，公司內引起了一些矛盾和風波。事後，我想既然我們認定方正是我們追求的事業，那就沒有必要為了個人的榮譽，引起集體內部的矛盾。因此，1995年公司上市以後，我極少見記者，極少拋頭露面。50歲知天命，我應該認認真真做點事，做完就拉倒。功名如浮雲，意思不大。”但張玉峰一旦開口，會把事情說得很具體，很詳盡。我們本來只準備了兩盤磁帶，用完以後，被迫把張楚的歌聲錄成了張玉峰的回憶。本來採訪完張玉峰，按計劃要去聽Intel的技術講座，但我們實在不願意打斷張玉峰對往事的追憶，Intel只好拋在腦後了。

張玉峰是那種不喜歡被打斷的人，採訪中，他有兩個電話，他都在兩三秒鐘內把電話處理完了。

張玉峰的故事自小時受苦開始。他的陝西蒲城老家地處關中，家人全是種田的農民，很窮。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他的課桌不是桌子，是土坯，板凳是自家帶的。中學在20裡外的縣城，星期天回家干一天農活，然後，從家背上一個禮拜的乾糧回校，“根本沒有菜，一個墨水瓶裡面裝點鹽、辣椒之類佐餐。張玉峰工作后，寫信給家裡說，買菜很困難，家裡回信說，幹嘛要吃菜？三年困難時期，張玉峰餓得不行，把楊槐樹花用開水一衝就吃。上北大之前，張玉峰從來沒有坐過汽車，包括卡車在內。

1965年，張玉峰穿著對襟棉襖，口袋裡裝幾十塊錢，背著一袋乾糧來到了北大無線電系。到了學校，張玉峰下樓買臉盆，回來，卻怎麼也找不到宿舍了，打聽著回到39號樓，就再也不敢下樓了。進北大無線電系之前，張玉峰並不知道無線電具體是指什麼，他以為無線電就是收音機。

從小受的苦讓張玉峰後來不覺得吃苦是怎麼回事。“五星級的賓館我可以住，火車站的長凳子，我也可以躺；我可以穿西服打領帶，也可以背心褲衩，夏天在路邊和工人下棋。”方正創業之初，張玉峰去珠海進計算機，從來都不住有空調的賓館。“你知道南方有多熱?要多熱有多熱。”至今方正有了錢，張玉峰在每次吃飯之前，還總是要重複一句話：“咱們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打包帶走。”張玉峰另外常說的一句話是：“領導幹部敢糟蹋一塊錢，手下就敢糟蹋十塊錢。”

從一個什麼都不懂的農村孩子到今天方正的掌門人，張玉峰要學的東西很多，也學會了很多東西。“不懂不可怕，不懂裝懂才可怕。”張玉峰在開始辦公司的時候，都不知道辦公司需要營業執照，而他認為在財務管理方面，他不比專業會計差。

張玉峰的學習方法是向所有的人學習，向有專長的人學習，虛心向人家請教。他會找法律專家，談整整一個上午。“會把所有的問題，列出一個單子，一個一個問題來確認。”

會學習的人很多，但能成為企業家的人卻很少。張玉峰說，對市場的認識，來源於積累，同時，也要有感覺。“人們會說這人樂感很好，什麼叫樂感很好？那就是一種天賦。做企業也是一樣。”張玉峰下決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會在幾分鐘之內做一個決斷。

有人說張玉峰霸道，張玉峰覺得很委屈。“其實，我真的一點都不霸道，說我霸道真是冤枉。在發表意見之前，我會徵求所有人的意見。不是我這個人有多神，而是在底下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對方正來講，決策是一個機器，決定可能是從一個人口裡講出來的，但是，這個決定是大家集體作出的。”

張玉峰喜歡把所有的問題都擺在桌面上談。“桌子底下講的話，統統都不算數。我們是給北京大學打一份工，打工就要打得高興。誰也不要搞‘小動作’。”

張玉峰39歲開始做企業，從一個農家子弟到北大教師，再到一個高科技企業的總裁，張玉峰把這種轉變解釋為鬼使神差。“能力很重要，但機會比能力更重要。我不承認我比別人強多少。”淡泊名利“五十知天命”，已經52歲的張玉峰似乎已看透了人生。他說：“如果我不上大學，我可能是一個農民，和我小時候的同齡人一樣，背也駝了，牙也掉了，頭髮也脫了；如果我不辦公司，我仍然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教員，仍然要為生計奔波發愁。鬼使神差，我有了今天的地位和待遇，但我不會忘記，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我出差從來只坐經濟艙，因為頭等艙並不比我早到，我開一輛舊本田車，因為那只是我的交通工具。辦公室主任說，‘張老師，買些書把你辦公室的書架裝滿’，我說，‘我在辦公室根本沒有時間看書。’我不想用滿架書來讓人說我有學問，我不掩飾我在諸多方面的無知，我只想讓別人知道，我在學習，我不想活得太累，而方法只能是追求真實的自我。“從39歲到52歲，我把一生中最有創造力的年華獻給了方正，方正是我一生為之奮鬥的事業，也是我一生的歸宿。”

因此，張玉峰認為，在人格上，公司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覺得是平民的意識，使他能夠一視同仁，把很多人團結在一起。“困難和挫折對我來講，我覺得我只要努力了，成功不成功我不在乎，成功需要有各種各樣的因素，很多條件具備才能成功；失敗則有一個因素就夠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我努力了，只要我奮鬥了，那就可以了。”

張玉峰愛下象棋，他曾經是北大冠軍。他說，他做事的方式受下棋影響很大，“關鍵不在於如何得勢，而在於如何去贏。舍了一個子，在某一個地方有得失，都不重要。我考慮問題著眼於最終的結果，而不在於過程。”

張玉峰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他的兩個女兒在美國學業有成，他太太更是他十年創業的堅定支持者。公司年輕人叫她阿姨，而同事則開玩笑稱她為董事長的董事長。張玉峰常說，有穩定的家庭，才能有發展的事業。他經常告誡公司的決策層：“人家稱我們老師，我們在做人方面一定要為人師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