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人

根據考古發現，廣東的人類歷史可以遠溯到距今數十萬年前。據廣東郁南磨刀山遺址與南江舊石器地點群考古發現，嶺南在舊石器時代早期就有人類活動。60萬年至80萬年前人類活動遺跡。舊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12.9萬年以前，嶺南出現早期古人（馬壩人）。南江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存把廣東人類活動史大大提前，這一考古發現說明，廣東是中國人的起源地。基因組分子分析研究表明，先民在史前時期進行了從南往北遷徙，進入黃河流域，創造出燦爛的中華文明。 1958年在粵北韶關的曲江縣馬壩鄉獅子岩洞穴里發現的“馬壩人”頭骨化石，是目前廣東境內發現的最早的人類化石；“馬壩人化石”的發現，揭示了舊石器時代廣東地區人類的歷史。距今1.4萬年前廣東先民就馴化了水稻，或成世界稻作文明源頭。盤古神話源於百越地區，在廣東花都，盤古神話口口相傳，在農曆八月十二的盤古王誕祭拜盤古是至今在嶺南一些地區仍舊保存的古老風俗；在專家們看來，被視為中華民族創世神話的盤古開天闢地的傳說，當起源於古代“百越”之地，而嶺南，甚或說廣東先民，有可能就是這個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神話之一的創造者。

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遺址遍布全境，數以百計。1996年惠州博羅"縛婁古國"遺址發現先秦時期的陶片，發掘出廣東最大的先秦時期的龍窯窯址； 2000年出土了包括青銅鼎、編鐘等在內的大批精美陶器、瓷器、銅器、玉器、水晶文物等，在氣候潮濕多雨的嶺南能發現三千年以上的金屬銅器遺存實屬不易；這些不僅證實了嶺南在先秦以前並非“瘴癘之地”，改寫了整個嶺南的文明史，嶺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正史記載中，嶺南盡皆“南蠻之地”，至秦軍南下始融入中原文明。考古學界近年來的研究發現，這一觀點是“歷史的誤會”——廣東博羅出土的大量文物實證表明，嶺南地區存在過燦爛的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文明，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古文獻中，“越”即“粵”，古代“粵”、“越”通用。先秦古籍對長江以南沿海一帶地區的族群，常統稱為“越”，文獻上也稱之為百越、百粵、諸越，包括“吳越”（蘇南、浙北）、“閩越”（福建）、“揚越”（江西、湖南）、“南越”（廣東）、“西甌”（廣西）、“駱越”（越南北部和廣西南部）等等。《漢書·地理志》注引臣瓚曰："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交趾至會稽這一帶是古越族人分佈最集中的地方。《呂氏春秋》統稱"百越"。秦漢文獻統稱百越一帶的族群為"越人"或"粵人"，這些稱謂自漢朝在此地設置郡縣后便逐漸不見於史載。百越原住民經過歷史的洗禮，政權的更迭，人口的遷移，經過中原人與百越族的融合，現所存的百越原住民已經與南遷的中原人融合同化了。

越人族群有很多支系，廣東先民屬南越族（隋唐后的文獻改之稱廣東支系的“南粵人”為其它稱謂）。“南粵”一詞，始於《漢書》，秦漢文獻對廣東稱謂有幾種，《史記》稱"南越"，而《漢書》中又把“南越”稱為"南粵"。古代"越"、"粵"是相通的。商與西周時代，廣東先民便與中原有經濟文化往來。春秋戰國時代，嶺南與吳越、楚國關係密切，交往頻繁。歷史上楚庭、南武城的傳說，反映出這一時期嶺南與楚、越的關係。《國語·楚語上》也有“撫征南海”的記載，可見當時嶺南與楚國有軍事、政治關係。絲綢之路的最初起點在中國，而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最早在廣東。除了史料記載和文物的發掘，廣東地區現存的文化遺跡和文化現象也能夠證明這裡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公元527年，佛教禪宗祖師達摩經海上絲綢之路到達廣州，成就了廣州“西來初地”的美稱。

公元前222年，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后，派屠睢率領50萬秦軍攻打嶺南；公元前214年，秦軍基本上佔領嶺南。隨即，秦始皇將所奪取的嶺南地區，設“桂林、象、南海”3個郡。南海郡轄境是東南瀕南海，西到今廣西賀州，北連南嶺，包括今粵東、粵北、粵中和粵西的一部分，轄番禺、龍川、博羅、四會4個縣（據《漢書》記載），郡治番禺。今廣東省的大部分地區屬南海郡。此外，湛江等地屬象郡，粵西有一部分屬桂林郡，粵北部分地區屬長沙郡。這是廣東歷史上第一次劃分行政區。

秦將趙佗任龍川縣令后，上書朝廷要求從中原遷居五十萬的居民至嶺南。從中原遷來的50萬人，除了遭到貶職的官員之外，大多是“賈人”；也就是“商人”的意思，是朝廷重農抑商政策的打擊對象；既懲治“商人”，又滲透了嶺南，朝廷認為一舉兩得。因此，嶺南北方移民的經商血統確實是有根有據的。據記載，秦代的移民大致有5批。為了穩定軍心，解決大批士兵的配偶問題，南海郡向秦朝廷申請加派3萬單身女性來嶺南，其理由十分含蓄：“為來自北方士兵補衣服”；秦朝廷最終批准這個申請，但是在數額上打了折扣，15000名中原女子浩浩蕩蕩加入支援邊疆的行列

自秦朝平定嶺南2200多年來，本地歷史上至少發生過6次較大的移民潮。漢武帝平定嶺南，留下佔領軍駐守，歷經西漢覆亡和王莽篡政等政治變革，先後又有5批移民來到嶺南。晉代嶺南移民被稱之為“流人”，北方士族和黎民百姓紛紛逃到東南沿海。北宋滅亡和南宋末年，兩度形成士族豪門、平民百姓和抗元將士南逃，兩宋時期的移民潮從規模上遠遠超出了兩晉。明朝末年，再次有中原移民遷徙嶺南，加入了歷史上南遷形成的廣府人、客家人以及潮汕人的行列。

遠在舊石器時代，今廣東境內就已有人類活動。1958年在曲江縣馬壩鄉獅子岩發現了著名的舊石器時代中期考古遺址——“馬壩人”遺址。“馬壩人”所處的年代略晚於“藍田人”和“北京人”，屬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古人，距今約10萬年左右。在曲江、陽春亦先後發現多處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活動遺跡。新石器時代，今始興、翁源、連南、羅定、南海、海豐、潮安等地已有人類活動，在珠江三角洲周圍已發現的考古遺址達七百多處。春秋戰國時，廣東地區的南越族和中原地區已有經濟文化上的聯繫，這可從在今饒平、大埔、普寧、潮陽、揭陽等地出土的仿中原青銅器花紋的陶器，以及在今始興、曲江發現的與中原及楚國出土物相似的鐵斧、鐵鍤得到證明。

中原漢人首次較大規模南遷入粵，是在秦代。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124年)，在嶺南設置南海、桂林、象郡三個郡縣，並遷來數十萬的漢族軍民及移民，推動了廣東的開發。秦末漢初，南海尉趙佗割據稱帝，后歸屬於漢，封為南越王。西漢時今廣東人口稀少。公元2年有37.52萬人，佔全國人口總數的0.65%，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7人。西漢末期起，中原地區大規模的社會動亂迭起，人口大量南遷，使今廣東人口持續增加，公元140年有86.3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1.71%，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3.9人。

漢代今廣東地區對外交通和貿易已開始發展。番禺(今廣州)是對外通商的港口，躋身於全國十幾個著名大都會之列。但經濟和人口分布的重心，仍在粵北和西江流域。人口分布的這種特徵與北方漢人南遷廣東兩條路線有關：一是由湘桂走廊下西江，在高要、羅定等地定居，有的更南達雷州半島；二是經摺嶺的隘口順連江而下到達連縣、陽山等粵北一帶，形成漢代廣東的人口分布以粵北山地人口最多，西江流域次之，濱海低地人口最少的態勢。

晉代時期，由於北方五胡亂華，北方士族和黎民百姓紛紛逃到東南沿海，晉代嶺南移民被稱之為“流人” 。更多史料記載，珠璣巷這一名稱的得來，與唐敬宗的珠璣賞賜有關，珠璣巷在唐代之前時還叫“敬宗巷”．因有巷內族人張興七世同常，唐帝李湛聞聽后，賞賜給他們家族珠璣絛環，不久李湛駕崩被賜廟號唐敬宗，“敬宗巷”為避諱改名珠璣巷，沿用至今。

隋結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農村經濟開始復甦，人丁蕃息。隋大業五年(609年)，今廣東境內人口為65.98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1.28%，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2.99人。人口分布以西江流域為最密，信安郡(今高要)人戶密度每平方公里超過2戶，永熙郡(今羅定)每平方公里1.6—2.0戶，廣東南路和連江流域每平方公里有1.1—1.5戶，珠江三角洲每平方公里0.5—1.0戶，粵東每平方公里0.5戶以下。

唐代，今廣東地域是嶺南道的一部分。除海南中部山區外，都得到初步開發。廣州已發展成為我國南方的重要城市和外貿口岸。天寶元年(742年)，廣東有93.6萬人，比隋代增加38.6%，約佔當時全國人口的1.5%。唐代人口的分佈，韶、連兩州人口密度大增，居全省首位，平均每平方公里達4.7戶。西江流域採礦業得到發展，人口稠密。粵西高州至兩陽一帶人口密度亦迅增，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人口仍稀少。

北宋滅亡和南宋末年，兩度形成士族豪門、平民百姓和抗元將士南逃，兩宋時期的移民潮從規模上遠遠超出了兩晉。唐末和南漢期間的動亂使廣東地區經濟衰退。宋統一后，又逐漸恢復和發展。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築堤圍墾，糧食大增，廣州成為一大米市。甘蔗、棉花、茶葉等物產也有增加。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促進了人口增長。北宋末年，北方漢人避亂再次大量南遷，至南宋時更甚，廣東接納了大量北方移民。這也是宋代廣東人戶顯著增加的重要原因。這些新遷人戶被稱為“客戶”。據北宋《元豐九域志》記載，當時客戶占廣東總人戶的39%之多。

北宋元豐二年(1069年)，現廣東境內有239.5萬人。南宋末期，廣東人口發展進入前所未有的高潮。宋代廣東人口分布發生了顯著變化，珠江三角洲和韓江三角洲已成長為又一個人口稠密區。沿海各州府人口數量和密度迅增，人口分布的重心南移。在唐代地廣人稀的循、梅二州，至宋由於客戶的移入，開發土地，人口繁衍，人戶密度已追上西江一帶。粵東人口密度首次超過粵西。

元代，由於戰爭破壞(廣東是宋元最後決戰的場所，崖山之役，死亡即逾十萬)，廣東經濟陷於停滯，大批居民逃往東南亞各地，有半數地區人戶比宋代減少，惠、循、梅等路州的人口減少一半以上。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廣東境內人口54.89萬戶，251.31萬人，分別占當時全國總戶數和總人數的4.2%和4.27%。元代人口分布的特點是沿海人口迅速增加。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取代粵北成為廣東人口分布的重心，是全省人口最多的地方。

明初由於採取了獎勵墾荒等有利生產的政策，使耕地面積大增。廣東省的耕地面積，洪武二十年(1387年)為2308萬畝，萬曆二十三年(1600年)為3236萬畝，增幅相當可觀。番薯傳入使難以種植水稻的丘陵、台地得以種糧，促進糧產顯著增長。明代，珠江三角洲的製糖、鑄鐵等手工業也相當發達，對外貿易也比元代繁榮。洪武十四年(1381年)，廣東人口增至309.5萬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過14人。1491年又增至381.6萬人，人口密度為17人。

明代廣東人口分布的特點，反映了地區開發的變化，珠江三角洲已進入大規模開發階段，進一步吸引內地人口南遷，廣州府人口居全省首位。韓江三角洲經過數百年開發，已漸富庶，吸引大批閩人進入。故明朝後期潮洲府人口大增，每平方公里達三四十人。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僅佔全省面積的8%，卻集中了40%以上的人口。而韶、連地區從明代開始，開發進程緩慢，人口開始縮減。明代曾派兵數萬，包括廣西苗瑤射手一萬，進攻海南島鎮壓黎族的反抗，此後許多人留在海南島屯田，海南島的人口也因此增加，而居雷州、高州和肇慶府之上。明朝末年，再次有中原移民遷徙嶺南，加入了歷史上南遷形成的廣府人、客家人以及本地土著的行列。

清初是廣東人口發展史上的一個低潮。由於戰爭破壞，廣東經濟和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人民被迫大量逃亡，珠江三角洲各縣的耕地丟荒近半，順治十四年全省總耕地面積為2469萬畝，比半個世紀前的明萬曆年間亦減少約四分之一，順治十八年廣東在冊人口數僅314.7萬人。

康熙中後期起，廣東人口進入一個新發展時期，由於廢除海禁，獎勵墾荒，又實行“攤丁入畝”等措施，生產恢復，人口又回升。乾隆年間，人口增長之速更屬罕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廣東人口達1563.4萬人，比三十四年前的乾隆十四年增長1.4倍。這樣高速的人口發展，除了生產發展人口繁衍的原因外，還由於“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規定消除了人民隱報丁口的顧慮，舉數實報，加上流民歸附，一些過去不曾編入戶冊的山民、漁民、鹽民也得以收編登錄，這樣使得人口統計數字接近實際，短時期出現人口劇增。

嘉慶十七年(1812年)廣東人口數為1890萬，同治元年(1862年)為2882萬，在全國人口總數中的比重保持在5.5%—6.5%的高水平上，廣東躍為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但人口壓力增大，人均佔有耕地劇減(由順治時的人均7畝多減至同治末年的1.4畝)，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前清時期廣東人口更向沿海集聚，廣州府人口最多，密度最大，平均每平方公里為306人，屬全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潮州府每平方公里151人，粵東山區人口相對較少，韶州府每平方公里64人，連州直隸府每平方公里49人，連山直隸府人口最少，平均每平方公里10人。

鴉片戰爭后，社會動蕩，戰亂不斷，經濟凋零，民不聊生，廣東人口增長緩慢。從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清末的71年間，廣東人口由2538萬人約增至2965萬人，年均凈增6萬人，年均遞增率為0.33%。而鴉片戰爭前的70年間，年均凈增人口23.4萬人，年均遞增率為1.81%。晚清時期廣東由於民生日艱，許多人被迫背井離鄉，往異國謀生。

由於政治動蕩不定，經濟衰敗，不少人被迫離鄉背井，遷往內地或移居海外謀生者劇增。1911年廣東有29645780人，至1935年為31600008人，20多間增加195.4萬人，年均凈增人口8.1萬人，年均遞增率僅為0.27%，比前一階段大為減緩，明顯呈停滯狀態。抗戰期間廣東沿海先後淪陷，人民生活狀況極端惡化，造成沿海大量居民向內地遷移或因飢餓而亡。1936—1947年，廣東人口減少300萬，減少了9.6%，每戶平均人數亦由1910年的5.54人，1930年的5.13人，減至1940年均4.82人。1949年全省總人口約2783萬人。

據2004年末統計；廣東籍華僑華人、港澳台同胞人數近3000萬人，其中華僑華人約2000萬人，港澳同胞約600萬人，台灣同胞約400萬人，遍及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最早的外來移民據香港電視鳳凰台影視資料，最早大批移民到廣東來的是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遠古“戰神”蚩尤族裔，據說，當時蚩尤勇猛無敵，兵多勢眾。炎、黃二帝率領部下合力將蚩尤打敗，並把他的族人趕出黃河流域。兵敗如山倒，其族人一路向南遷徙，宛轉來到如今的廣東粵西、雷州半島、海南島一帶繁衍生息。

粵西地區在先秦時期是南粵、甌越的活動區域，在南朝至隋唐間則是俚人的活動區域。而廣東其他地區在先秦時期是南越的活動區域，大批原住廣東人遺存近期陸續出土。洛湛鐵路沿線發現的南朝至唐遺址對廣東民族史、嶺南開發史和粵西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批系統的實物資料。洛湛鐵路粵境段所經地段主要為茂名所屬的高州和信宜。2006年6、7月間進行的沿線文物勘查中，廣東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專家共發現13個遺址和遺物點，這些遺址在年代上都集中在南朝到唐這階段，在地域上位於鑒江兩岸。洛湛鐵路調查得到了一批完全不同於以往發現的鐵器、陶瓷器等，展現了一個新的文化類型的風貌，這在廣東歷史時期的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填補了空白。

珠璣巷移民史概說

珠璣巷移民，可以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狹義指珠璣巷本身及附近居民的遷徙；廣義則泛指經由珠璣巷遷徙，包括取道珠璣遷徙者和狹義的珠璣巷移民。

珠璣巷的居民，又可分入遷和出徙兩種。入遷，是又外地遷入珠璣巷及附近地區，出徙則指離開珠璣巷遷入別的地區。

宋代珠璣巷移民的南遷史實。指出南遷的主要原因是官府逼迫、自然災害、社會動亂和宋元之際的戰爭。南遷的移民主要是珠璣巷和南雄盆地的居民，珠璣巷是南遷移民真正的故鄉，而並非象一些論著所說的"中轉站"，或"僅僅路過而已"。

“珠璣巷人南遷”的原形態是廣東珠江三角洲和南雄珠璣巷人世代口頭相傳的，以羅貴帶領珠璣巷人97戶33姓在胡貴妃的掩護下，逃亡南遷珠江三角洲地區，開闢了嶺南這片疆土，故事以敘事方式來講述。南宋咸淳年間，荒淫的宋度宗不理朝廷事務，任由奸相賈似道弄權誤國。其時，後宮一胡姓妃子，因厭惡宮廷生活，嚮往普通百姓的天倫之樂，於是偷偷跑出皇宮。宋度宗一日欲招幸胡妃，發現其已逃亡，即令兵馬此處搜尋。.....在羅貴的帶領下，珠璣巷人97戶33姓，乏竹木結筏，告別可愛的家鄉珠璣巷，順著湞江、北江前往珠江三角洲地區。胡妃則為了不再連累珠璣巷鄉親，在面對朝廷大軍洶湧而至之時，她毅然跳上岸，與朝廷大軍周旋，拖延時間，使珠璣巷人逃亡贏得時間。而後，胡妃投井自盡。從此，珠璣巷人在珠江三角洲代代相傳。

廣東文化是嶺南文化的主體，源遠流長。近代嶺南文化更是近代中國的一種先進文化，對近代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嶺南文化以其獨有的多元、務實、開放、兼容、創新等特點，采中原之精粹，納四海之新風，融匯升華，自成宗系，在中華大文化之林獨樹一幟，對嶺南地區乃至全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嶺南文化，涵蓋嶺南建築、嶺南園林、嶺南畫派、戲曲音樂、工藝美術、民俗節慶、宗教文化、飲食文化、語言文化、僑鄉文化等眾多內容。從地域上又分為廣府文化、廣東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

廣府民系居 住城市的比較多，鑊耳屋是嶺南傳統民居的典型代表，以廣府風格的民居建築為主要代表。廣府民居通常指大珠江三角洲、粵西地區的建築。嶺南氣候炎熱，風雨常至，通風與陰涼的要求是嶺南建築的共同特點。其一是依據自然條件（包括地理條件和氣候特點等），體現出防潮、防晒、防火，通風性能良好等功能特點。其二是大量吸取西方建築精髓，體現了兼容並蓄的風格。

開平碉堡始建於清初，大量興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尚存1466座。這些碉樓是舊時廣東華僑為防禦盜匪、海外僑胞籌資回鄉興建的。

客家圍屋與福建土樓不同，表現在天人合一的客家民居——圍龍屋就是客家歷史文化的一個縮影。客家圍屋，又稱圍龍屋、圍屋、客家圍等，是中國客家文化中著名的特色民居建築。圍屋始建於唐宋，興盛於明清。圍屋結合了客家古樸遺風以及南方文化的地域特色，是中國五大民居特色建築之一。

潮汕民宅以傳統的三合院、四合院為基本布局，最基本形式稱“下山虎”和“四點金”。規模較小的城鎮平民居屋有布局狹長的“竹竿厝”。潮汕地區建築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量採用貝灰和石材。至遲在北宋已開始燒制貝殼灰，以貝灰為主體原料的三合土版築大為盛行，不僅應用於建造房屋、高塔上，而且應用到加固堤防上。石材不僅應用於建築構件的門框、欄板、抱鼓石、台階、柱礎、井圈、梁枋上，而且建造了石牌橋、石塔、石橋大型建築物。

嶺南園林是中國傳統造園藝術的三大流派之一，在現代園林的創新和發展上，更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嶺南園林的獨特風格：求實兼蓄，精巧秀麗。在建築形式上，嶺南園林有比較鮮明的特色：一是體型輕盈、通透、樸實，體量較小。二是裝修精美、華麗，大量運用木雕、磚雕、陶瓷、灰塑等民間工藝、門窗格扇、花罩漏窗等都精雕細刻，再鑲上套色玻璃做成紋樣圖案，在色彩光影的作用下，猶如一幅幅玲瓏剔透織綿。三是布局形式和局部構件受西方建築文化的影響，如中式傳統建築中採用羅馬式的拱形門窗和巴洛克的柱頭，用條石砌築規整形式水池，廳堂外設鑄鐵花架等，都反映出中西兼容的嶺南文化特點。廣東四大名園分別為清暉園、餘蔭山房、梁園、可園，是嶺南園林的代表。

廣東畫壇從明清起有較大發展，人才輩出，風格獨特，技法紛呈，求新求變。其代表人物有：南海林良的寫意花鳥，東莞張穆著稱畫馬，新會高儼擅長山水，順德黎簡詩書畫皆絕，順德蘇六朋、蘇仁山尤擅人物，番禺居巢、居廉工花卉草蟲，重視取法自然，創造了“撞水”、“撞彩”技法。20世紀初，在廣東產生了“嶺南畫派”，其創始人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主張以倡導藝術革命，建立現代國畫為宗旨；以折衷中西，融會古今為途徑；以形種兼備、雅俗共賞為審美標準；以兼工帶寫，彩墨並重為藝術手法。獨樹一幟，成為在國內外有影響的美術流派。現代，繼承和發展這一畫派藝術的，有方人定、黎雄才、關山月、趙少昴、楊善深等。

廣府民系的工藝美術，品類繁多，有的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聲譽。如肇慶端硯；廣州的象牙雕刻（廣雕）、玉器、紅木傢具、積金彩瓷、朱義盛首飾和廣彩、廣綉等；佛山陶瓷、木版年畫、剪紙、金銀銅錫箔、染色紙、南獅獅頭、彩扎燈色；新會葵扇；東莞和南海煙花炮竹以及各地在建築裝飾中的木雕、泥塑、灰塑、磚雕等，其中以端硯、粵綉、雕刻、陶瓷最具特色。

潮汕地區是中國工藝美術10個重點產區之一，潮汕工藝美術品類豐富，其中最具盛名的是瓷藝、刺繡和木雕。潮汕地區陶瓷生產歷史悠久，楓溪工藝陶瓷最為著名。潮州金漆木雕與浙江東陽木雕並列為中國兩大民間木雕體系。潮州金漆木用於建築裝飾、傢具裝飾、神器裝飾以及案頭擺設。近代以來，潮綉在傳統工藝的基礎上，利用特種材料或吸收外來工藝手法，發展為珠綉、抽紗等新的綉種，在60年代，又發展了通錦繡的新品種。潮汕工藝美術品還有貝雕、石雕、潮汕剪紙、潮汕抽紗、麥稈畫、瓶內畫等。

其他美術工藝：雷州石狗

粵劇、潮劇、廣東漢劇、雷劇、粵北採茶戲、樂昌花鼓戲、粵西白戲、正字戲、西秦戲、花朝戲、木偶戲、等。

廣東音樂、潮州音樂、客家音樂（客家山歌、廣東漢樂）、粵謳（廣州方言歌統稱）、雷州歌、雷州音樂、雷州姑娘歌和嶺南的少數民族音樂

儺舞、普寧英歌、雷州換鼓

廣州菜系

潮汕菜系

客家菜系

早茶文化

飲早茶是廣東人特有的飲食文化，早從清朝時期已經開始在廣州盛行了。

廣東人飲早茶的茶葉主要分為紅茶和花茶。此外還有菊普茶，菊普茶是普洱茶混合菊花，其他還有普洱茶、水仙茶、鐵觀音等。

最經典的茶點是；蝦餃、燒麥、叉燒包、糯米雞、鳳爪、腸粉，其他各類特色茶點應有盡有，如蒸排骨、豬肚、牛百葉、魚蛋、牛肉丸等等。

粵菜有著悠久的歷史，在古代嶺南越族先民就已有獨特的飲食風格，如嗜好蟲蛇魚蛤與生食。早在二千年前西漢人所著的《淮南子》一書中，就有“越人得蚺蛇以為上餚”的記載，南宋人也誇張描述：粵人“不問鳥獸蛇，無不食之”。廣東飲食文化近百年來已成為國內最具代表性和最有世界影響的飲食文化之一。

廣東本土語言為廣東話（粵語）、方言為客家語（包括涯話）、閩南語（包括潮州話、雷州話、福佬話、學佬話、海話、能古話等）以及歸屬不明的漢方言，如舊時正話、軍話、韶州土話（粵北土話）等；少數民族語言有瑤語、壯語、標話等。廣東語言狀況複雜，除粵北、粵東有瑤、壯、畲語及粵北土語，主要流行3種保留了豐富的古漢語特點、又各有特色的漢語方言。

區別三大民系的重要特徵是不同的方言，即以廣州音為標準音的廣州話，稱為粵語；以梅州市區（含梅江區、梅縣區）梅城口音的梅州方言為標準音的客家話，稱為客家方言；以汕頭方言為標準音的潮汕話，屬於閩方言。

廣府民系主要由古越族融合而成。廣府民系文化特徵以珠江三角洲最為突出，既有古南越遺傳，更受中原文化哺育，又受西方文化及殖民地畸形經濟因素影響，具有多元的層次和構成因素。廣府民系分佈的地域西江、北江流域及珠江三角洲在廣東是中華文化最早開發的地區 。廣府民系由南越土著與中原漢族融合而成，其源頭可溯至先秦時期的南越土著文化。南越土著文化是廣府文化的重要基因，正因如此，廣府文化才具有區別於中原文化的特質。 古人因為貶謫或者政權更迭等原因不斷南遷嶺南，粵語是於秦漢時期傳播至兩廣地區與當地古南越語相融合產生的一種方言。

客家先民是來自進入嶺南的中原移民，客家人崇文重教，孝悌觀念深入人心。孝是忠的基礎，忠是孝的延伸。“忠信”是客家家訓中又一貫穿始終的顯著特徵。家是小的國，國是大的家。客家先人歷經戰亂，他們以其獨特的生活方式與頑強的生命力，在逆境中求生存，輾轉奔波、歷經磨難，對“家”“國”懷著深厚的感情。客家先祖把這種“興家報國”的家國情懷用家訓的方式向後人生動詮釋、諄諄教導 。

秦漢以後，漢文化向嶺東擴展。晉唐時期，中原主流文化影響逐漸擴大，陳元光平定泉潮間蠻僚嘯亂、韓愈謫任潮州刺史，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事件。宋元時期，大量移民入潮，閩文化北來，使潮汕地區全面開發，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環節。明清時期，最終形成有鮮明特徵的潮汕民系文化。

唐代中國佛教禪宗創始人云浮市新興縣的六祖慧能，唐代宰相韶關曲江的張九齡，明代大儒新會陳白沙，特別是清代以後，更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有廣州花都的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維新變法領袖的南海人康有為，新會人梁啟超，中華民國首任總統（國父）孫中山，十大元帥之一的梅州葉劍英，還有十大華人首富李嘉誠、霍英東、李兆基，新加坡建立者（國父）李光耀，新加坡執政者現任總理李顯龍，農民運動領袖彭湃，國際巨星李小龍，泰國吞武里朝國王鄭信等等多數不勝數。

文狀元系列：

莫宣卿封開人，唐朝大中五年辛未科狀元。

倫文敘南海人，明朝弘治十二年巳未科狀元。

林大欽潮安人，明朝嘉靖十一年壬申科狀元。

簡文會南海人，南漢乾亨二年戊寅科狀元。

張鎮海南海人，宋朝咸淳七年未科狀元。

黃士俊順德人，明朝萬曆三十五年丁未科狀元。

庄有恭番禺人，清乾隆四年巳未科狀元。

林紹棠吳川人，清朝道光三年癸未科狀元

梁耀樞順德人，清朝同治十年辛未科狀元。

武狀元系列：

朱可貞，生卒年不詳，字占遇，號子庵，順德龍江人。明代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中武狀元。

林德鏞（1675－1722），字白庵。清代康熙揭陽縣棉湖鎮（今揭西縣）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中武狀元。

李威光(1735—1795年)，字作楫，號韜序，華城黃埔村人（今五華縣人），清乾隆三十七（1772年）年壬辰科武狀元。

黃仁勇（1762－1817），字智齋，又字良越，海陽縣（今潮安）古巷孚中村人嘉慶元年（1796年）中武狀元。

姚大寧（1772－1807），字允盛，又名大令，南海和順鎮文教鄉人，清代嘉慶四年（1799年）中武狀元。

廣東畫壇從明清起有較大發展，人才輩出，風格獨特，技法紛呈，求新求變。其代表人物有：南海林良的寫意花鳥，東莞張穆著稱畫馬，新會高儼擅長山水，順德黎簡詩書畫皆絕，順德蘇六朋、蘇仁山尤擅人物，番禺居巢、居廉工花卉草蟲，重視取法自然，創造了“撞水”、“撞彩”技法。20世紀初，在廣東產生了“嶺南畫派”，其創始人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均為番禺人。他們主張以倡導藝術革命，建立現代國畫為宗旨；以折衷中西，融會古今為途徑；以形種兼備、雅俗共賞為審美標準；以兼工帶寫，彩墨並重為藝術手法。獨樹一幟，成為在國內外有影響的美術流派。現代，繼承和發展這一畫派藝術的，有方人定、黎雄才、關山月、趙少昴、楊善深等。

所謂廣東十虎是指清代廣東最傑出的十位武林人士，也是廣受民間推崇的反清志士。不過，“廣東十虎”有不同的版本，一說是有稱“少林十虎”亦稱“廣東十虎”的；洪熙官（花都）、方世玉（肇慶）、劉裕德（惠陽客家人）、胡惠乾（新會）、童千斤（客家人）、李錦倫、謝亞福（南海）、方孝玉、方美玉（肇慶）、嚴詠春，但本文有不同的版本。

廣東十虎之一鶴陽拳王隱林。

廣東十虎之二九龍拳黃橙可。

廣東十虎之三鷹爪王蘇黑虎。

廣東十虎之四無影腳黃麒英，一代宗師黃飛鴻之父。

廣東十虎之五軟綿掌周泰。

廣東十虎之六七星拳黎仁超。

廣東十虎之七俠家拳潭濟均。

廣東十虎之八鐵指陳鐵志。

廣東十虎之九醉拳蘇乞兒蘇燦。

廣東十虎之十鐵橋三梁坤。

廣東的粵商與徽商、晉商、浙商、蘇商一道，在歷史上被合稱為“五大商幫”。廣義上的粵商包括潮州幫（潮商），廣州幫，客家幫，其中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狹義的粵商指廣州幫。

粵商文化歷史淵源深遠，商業氛圍濃厚。粵商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毗鄰東南亞、香港、台灣，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設備最早由廣東進入，然後輻射全國。自西漢開始，廣州就成為南部中國珠璣，是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到了宋代，廣州已成為“萬國衣冠，絡繹不絕”的著名對外貿易港。從18世紀開始，廣州作為中國惟一的對外貿易口岸，成為“洋船”必爭之地，在1850年世界城市經濟十強排名中，廣州名列4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