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

宏觀經濟是：指總量經濟活動，即國民經濟的總體活動。是指整個國民經濟或國民經濟總體及其經濟活動和運行狀態，如總供給與總需求；國民經濟的總值及其增長速度；國民經濟中的主要比例關係；物價的總水平；勞動就業的總水平與失業率；貨幣發行的總規模與增長速度；進出口貿易的總規模及其變動等。

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是經濟活動和經濟運行的兩個不同層次。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有著密切的聯繫。微觀經濟是宏觀經濟的基礎，宏觀經濟的良好狀況是微觀經濟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

社會經濟活動本身就是一個整體，宏觀與微觀之間，生產、流通、分配、交換的各個環節之間都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計劃和市場是兩種不同的經濟調節手段。在現代社會化商品經濟條件下，只有合理運用計劃與市場這兩種配置資源的經濟手段，才能更有效地實現社會生產按比例發展。計劃與市場兩者，市場處在更基礎的位置，計劃則是在市場作用下發揮宏觀調節功能和微觀指導功能。只有將計劃和市場有機結合，才能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時期，國家特別需要用宏觀經濟法律手段進行調控。

宏觀經濟是與微觀經濟相對應的概念。市場經濟中以個人、家庭和企業為單位進行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活動即是微觀經濟。現代市場經濟雖然仍以單個微觀經濟主體為基本單位，但隨著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商品交換日益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經濟活動已不再是單純的個體行為，而日益呈現出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的整體特徵。個人財富、家庭福利和企業利潤的增加，已經不再單純地取決於自身的努力，還必然要依賴於整體經濟狀況，整個經濟運行越來越表現出明顯的總量、綜合和全局性特徵。

（1）公共產品的特性需要國家來提供公共產品

（2）由於市場的不完全性、不完善性，信息的不對稱性以及外部效應的存在等“市場失靈”問題靠市場自身是無法克服的。

（3）為了避免市場經濟運行陷入無調節的狀態，需要國家採取公共供給、公共引導和公共管理的方式調節微觀經濟，以彌補“市場失靈”。

國家管理微觀經濟的範圍很廣，主要有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管理、行業管理、市場管理、價格管理、經濟合同管理、廣告和商標管理和勞動力市場管理等。

（1）國家是以經濟活動秩序的制定者和維護者的身份來調節微觀經濟。

（2）國家是以執行經濟活動規則的仲裁者來規範 和管理市場交易和市場運行過程。

（3）國家是以經濟運行過程的調節者的角色對微觀經濟運行過程進行調節和引導。

（4）國家是以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參與者控制微觀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調節微觀經濟的獨特性

（1）國家調節微觀經濟的經濟基礎，

一是建立在公有製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形式並存的基礎上；

二是建立在按勞分配為主體、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等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基礎上。

（2）國家對微觀經濟的調節不僅是管理微觀經濟，而是作為佔主導地位的國有產權的所有權的主體，具有所有權主體的功能，其控制經濟的活動範圍大及承擔的功能多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3）具有不發達國家經濟調節的特徵，國家在調節時：

一是更加註重培育市場、完善市場，創造一個有利於企業發展的良好經濟環境；

二是更注重積極引進先進技術；

三是更強調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社會的福利狀況；

四是更強調提高人口素質；

五是更高度重視防止污染，保護生態平衡。

1996年美國大選前夕，華爾街的一些基金經理顯得分外緊張，因為他們認為柯林頓和多爾誰能勝出，會影響到許多行業股的沉浮。如柯林頓的禁煙姿態，煙草股必定遭殃；若多爾問鼎呼聲日漲，則煙草類股份會漸入佳境。又如柯林頓傾向於與中國在貿易上達成協議，那麼紡織股將受挫；甚至柯林頓的連任有助於蘋果電腦起死回生，因為他有推廣全美兒童學電腦的念頭，而蘋果機最具優勢的便是中、小、大學的市場份額。總而言之，若柯林頓連任，蘋果電腦、教育股份將愛惠，而藥物股、紡織股、香煙股將受挫；若多爾勝出，國防股、零售股、保安股將受惠，金融股、政府工程承建股份以及債券將受累。

這當然和兩位總統侯選人的宏觀政策偏好有關。但據香港財經作家林行止分析，雖然共和黨、民主黨在政綱方面是大吹法螺，且各異其趣，卻在經濟政策上都帶有“供應經濟學”的痕迹。眾所周知，“供應經濟學”曾在里根時代大盛其道，其理論依據是拉弗曲線，即稅率超過一定水平，稅收開始下降。因為稅率太高，個人和企業失去賺錢誘因，他們不工作不投資，交稅的人少了，高稅率便有低稅收的效果。因此，有的供應學派人士曾將二戰後的英國衰落和日本崛起，歸因於唐寧街和通產省在稅收政策的不同取向。

儘管拉弗曲線的正確性被人爭議不休，但供應學派的精髓則是鼓勵企業家（尤其是中小企業家）的創造性和改善民間經濟發展環境。所以，民主黨儘管沒有共和黨“供應學派”來得明顯（後者的減稅方案直接明了，主要是入息稅一刀切，減至15%），不過，卻推出了許多很實惠的建議，如受薪者每年有一天的“帶薪離職”的特別假期；在鼓勵人力投資的前提下，大專學校的學雜費及企業培訓員工開支均可獲減免稅，等等。這一切看似輕描淡寫的方案，實質是和上述供應學派刺激民間經濟發達的精神暗合的。

是拉選票的手段也罷，是有所作為的雄心也罷，這些經濟政策取向無疑迎合了美國的實情。美國經濟在80年代後期，終於從日本手中奪過了世界第一，奧妙在哪兒？一個主要的原因便是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再度得到了弘揚，通過新產品的供給，創造了自己的市場需求。如當代世界上最優秀的產品——個人電腦，便是喬布斯、蓋茨等在商用電腦之外獨闢蹊徑，在未有市場之時就開發的一種產品，然後為它創造一個市場。

而在70年代、80年代初最富有傳奇的創造市場標準的故事，恐怕是索尼袖珍式收音機了。索尼總裁“異想天開”地想創造一隻縮小到能夠裝入襯衫衣袋中的袖珍式收音機。但經過幾多挫折后，縮小至極限的收音機仍不能裝入正常的衣袋中。

最後，退縮的不是索尼，而是襯衫市場：因為索尼創造了一種新的商機，於是開始生產超大口袋的襯衫。

最能反過來說明索尼精神可貴的，是松下電器公司。松下在設計、製造以及在全球銷售方面具有卓越的才幹，銷售額5倍於索尼公司，比索尼多27年的經驗。但人們卻並不認為它典型地體現了賦予日本增長奇迹的企業家精神，因為松下只有模仿的機智。如索尼生產了“貝塔馬克斯”——世界第一台大眾化錄像機，而松下認識到，顧客實際想要的是8小時，而非3小時的錄像機，於是製造了能連續播放8小時的錄像機，趁勢主宰了錄像機市場。

唯其如此，美國作家型的經濟學者喬治·吉爾德就認為，日本出口產品之所以獲得成功和受人歡迎，根本原因在於索尼的創造市場精神。如果日本僅僅採取松下的經營方針，僅僅出口有賴於日元貶值、政府補助的低價推銷世界其他地方設計的產品，世界各地公眾的憤懣早就像烈火一樣燃燒越來。而只有“當索尼、卡西歐和山葉等富有創造力的日本公司拿出五花八門、光彩奪目的新奇產品時，幾乎沒有人感到受威脅；大多數美國人對之讚歎和感激。袖珍收音機，微型電視機，可用於計算稅款並能模仿長笛和吉它音響的計算器，數碼式照相機，沃克曼立體聲耳機，能縮小和放大的小型複印機，能錄間和報時的收音機、錄像機，這些產品先前並不存在，它們創造了新的市場，新的財富，新的樂趣，供應這些產品幾乎可以說是饋贈。它們引起人們意外的好感，帶來遠遠大於其價格的享受，滿足購買者自己未曾感覺到的願望，使他們驚嘆不已。”

當“日本奇迹”出現時，許多人都將此歸功於通產省和以大財團為首的“經團聯”和“日經聯”。但人們慢慢發現，無論這些計劃權力官僚機構多麼出色地預言了技術發展趨勢，都應該明智地避免“雄雞謬論”——“即認為日本的‘朝陽’工業之所以會從地平線上升起，主要因為通產省在‘喔喔啼叫’”。

更何況通產省事後諸葛亮的事件實在多了些。索尼是首先向美國購買晶體管技術的公司，但卻被通產省拖了一年，理由是：“如果晶體管具有這麼廣闊的前途，那麼為什麼日立、松下和其他日本的大電器公司沒有申請購買這項專利呢？為什麼通產省要給一個生產錄音機的小廠分配外匯，及與此項技術引進有關的各種權利呢？”

通產省在日本汽車業的發展中，也犯了同樣的錯誤。50年代，通產省的幾個主要官員就反對投資於汽車工業，因為它意味著要大量進口鋼鐵和石油這兩種日本最稀缺的資源。60年代，當日本開始試探性地向世界開啟它的經濟大門時，通產省特別擔憂的是日本的模仿性的、分散的汽車工業——長期受到通產省制定的各項政策的保護，不受外國競爭的壓力——會被通用、福特等外國公司的巨輪壓得粉碎。他們建議日本的10家汽車公司合併為兩家——日產公司和豐田公司，並且建議任何新的公司不要生產四輪車輛。

幸好日本的企業家拒不接受這種觀點。在通產省取消汽車製造業的保護和補貼之後，三菱公司首先和克萊斯勒達成協議，一躍成為日本第三大汽車公司。通用汽車也購買了原通產省要求合併入三菱重工的五十鈴公司的37%的股權。而原來生產“兩個輪子”（摩托車）的日本本田公司卻轉產四輪車輛，並很快馳名世界。

素以高成長自豪的亞洲經濟似乎有些步履蹣跚。1996年上半年，泰國出口僅增長7%，遠低於同期的27%；韓國的經常帳逆差創93億美元新高，財政部長被迫下台；新加坡受美國半導體需求萎縮之累，出口成長減退。馬來西亞和泰國的經常帳逆差，可能分別佔GNP的10%和8%，和當年顛覆墨西哥經濟的逆差水準不相上下，於是悲觀者發現了類似金融危機的苗頭……

對此，經濟學家科魯格曼認為，亞洲新興經濟體已經失去資本和勞力密集的競爭優勢，但一時間又無法提升技術層次和生產力，經濟發展步伐因此紊亂。

其實，亞洲的國家和地區為了尋求技術和產業升級，積極發展石化、汽車、消費性電子和半導體等產業，可謂不遺餘力。但專家們指出，恰恰是亞洲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對經濟狀況有很大的責任。以半導體產業為例，中國台灣和韓國一心想趕上日本，印尼、泰國和馬來西亞又急於想成為下一個韓國、中國台灣，於是一窩蜂地上馬。結果，沒料到半導體的需求會急速下降，造成價格重挫60%，嚴重影響出口和經濟成長。

於是有人又責怪亞洲的科技官僚高估了全球市場的需求，或一廂情願地認為美、日會放棄半導體等產業而另謀發展。但，正如我們上述的通產省的“雄雞廖論”，這些國家和地區也許最缺乏的是民間企業家的創新精神。

在國內，關於微觀經濟問題的議論也已有多時了，滬深兩地的上市公司情況也確實有所驗證。1996年上半年兩地A股公司的總體業績低於去年同期水平。其中，平均每股稅後利潤，滬市公司下跌14.15%，深市公司下跌19.25%，滬深1996年中期虧損的公司有27家，占上市公司的總數的7%，虧損總額共為5.5億元，比同期的1.5億元增加了26.5%。上海B股的金泰公司，中期每股僅盈利0.02元，市盈率達到570多倍，打破了B股市場的紀錄。而且它作為一個新上市的企業（不到一年），就接近虧損，在股市中也十分鮮見。比較微妙的是，A股公司稅後利潤在0.10元以下的公司，滬市有95家，深市有62家，分別占各自上市公司總數的38.93%和36.42%。如果不制止滑坡的話，

不錯，在選擇某些產業作為新一輪增長點上，在重點企業追加貸款方面，在高新技術的產業發展方面，在產權改革方面，我們已經採取了一些措施和行動，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在如何鼓勵企業家精神尤其是中小企業家精神方面，卻付諸闕如。

例如，中小企業創業的風險資本如何籌集？在間接融資方面，國有銀行已被大量呆帳所困擾，貸款確實需要十分謹慎。這樣，民間信用問題如何解決，就值得研究。在德國杜依斯堡大學講學的汪丁丁博士認為，華人民間信用除了對較合適的利率非常敏感外，也取決於華人獨特的家族人際關係，因此會遇到“信用市場半徑”過小的困擾。美國加州商學院教授孫滌在考察溫州的民間信用交易后，曾和我談論過此事。他對台灣的私人錢莊做過精細的研究，認為應作客觀的分析。孫滌調查了許多台灣的大企業家，他們幾乎都承認，當時若沒有錢莊的幫助，難以有今天的局面。因為在他們創業之時，同樣面臨著無法取得國營銀行貸款的困擾。復旦大學的張軍博士也受北京天則研究所之託，前往溫州進行民間信用交易的案例分析，我們希望這些研究成果能修正我們以往的常識，拓寬我們的思路。

同樣，在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上，也有一個對中小企業頗有助益的櫃檯交易問題。1994年底，我們在日本採訪時曾遇見一家證券報的社長，他送給我們兩本報社出版的有關櫃檯交易的書，並認為大力發展櫃檯交易是日本證券市場走出低迷的法寶。他說的可能嚴重了些，但櫃檯交易對中小企業有很大的幫助，卻是不爭的事實。道理很簡單，中小企業一般是難以符合集中交易的上市標準的，而櫃檯交易的標準相對較低，能解救中小企業創業資金的燃眉之急。至1996年5月底，美國的上櫃股票已有5,500家，遠超過集中交易的2,000家。櫃檯交易當然需要健全的監管，台灣就有過類似的教訓。但1994年11月，台灣店頭市場改制重建后，情勢大有改觀，到1996年8月底，上櫃公司從11家增至66家，上櫃資本總額從數百億元增至2,380億元，開戶數從1萬戶增至42萬戶。預計1997年底，上櫃家數可達18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