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傳慶

馮傳慶出生於北平的一個電訊世家。在同事們的眼中，是一個勤奮好學、愛讀進步書籍、思想進步、為人樸實、技術好的年輕人。他在天津電報局工作的時候，就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西安事變以後，馮傳慶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由於他聽力特彆強，技術特別好，並擅長從紛亂的無線電訊號中排除干擾，從國民黨廬山無線電訓練班畢業后，被留在南京國民黨政府交通部無線電台。軍統知道后，拿著國民黨軍委會的公函將他從交通部調到國民黨軍統電台，調到重慶任軍統電訊總台的報務主任，後任國民黨軍統電訊總台領班。

馮傳慶早就聽說蘇聯是一個到處充滿光明、沒有欺壓、人人平等的國家，非常嚮往，他曾動員妹妹和自己一起去解放區投奔革命，但因為母親孤身一人無人照顧而作罷。他最愛說的一句話是：“國難當頭，好男兒當為國分憂。”1939年1月，國民黨拋出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后，在全國各地製造了平江、確山等慘案，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醜惡面目更清晰地顯現出來了。受抗戰民族精神的感召，受共產黨堅持抗戰為民族利益奮鬥的精神吸引。張蔚林和馮傳慶因工作而相識，因信仰而相交，兩人無話不談，決心一起投奔延安。8月下旬一個炎熱的下午，於是，兩人結伴冒險來到重慶曾家岩八路軍辦事處。他們想見周恩來和葉劍英。因不明底細，第一次葉劍英同志沒有見他們，而是派另外的同志與他們談話，了解情況。

為了使共產黨能夠相信自己，張蔚林、馮傳慶第二次來到曾家岩，他們向葉劍英提供了軍統電台的一些機密資料，以證明自己的誠意。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1939年10月在曾家岩，由葉劍英、曾希聖介紹，張蔚林、馮傳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任“軍統電台特支”成員，接受中共黨員張露萍的領導。隨後他們又介紹了具有進步思想的軍統電台報務員楊洸、趙力耕、王席珍、陳國柱、安文元入黨。

馮傳慶在電訊總台的職位僅次於台長，管轄軍統在海內外的數百部電台和上千名報務人員。馮傳慶的位置可以掌握軍統的核心秘密，而張蔚林任職的重慶衛戍區電訊監察科，則負責監聽重慶地區無線電訊號，控制無線電器材，正可以保護重慶地區的共產黨秘密電台。他倆組成了中共潛伏在國民黨軍統之中的情報小組，其作用十分重要。為了保證安全，南方局軍事組禁止他們再到曾家岩來。

1940年4月，因張蔚林被捕。當時，在報房值班的馮傳慶得信后，翻牆逃出電台大院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報信。葉劍英見情況緊急，立即讓馮化裝成商人，安排他深夜過江去延安，而馮傳慶渡江以後，也被埋伏的特務抓獲。這就是當時震驚國民黨心臟的“軍統電台案”。

1941年3月，張露萍、馮傳慶等7人由重慶轉押到貴州息烽集中營。1945年6月下旬，經百般折磨，策反無果，軍統局長戴笠親自給軍統少將、息烽集中營主任周養浩發出密電：將張露萍等7人一同殺害。

祖父是前清官員，父親馮念詒曾任綏遠省歸化電報局局長。母親沈荷崖，生有長女握梅，二女啄霞，小女曉湘，馮傳慶是唯一的男孩，排行老三。馮傳慶7歲時，因父親納妾導致家庭不和，母親帶著馮傳慶和小妹曉湘離家回到杭州娘家。外婆家很窮苦，母親靠養蠶和刺繡維持生活，撫養兩個兒女。馮傳慶靠在交通部從事電訊工作的姐夫資助，才得以上學讀書。

馮傳慶加入了在軍統局內部活動著中國共產黨員黨的一個地下“七人小組”。其他人是張露萍（化名）、張蔚林、趙力耕、楊光、陳國柱、王錫珍，其中張露萍是黨支部書記。“七人小組”直接歸葉劍英在重慶創建的南方局軍事組領導。小組的任務是與南方局軍事組直接聯絡，負責傳遞情報，待機在戴笠的軍統特務機關內部發展黨員，壯大組織。從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延安電台也不斷收到在軍統電訊總台工作的共產黨員馮傳慶利用電台值班間隙發出的密電。“電台特支”源源不斷送出的情報，對打退國民黨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避免特務機關對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襲擊和破壞，起了重要作用。

1984年，貴州省人民政府，息烽縣人民政府在烈士犧牲的快活嶺重建了烈士陵園，修建了高大的紀念碑。5月10日，烈士忠骨遷人烈士陵園。

馮傳慶等七烈士紀念碑位於息烽縣陽朗村西北處，該紀念碑建於1990年，是為紀念張露萍、張蔚林、馮傳慶、趙力耕、楊洸、王錫珍、陳國柱等七名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