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寧夏工委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寧夏工作委員會，以便加強寧夏地區的工作。中央決定：寧夏工委由楊一木、李仰南、霍士廉(未到職)、蘇文(即陸平)4人組成，楊一木任書記。楊一木上書中央稱，由於本人在定邊工作期間與寧夏方面的人員接觸較多，不適合到寧夏國民黨統治區秘密工作，另外，手頭的工作暫時也離不開，要求中央另派人負責寧夏工委的工作。中央遂又任命李仰南為寧夏工委書記。(李仰南在1941年和1968年填寫的幹部登記表中稱“1937年10月至1940年2月任寧夏工委書記”；楊一木在1951年填寫的黨員幹部簡歷表中載稱“1938年1月至1938年12月任寧夏工委書記。”)經組織安排，李仰南攜帶張子華給袁金章、雷啟霖的介紹信及早年同袁、雷同在北京俄文學校學習、時在三邊特委工作的共產黨員趙統儒寫給袁、雷的信件，會同新任三邊特委書記白如冰從延安到定邊，同楊一木等人共同研究了赴寧夏開闢工作的問題，確定李仰南、李維鈞、薛天民(敏)、何廣寬先行，與袁、雷建立聯繫，了解情況，站住腳后，再繼續派人前往寧夏。

1937年11月，李仰南(化名楊學文)、何廣寬(化名楊文卿)分別從定邊前往寧夏城。李仰南持張子華、趙統儒的信件拜訪了袁金章，袁表示願為抗日救國效力，對李仰南來寧宣傳抗日表示支持。袁通過實驗小學校長高立天(即高尚信)的關係，安排李仰南到實驗小學任庶務主任，以此作掩護開展工作。不久，又把李仰南介紹給原北大學生、時任平羅縣黃二完小教員王振綱(王茜)。李仰南請求王振綱帶領何廣寬去平羅縣尾閘(現歸惠農縣)會見賦閑在家的雷啟霖，動員他出來工作，掩護中共地下黨開展活動。接著，李仰南多次去平羅、黃渠橋、石嘴山等地，通過王振綱、雷啟霖結識了進步人士李沖和、葉松齡、雍民飛(即雍生善)、賀聞韶、劉廷棟等人。何廣寬一時找不到合適職業，暫以賣書報的名義，往來於銀川、平羅、黃渠橋、石嘴山等地，主要做中、上層進步人士的統戰工作。此後，李仰南又去寧夏南部的吳忠、寧朔、中寧等地了解情況，先後與梁大均、馬雲澤(即馬思俊，1926年入黨，1933年到寧夏瞿靖堡養病與組織失去聯繫，時任寧朔縣宋澄堡小學校長)等人建立了聯繫。另外，還通過苗培植(中共地下黨員、馬英才旅副官)的關係，把從三邊調來的黨員李維鈞安排在馬英才部隊，專門進行兵運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后，原在北平、天津讀書的寧夏籍學生陸續回到寧夏，他們多在教育界工作。1938年春季開學前，經王振綱、賀聞韶、劉廷棟等協商，通過寧夏實驗小學校長高立天、寧夏中學教導主任閻廷棟向省教育廳推薦，任命剛從北平回寧的進步大學生俞占鰲擔任平羅縣教育科科長，撤掉了省地政局局長的親信王定一教育科科長的職務。俞占鰲上任后，根據王振綱等人的建議，對平羅縣城鎮小學進行整頓，撤換了一批思想守舊的小學校長，任命了思想進步、作風正派、有事業心的雍生善、葉松齡、劉堂琛、談尚庸等分別擔任黃渠橋第二完小、石嘴山完小、寶豐完小、姚伏堡完小的校長，使平羅縣各主要小學的領導權都掌握在進步分子的手中，為安排掩護地下黨員在各學校開展革命工作，進行抗日宣傳活動鋪平了道路，創造了條件。

李仰南在掌握了寧夏的情況並作好上述安排之後，於1938年1月返回延安彙報工作，要求上級黨組織繼續派人到寧夏開展工作。

1938年2月，陝甘寧邊區黨委和三邊特委先後從延安和定邊抽調共產黨員蘇文、孫芳山(化名張芳山)、蕭子珍等人到寧夏工作。蘇文先被安排在馬英才部當文書，準備配合李維鈞做兵運工作，由於他不習慣軍隊生活，後來又被安排在平羅小學當教師，負責平羅縣城一帶的工作。孫芳山有文藝特長，被安排在寧夏中學任音樂教員，組織學生進行抗日宣傳活動。蕭子珍，是經過長征的女幹部，與李仰南以夫妻名義，租房住銀川，主要從事紅軍長征中被俘后在馬鴻逵兵營做苦役的原紅軍女戰士的工作。薛天民被安排在掌政橋謝冒家店鋪當學徒，主要負責省城至定邊之間的交通工作，薛暴露后何廣寬接任交通。1938年4月，黨組織又派江生玉、金三壽、馬宗彪來寧工作。江生玉是寧夏中寧人，在家鄉以小學教師作掩護，從事地下工作。金三壽、馬宗彪系寧夏吳忠堡回族青年，回家鄉從事回民工作。此時，楊一木也來到寧夏，在平羅縣黃二完小以教師身份作掩護開展工作。

1938年夏，曾混入我定邊回民游擊隊並在三邊分區定邊縣學習過的馬鴻逵特務、便衣隊副隊長馬子成回到寧夏。李仰南、何廣寬在銀川街頭曾幾次碰到此人，見他身著國民黨軍裝，行動詭秘，遂引起警惕。因為來寧的部分地下黨員與馬子成在定邊相識，為了黨組織和黨員的安全，工委決定利用放暑假的機會，將大部分黨員撤回陝甘寧邊區。李仰南、楊一木到定邊、延安彙報工作，經上級黨組織批准，決定對在寧夏工作的地下黨員進行調整。

1938年8月，各學校開學之前，陝甘寧邊區黨委又派白玉光、杜琳、李宜成(化名李宛)、蒙興中(化名李平山)等中共黨員到寧夏工作。他們到定邊后同李仰南、楊一木商議了到寧夏的路線和去寧后的工作安排。白玉光是一個參加革命多年的同志，派他到寧夏是想加強寧工委的領導力量。但是他到定邊後生病，直到1939年初才到寧夏，先在馬雲澤處任代課教師，後到寧朔縣漢壩小學任教。李平山和李宛由楊一木帶到黃渠橋，通過李沖和、劉堂琛、葉松齡的關係，分別安排在寶豐完小和石嘴山完小任教。蘇文在平羅工作期間受到敵人的監視，不宜繼續在平羅工作，由杜琳帶到中寧，因找不到工作作掩護遂返回定邊。杜琳是寧夏省城人，到中寧後由親戚介紹先在中衛縣興台寺小學任教，爾後，又轉至省城西門小學、新城小學任教。李仰南返寧后，因考慮到特務馬子成的關係，不能繼續在實驗小學工作，便隱蔽在掌政橋那位同鄉的店鋪中，改名楊維寶，以商人的身份，領導寧工委的工作。

1938年至1939年，中共寧夏工委，先後在寧夏各地發展了一批黨員，壯大了黨組織的力量。新發展的黨員有：實驗小學校長高立天，教員楊文海、薛雲亭(薛嵩山)；寧夏中學學生吳景惠、黃子華、霍純錫；省城小學教師成明儒；黃二完小教師李東甫、郭英教，學生常鳳翔；石嘴山完小學生王延(原名沈耀龍)，並恢復了葉松齡的黨籍；寶豐教員王福壽、馬煥如；中寧恩和小學教師安秉性、馬成漢(又名馬少波)。另有1938年送往延安抗大學習入黨後派回寧夏工作的賀聞韶、楊森林、王世同、姚懷廉等人。據1940年冬，陝甘寧邊區黨委組織部組織在寧夏工作撤回邊區的人員編寫的《抗戰中寧夏黨的工作》記載，1938年中共寧夏工委下屬5個支部，32名黨員，其中，寧夏中學支部，黨員11人；省城支部，黨員5人；黃渠橋支部，黨員5人；石嘴山支部(包括寶豐)，黨員4人；吳忠堡回民支部，黨員5人；中衛縣派去黨員1人，又發展1名新黨員。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失守，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的侵華方針有了重大變化：對國民黨政府由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轉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國民黨統治集團內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日益嚴重。在此大氣候下，馬鴻逵公開反共，大肆逮捕共產黨人，限制、破壞抗日宣傳活動，寧工委的黨員幹部陸續撤離。10月，楊文海在高立天、塗春林、楊茂林的掩護下，離寧赴延安。12月，楊一木、李東甫在李沖和、熊根子的掩護下返回邊區。1939年春，李平山、李宛也被迫撤回邊區。加之1938年秋把一批進步青年送往延安，削弱了黨在寧夏的骨幹力量，黨的工作發生了極大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