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洋蔥

回憶錄《剝洋蔥》共11章，格拉斯記敘了他從12歲到32歲的生活經歷，從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寫起，戰時的苦難和失足，戰後“三種飢餓”的困擾，然後是浪跡天涯，追求藝術，家人團聚，朋友交往，四七社的童話，一直講到1959年《鐵皮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功。

17歲的格拉斯主動報名參軍，沒有機會進入潛艇部隊，卻陰差陽錯地被編入黨衛軍，成了一名坦克兵，接受訓練。時值二戰後期，德軍全線潰退，敗得連“全線”都只在地圖上存在了。充斥格拉斯短暫軍旅生涯的，是恐怖、飢餓、迷路、死裡逃生。他拿著防毒面具用來裝果醬，炮彈爆炸後果醬漏了一褲子，被醫護人員當成重傷員搶救。格拉斯表示，當時他和很多德國青年人一樣是盲目的：他完全自願地堅持要去激戰正酣的地方，那兒死神拿著名單在打鉤。

在回憶錄中，格拉斯一次次地詰問年輕的自己，一層一層地剝去記憶的外皮，儘管這是一個痛苦、艱難、浸滿淚水的過程。

資料來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簡稱二戰）發生於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

二戰中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種族滅絕災難。納粹用“死亡坑”、“死亡營”等大批量、集中的手段屠殺了582萬猶太人。

“二戰”期間，格拉斯主動報名參加德國納粹軍隊。1945年，納粹德國宣告覆滅。

作品記述了作者1939—1959年的經歷，作者第一次披露自己在1944年以後自願為納粹黨衛隊效力的歷史，承認自己曾堅信納粹，堅信納粹能夠取得最後勝利。15歲的格拉斯作為一名希特勒青年團成員曾自願報名參加潛艇部隊，17歲時從青年義務勞動軍被徵召入黨衛隊的第十裝甲師。

《剝洋蔥》主題思想：反思二戰：剝掉格拉斯痛苦的結（洋蔥），正視歷史並謝罪。

“懺悔意識”是靈魂尋求“自我”解脫的最好途徑，而並非源於外力強迫的低首悔過，它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真誠反思；它需要一塊塊割去心頭的腐肉，一點點剔除虛假的成分，直到塵埃散盡、水落石出。這種“懺悔”好比是經歷一場疾風暴雨的過程，滿是塵垢的靈魂得以凈化，回憶造就了人自身、剖析展現了真實自己，那個剝洋蔥的格拉斯只不過是個替身，真正的格拉斯，就是那一地的洋蔥皮。

從《剝洋蔥》上看，格拉斯寫出了他所代表的這一代人痛苦的心路歷程：少不更事的他以納粹黨衛軍這支歐洲精銳部隊而感到自豪，完全被納粹的意識形態所迷惑，因此沒有任何叛逆的和顛覆性想法與行為。而戰後幾十年，在德國由納粹專制統治到戰後初期阿登納時代右翼勢力佔主導地位、瀰漫著污濁的天主教氣息的局面，繼而到真正民主的開始，格拉斯們背負著沉重的心靈十字架：自己作為戰爭的盲從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種心理陰影籠罩在他們心頭幾十年。那種欲言不能，欲罷不忍的心靈折磨、內心的焦灼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格拉斯主動報名參加的是德國潛艇部隊，但遭到了拒絕，因為，那時的德國潛艇部隊已經不再招收任何人。空軍的情況也基本如此，由於愈來愈多的機場遭到破壞，所以在1944年至1945年的戰爭最後數月中所招收的人均被安排在陸軍和武裝黨衛軍。當時的君特·格拉斯並沒有認為黨衛軍有多麼可怕，在他眼裡，那就是一支訓練有素的精銳部隊。格拉斯說，負疚的感覺是後來才有的，可一個年幼無知的少年怎麼能知道。

《剝洋蔥》一書中自曝17歲時曾經參加黨衛軍而備受關注。有人譴責作者在78歲時的懺悔來得遲了，甚至有人憤怒指責他虛偽而使其聲譽大跌。在德國，戰後的反思與懺悔，成為一代人的洗禮，他們處理這樣的人物記憶猶新而輕車熟路，人人心裡都有桿秤。面對那場戰爭災難，記憶在經受著靈魂的矛盾和考驗、理解與譴責、遺忘與銘記、懺悔和推諉。在那個法西斯橫行的時代里，施暴者鷹擊長空突然激增，而進入新時代他們又魚翔淺底突然隱匿在大眾之中。於是，寬容成為了遺忘的最好替身，法不責眾和牆倒眾人推成為了解脫的最為便當的掩體，過於強調一切向前看，有意無意地忽視和淡漠了回頭審視。在一個好了傷疤忘了疼的年代里，迴避記憶、抹掉記憶、熱衷於失去記憶，已是司空見慣。在一個對過去並不長久的歷史遺忘得那樣漂亮、同時也徹底小資化和娛樂化的文化背景中，如格拉斯一樣，在78歲垂垂老矣的時候還能夠喚回記憶，不那麼容易，那是一種能力。

面對歷史，格拉斯除了要喚回記憶，每個人都還需要正視和負責，因為那曾經是人類共同的一段歷史。只有有勇氣擔起這份責任，才有可能對付已經磨出老繭的司空見慣的遺忘，因為責任的前提就是沒有遺忘。

每個人對歷史負責的方式是多樣的，78歲的格拉斯的懺悔，和他以前所創作的《鐵皮鼓》以及對政治的評論對歷史的書寫等，一起參與了對那段歷史的揭露，他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進行反思和負責，他今天的回憶才是有思想的，有意義的。可以說，他前後的行為是一致的，是負責任的，17歲時的失足在他的心裡一直都是一個痛苦的結，他一直都在試圖解開這個結。

格拉斯今天遲到的承認，是他一生思考總結的一個有力的句號。面對這樣的句號，德國人有理由譴責他來得晚了些，但在讀者的心裡卻應該沉澱下一個沉甸甸的嘆號或問號，來的時候還並不為晚。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大環境下，一個17歲的男孩自然會被拉去當黨衛軍，這並非完全是他的錯，應該實事求是地將這一事件置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中進行闡釋。這倒是進一步提醒讀者：應該充分認清納粹的危險性和危害性。從這一點意義而言，格拉斯也以自己的坦誠行為提醒大眾，面對歷史，除了要喚回記憶，每個人都還需要正視和負責。

自傳敘事

自傳者對自我身份的認定往往是多重的，就格拉斯這部回憶錄式自傳來說，就存在作為敘述對象的“歷史主體身份”和作為敘述者的“當下身份”，它們構成作者自我建構、自我解釋和自我對話的兩個重要方面。就前者而言，格拉斯在自傳中記述了自己從10歲到32歲的經歷，其中的身份定位與描述也是多樣的：他既是處於青春期的少年、一位藝術追求者和作家，又是參加了希特勒少年團、青年團直至黨衛軍的戰士。

但總體而言，在格拉斯的意識中，他所呈現的自我是一位處於戰亂和動蕩人生中探索掙扎的“無知少年”，這應當是他的主導身份。這樣，對戰爭前後的經歷及其影響的敘述佔據了整個自傳的大部分。他常常以第三人稱稱謂當時的自己，如“他”、“叫我名字的男孩”、“傻小子”、“那個男孩”“使用我這個名字的年輕人”，名稱雖有差別，但用意相同，都是藉以拉開距離進行自我審視，並強調當時的年齡。他以“現在之我”與“年輕之我”展開對話，更多的時候是“盤問”和質詢，以揭示當時的隱秘心理與行為。他不憚於暴露當時的罪行、過失與隱私，如參加黨衛軍、性意識與性行為（包括自慰、偷情、同性關係）、偷竊，因為他清楚，對於那個年輕、無知、“少不更事”的“自我”，還存在取得諒解的可能，因為他還沒有形成獨立的個性與人生觀念，也就是說，還沒有成熟的自我意識，這使得他容易受到外在因素及人的本能的誘惑，難免犯下罪行和惡行。

具體到備受爭議的“黨衛軍事件”，格拉斯參軍時是在二戰後期，當時17歲，還算是未成年。他屬於“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長期在納粹軍國主義和種族主義思想的熏染和教化之下，10歲參加希特勒少年團，14歲參加青年團，17歲加入黨衛軍，無時不在被“洗腦”的過程中。處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他們很難在政治問題上作出正確的判斷，保持“政治正確”的立場，對納粹思想進行反叛和鬥爭。格拉斯對這樣一個“無知少年”的歷史主體身份進行回顧、描述和定位，實際上反映了一種比較客觀的態度，展示了他當時的真實處境，可以說是相當坦誠的。反過來，如果他將少年的自己塑造成一位反抗者、思想獨立者，那可能才是真正的謊言，才是對自我的真正遮蔽。懷著這種態度，格拉斯鼓足勇氣，冒著刺鼻的洋蔥的辣味，經過了迴旋曲折的敘述，終於將這一難堪經歷講述了出來，他足可以長舒一口氣，問心無愧了。

但是，他必須面對讀者和批評家的質詢，並與之對話，因為他們的視角不同，是不同的主體，而“自傳主體首先是互動式的主體，共同主體”。自傳主體受到各種其他主體和話語因素的影響，必須要在交互對話中建構自己。由於他承認了自己參加黨衛軍的經歷，所以理所當然地被定位為“納粹”，被貼上了這一代表罪惡的身份標籤。即使格拉斯聲言他在戰爭中沒有開過一槍，沒有殺過一人，有人也並不想因此赦免他的罪行。

格拉斯在年近80時回顧生平，這一回顧者的寫作主體身份是非常明顯的。由於時間的距離和歷史處境的差別，使他在審視早年自我時取得了優勢，即一種客觀的、清醒的“外位者”身份，也獲得了自我懺悔與批判的角度。格拉斯也正是以他一貫的黑色幽默與諷刺的筆調來描述當時的自我的，在自嘲中實現自我的人性批判與對戰爭罪惡的反思。但是，又如他在自傳中反覆申述的，回憶“愛捉迷藏”，是“最不可靠的證人”，由於記憶的這種生理缺陷，他在“剝洋蔥”時時常陷入遺忘和混亂。對回憶機制的缺陷的描述在自傳中無處不在，幾乎每當敘述一件往事的時候，他都要申述回憶的不確定性，也使得整部自傳在虛虛實實中曲折穿行，給人朦朧晦澀的印象。

他試圖穿越迷霧，但是常常被記憶所遮蔽，這就給他敘述中有意無意的遺漏與模糊提供了理由，令讀者難以對他再進行強硬指責。也就是說，一位容易陷入遺忘的“老者、懺悔者”構成了他的當下身份。由此出發，讀者可以解釋自傳中出現的一些現象。既已時隔半個世紀之久，早已認清了戰爭罪惡、成為反戰鬥士的格拉斯在回顧往事時，自然帶有了客觀審慎的姿態，形成了自我的內在對話。那個十幾歲的少年在他眼中就成了剖析的對象，使自傳帶有明顯的自我暴露、自我批判和自我懺悔色彩。其自我暴露，除了核心的“黨衛軍事件”之外，主要體現在對青春期性意識和性活動的揭示，如強烈的性慾、習慣性自慰、對女性的幻想，以及後來和女性之間的性關係，這類描述在自傳中都是比較直接的，也是頗可令人側目的。

從懺悔的角度看，性的惡行與過失遠比殺人罪行輕得多，基本只涉及個體自身，不會對他人造成大的傷害。格拉斯的這些自我爆料，增加了自傳真實性的籌碼，也增強了自傳的情節性。

重要的是，針對最為核心的納粹經歷，時間的距離、歷史的變遷為格拉斯贏得了自我審視、自我批判的有利契機，使他能夠以懺悔者、批評者的姿態出現，能夠以“過來人”的眼光反觀自身經歷，在歷史的“債與責”問題上取得了自我解釋的話語權。毫無疑問，格拉斯清楚自己納粹經歷的嚴重性，也並不否認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

不過，在暴露自己當時的活動時，他往往帶著雙重的姿態。一方面，他承認自己確實是自願參加各種團體，而且毫無疑問，他也是自願從軍，自願拿起武器的。另一方面，他也不斷地解釋緣由，強調作為少年他受到的各種蠱惑與引誘，如納粹制服的誘惑、擺脫家庭逼仄生活的願望、追求冒險生活、脫離學校等，這些都是與維護國家榮譽和建功立業思想不相關的，顯然是對從軍行為的暗自嘲諷與消解。同時，他清楚地指出，這也是他們那一代人無法逃避的命運，即使不願參加，也要受到強制與逼迫，很難自己做出現在看來正確的選擇。另外，他一方面敘述參加活動時的熱切、激情與快樂，充滿狂熱的愛國主義和犧牲精神，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不滿、懷疑甚至反叛的精神，如敘述參加活動的無聊、冒險時的愚蠢，稱制服為“屎褐色”，帽子為“帶把的屁股”，在送給長官的咖啡壺裡撒尿，開元首的玩笑等。他還特別描述那位對德國戰爭前景持悲觀態度的同學，以及拒絕持槍操練、堅稱“這事咱不幹”的男孩，稱讚他們敢於懷疑和抗拒的精神，以此與自己的無知與溫順形成對照，表現出敘述者對自己當時行為的諷刺與否定。而且，他自己和家人也都成了戰爭的受害者，他戰爭中差點送命，戰後四處流浪，做過戰俘，經受著三重飢餓的折磨，更可怕的是，他的母親遭受了蘇軍的強暴，留下了難言的創傷。

通過這些敘述，格拉斯在建構同時也是在解構自己當時的納粹身份，使這一身份帶有了分裂意識和內在張力，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納粹這一可怕字眼帶給他的罪責感與沉重感。由此，作為敘述者的老年格拉斯使自己佔據了道德上的優勢地位，在表達自我懺悔、自我批判的同時，也為自己的少年生活取得了辯解、澄清的因由。且不說格拉斯的辯解是否充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願意把這個秘密帶入墳墓，忍受自我的良心鞭撻，而是將其公開，通過坦白和言說化解其咄咄逼人的力量，自傳懺悔這種自我療救的功能發揮了重要的意義。

客觀地說，格拉斯當時的心理、行為確已難以再現，其敘述的真實性、客觀性也難以考證。他自稱在參軍之後曾記有日記，但是已經遺失，唯一可以參照的原始文獻已不復存在。僅有的對自傳真實性的制約大概只能來自於人的道德良知，以及“自傳契約”的客觀要求。但是它們也必須與人性固有的弱點，即自我隱瞞、自我掩飾和自我美化的傾向進行鬥爭，同時還要與回憶的缺陷進行鬥爭。

對於一貫自稱為“戰後德國的良心”、“納粹時期不幸歷史的代言人”，並長期致力於批判納粹統治與戰爭罪惡的公民和作家，在他自己看來，經過多年來沉重的負罪感和“共同責任”的嚙噬與折磨，他揭開了隱藏在面具下的自我，以文字還原了真正的自己。該說的、能說的他都寫在自傳中了，即使自傳遮遮掩掩、曲曲折折，但他在多重自我的鬥爭中已經做出了最大程度的坦誠，如同他在交代寫作自傳的理由時所說的：“我要說出最後的話。”

作為一部自傳，《剝洋蔥》有對個體經歷的細節描述和場面刻畫，有懺悔精神與鮮明的自我意識，在身份建構中也進行著自我的解釋；同時它也充分暴露了自傳寫作中一貫存在的問題，即回憶的缺陷與主體性問題，也即客觀化與真實性的困境。更有意義的是，由中可以更深入地發掘人性的多重層面，尤其是人性的弱點與缺陷，達到對人自身的深層認知。自傳並非生平年表的奴隸，而是在藝術創造過程中使過去重新來過。“剝洋蔥”正是這樣一個隱喻，在層層疊疊、嗆人眼鼻的洋蔥皮之間，真相若隱若現。《剝洋蔥》既延續了自傳求真的偉大傳統，同時也暴露了在真相面前躲躲閃閃的複雜心理。由此，《剝洋蔥》構成了現代自傳的一個典型個案。

創作手法

從創作手法上，作者使用了多樣的文體風格。在描述自己在戰爭中幾次死裡逃生的經歷時，作者幾乎採用了報告文學的方式來報道。作品中也不乏幽默式的誇張：主廚的“眉毛很長，以至於人們想用梳子去梳他的眉毛。”

比喻意象

格拉斯採用“洋蔥”來比喻自己。在剝洋蔥時，也就是在寫作時，一層又一層地，一句又一句地清晰、可讀，這時候，消失的記憶又鮮活起來。用文學的回憶來顯示聲音和圖像並證實自己的過錯。作者很巧妙地採用“剝洋蔥”這一比喻形式，有效地烘托、渲染二戰這一像洋蔥一樣越剝越會刺激人流淚的棘手主題以及他自己敢於剝掉偽裝的個人歷史進行心靈的坦白與謝罪。

2006年，格拉斯78歲時出版了自傳體小說《剝洋蔥》，他在書中承認自己曾是黨衛隊隊員的歷史。他自己透露，17歲時為了逃離家庭，曾主動要求參軍。此書出版后，引起了德國社會一片哀婉和批評之聲。德國媒體紛紛刊登文章對格拉斯這份遲到了半個多世紀的懺悔進行批評、譴責和評論。不少人稱之為“恥辱”，一篇題為《道德法官原來對自己作為“幫凶”的不光彩歷史沉默了這麼久》的文章甚至把格拉斯指責為偽君子。當然也有不少輿論對格拉斯表示同情和理解。身為猶太人的德國作家喬達諾指出：“我並沒有因為格拉斯的這一坦白而在道德權威方面失去了對他的信任。”著名作家薩爾曼·拉什迪認為：“格拉斯代表著一種超凡的力量，他不會由於這麼一個錯誤而被扳倒。”

《剝洋蔥》作品被翻譯成30多種文字，格拉斯被迫在每一個公開場合談論自己身為黨衛軍一員的事情。

《剝洋蔥》作品的不少地方寫得很動人，比如三重飢餓戰後戰俘時期真實的飢餓青年時代戰後廢墟時期的性飢餓，即他如何在所到之地尋花問柳最後是在柏林、杜塞爾多夫和巴黎所表現出的藝術飢餓感，他一定要成為藝術家。

——方維規（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文藝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剝洋蔥》是一部典型的自傳，體現了現代自傳的基本要素與特徵：身份認定、自我意識與對話。通過回憶與對話，他進行著自我身份的建構，即對自己作為“無知少年”的歷史身份與對作為“回憶的老者、懺悔者”的當下身份的認定。在這一過程中，他實現了自我暴露與自我解釋，體現了鮮明的自我意識與主體精神。

——梁慶標（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尤其應該從這本書中看到作家對歷史的警醒。

——肖復興（作家）

這的確是一部值得從頭看到尾的作品，作家並沒有把17歲參軍的經歷歸結於集體的意願。

——崔衛平（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君特·格拉斯（GünterGrass，1927—2015），德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鐵皮鼓》、《貓與鼠》。199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