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與鼠

小說的故事發生在二戰時期的但澤，敘述者皮倫茨回憶自己中學時代的同學約阿希姆·馬爾克的事情以及他和馬爾克兩人之間的關係。

在馬爾克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就去世了，作為家裡唯一的孩子，他從小就有孤獨者的傾向。馬爾克的脖子上長著一個碩大的喉結．對於這個獨特的生理現象，他不是刻意放大就是故意遮掩。皮倫茨把這個喉結比作一隻不停躥躍的老鼠．還惡作劇地把一隻貓按在他的脖子上，讓它去捉“老鼠”。這讓好強的馬爾克產生了自卑感，為掩飾這個生理毛病，他做了種種努力，在體操、游泳和潛水方面，他表現了自己不平凡的一面，不僅在單杠上取得最好成績，還在但澤海岸上的一隻半沉的掃雷艇中練習潛水，贏得了夥伴們的敬佩。

一次，兩名校友——他們是兩名海軍軍官，回母校作報告，馬爾克對他們佩戴的十字勳章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讓他強烈地認識到，戰爭時期的德國社會對軍人是多麼的認可和尊敬．膨脹的虛榮心誘使馬爾克偷走了這兩名軍官的勳章．因此他被學校開除。

離開學校后，馬爾克去部隊服役，參加了二戰。想成為英雄的渴望使馬爾克在軍隊里積極肯干，他還受到一位軍官太太的賞識．並在她的引誘下和她發生了關係。不久，他在水塘里發現了敵方的一個地下倉庫．加上後來他在坦克部隊中英勇作戰、戰績卓著，他獲得了真正的勳章。

英雄馬爾克衣錦還鄉，也想在學校作一次報告——方面，他想通過這個報告恢復過去受損的名譽，獲得社會的認可；另一方面，在與皮倫茨的對話中，他流露出自己內心對戰爭的蔑視和不滿。校長最終沒有答應他的要求。夢想破滅后，他鑽進中學時代經常去玩的一條沉船里，他就這樣在人們的視線中永遠消失了。

《貓與鼠》故事發生在二次大戰期間的但澤，由主人公馬爾克的中學同學皮倫茨在1959年回憶和講述馬爾克從1939年戰爭開始（14歲）到1944年失蹤（不滿19歲）的故事。

馬爾克出生於1925年前後，其少年時期、即故事發生的時間正是希特勒當政期間。元首在全國推行納粹英雄崇拜和尚武精神教育，學校成為宣傳推廣該思想的場所。在小說第五和第七部分，原畢業於馬爾克中學的現空軍少尉和海軍上尉紛紛回來對在校學生髮表演講，將自己所受的納粹毒害進一步轉移到下一代年輕人身上。在大的時代背景下，馬爾克無法選擇自己的命運，只得被動接受學校和社會上的法西斯教育。加入希特勒少年團、青年團是每個德國男孩都無法推卸的責任和義務，加入納粹、為納粹效命是當時每個德國青年人無法擺脫的命運。而在這種被迫的同化過程中，人逐漸變成了老鼠，軍國主義文化使人失去了自我道德、自我價值，人們崇拜英雄，被馴化為殺人工具，成為聽話的順民，行屍走肉。由此可見，馬爾克的悲劇是整個時代的悲劇，他只是眾多受害者的一個代表。

約阿希姆·馬爾克

小說的主人公是但澤少年約阿希姆·馬爾克，因為有一個巨大的喉結而深受困擾，老是在脖子上掛各種奇形怪狀的東西，努力在各項活動中超越同學，希望藉此轉移他人對其喉結的注意力。同時他將一個沉沒的潛水艇變成了自己的庇護所。馬爾克認為，贏得認同、轉移他人對其喉結的注意力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在脖子上掛軍事獎章十字勳章。馬爾克因為盜竊勳章被學校開除。幾年後等馬爾克真的獲得了勳章后，也因為有前科無法在母校受到歡迎。馬爾克當了逃兵，躲進潛水艇．再沒現身。馬爾克最終沒有打敗孤獨。始終不被理解．沒有辦法融入社會．是個永遠的邊緣人。

皮倫茨

第一人稱敘述者姓皮倫茨，他是馬爾克的同學和朋友，一直關注、追隨著馬爾克，像是馬爾克的門徒，卻又像馬爾克的背叛者，曾將貓放在馬爾克老鼠般大的喉結上惡作劇，暗示著馬爾克是“鼠”，皮倫茨是“貓”，最終誘使馬爾克逃向水底。然而馬爾克消失后，皮倫茨卻有著深深的負罪感，擺脫不了馬爾克的影子，認為馬爾克沒有溺死，他不停地尋找馬爾克，無法過上正常的生活，因此才在戰後寫下馬爾克的故事，那是一種紙上的懺悔。

主題思想

《貓與鼠》的主題思想即納粹軍國主義文化對人性自我的閹割。文本通過“貓與鼠”遊戲的敘述，敘寫了一部鮮活沉痛的二戰期間德國青年的自我失落史，從縱深層控訴了軍國主義文化對人的奴役。文本凝聚著時代、社會文化的底色。

作者以動物隱喻的方式寫出納粹文化對個體的馴化。作者強調相對於個體之外的社會文化對個體命運的強大影響。《貓與鼠》通過敘述者皮倫茨對他中學的好友馬爾克的回憶，集中刻畫了馬爾克這一藝術典型。馬爾克本是個善良的青年學生，因為生活在納粹時代，受到納粹文化中英雄崇拜思想的蠱惑、誘騙、毒化，因而喪失自我道德、自我價值，最終走向毀滅。格拉斯通過對納粹文化背景下“貓”與“鼠”的遊戲的冷漠、超然、客觀的敘述，表現了作者對納粹文化的憤慨和否定。其文本讓德國當代文學評論界的教皇拉尼茨基極為折服。

一、軍國主義文化對人性自我的閹割

文化這一概念就其根本的指向來說，意味著世界觀、道德觀、價值觀的選擇和判斷。它貫穿于思想、倫理、宗教、道德、文學藝術、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精神文明之中。德意志民族是歐洲第二大民族，具有悠久的歷史。正如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一樣，在德意志民族文化中同樣也存在著精華和糟粕這兩種不同的成分。一方面，德意志民族具有爭取解放、反抗壓迫的鬥爭精神，具有堅不可摧的民族親和力，具有爭取自由、民主的古典人文主義精神，這是它的精華。另一方面，德國長期處於容克資產階級的統治之下，從俾斯麥到威廉二世，容克資產階級一直企圖超越老牌殖民主義者，成為世界的霸主。這種根深蒂固的鐵血主義和霸權主義則是德意志民族的糟粕。《貓與鼠》深入地探討了德意志糟粕文化對個體自我的閹割。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領域的納粹化最為突出的體現是教育領域的納粹化。德國政府非常重視學校教師的政治立場。教師首先要通過納粹機構的嚴格審查，然後進入專門的學校學習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則，經過由“鼠”到“貓”的蛻變，然後才能上崗。在學校里，教師大肆歪曲歷史，把德意志民族吹捧為主宰民族，把斯拉夫人貶為劣等民族，把猶太人說成是世界萬惡之源。作品中馬爾克的老師、校長克洛澤便是一個死心塌地的納粹分子，一隻典型的納粹“貓” 。在第七章中，克洛澤向學生作報告時就一再鼓勵學生唱著國歌走上戰場，而且把這種不惜一切為納粹賣命的舉動，稱其為發揚了“學校的精神” 。馬爾克等“鼠”們就是在克洛澤等這些“貓”們的馴導下成長起來的。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每個個體接觸的第一個社會。家庭成員對馬爾克的社會化過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馬爾克的父親是位犧牲了的英雄，有塊鐵十字勳章。家人每當談到他的時候，總是帶著一種十分得意和尊敬的語氣。父親——這位不在人世的英雄的壯舉，以及他的勳章對獨生子英雄崇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馬爾克生活在一起的姨媽和母親也非常崇拜英雄，熱衷戰爭，十分好戰。如“當馬爾克一連串報出許多義大利輕巡洋艦的艦名時，他的姨媽興奮得如同少女一樣，用那乾瘦的大手使勁地鼓起掌來。等掌聲落下，她尷尬地撓頭髮。”馬爾克的親人們熱衷戰爭，他們崇拜英雄。他們是馬爾克所接觸到的第一隻納粹“貓” 。在這樣的社會、學校、家庭環境中, 軍國主義意識滲入青年學生的每一根神經。外在的軍國主義意識已被內化為馬爾克們的意識，並積澱成一種頑固的心理定勢和精神機制。學生們最感興趣的話題是熟記各國武器裝備的知識，並把這種知識，稱為“學問” 。如“我們非常熟悉這些多半是英國或法國下水的現代化的艦艇，甚至能夠準確無誤地報出它們的武器裝備、載重噸位、航行速度，就像我們能夠報出所有義大利輕巡洋艦、巴西老掉牙的鐵甲艦和淺水重炮艦的艦名一樣。”和“馬爾克在這門學問上也遙遙領先，他可以流暢地一口氣報出許多日本驅逐艦的艦名。”這樣的知識鑄就了德國青年學生根深蒂固的軍國主義文化意識。二戰中，這種意識控制了大多數德國人。人性中真、善、美的方面被扼殺，而人性中假、惡、丑的方面膨脹囂張。馬爾克並不是一個特別的個例，這一形象具有普遍的意義。他代表著納粹時代所有受誘騙、受毒害的青年。他們在所謂的崇高的愛國主義中，所謂神聖的英雄榮譽中，喪失自我道德、自我價值, 成為納粹這隻“貓”的魔爪下被捉弄的“群鼠” 。

二、狹隘的英雄崇拜對人性的扼殺

在德國，狹隘的英雄崇拜有著很長很長的歷史。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正是利用滲透在民眾中這種陳腐的、狹隘的英雄崇拜思想進行蠱惑、誘騙。由於受到狹隘的英雄崇拜思想的影響，人們成為聽從納粹魔笛指揮的“群鼠” 。作品用較大篇幅來敘述學校利用“英雄”報告會來誘騙、蠱惑、毒化學生的情景。社會文化和學校合力在一起，製造出了一個個供馬爾克們仿效的“英雄”，並大肆宣揚所謂英雄殺人的英勇和正義。到學校作報告的“英雄”受到學生們的頂禮膜拜，成為學生們的偶像。學生們卸除個體的自我道德、自我價值，完完全全地拜倒在英雄們的腳下，不顧一切地投入到法西斯狂潮中，做時代英雄的意識已內化為他們自身的意識，成了他們的奮鬥目標，形成了他們神聖的信念和使命。而這種“英雄崇拜”的狂熱，用精神分析的術語來說就叫做“象徵去勢” 。它使個體自我喪失，滅絕人性，變成納粹“貓爪”下的“老鼠” 。如，到學校作報告的“英雄”們有意識地運用極其誇張的詞藻來征服學生們的心。他們竭力美化為納粹殺人的動機、目的和意義。倘若說，根深蒂固的軍國主義文化構成德國人好戰的心理定勢的話，而學校教育和一個個的“英雄”報告會則更強化了這種精神機制，並促使這種思想轉化為殺人的實際行動。作品第五章敘述了一個空軍“英雄”向學生們大講特講他殺人立功的情景，他把殺人說成猶如他在學校玩遊戲一般輕鬆愉快：“約莫4點，我們又一次起飛。總而言之，一切就跟我們從前在這裡玩手球差不多，當時學校還沒有運動場，我們只能在課間休息的校園玩。馬倫勃蘭老師恐怕還記得，我要麼不進球，要麼就連進九個。那天也是如此，除了上午擊落的六架飛機外，下午又添三架，這是我擊落9架到第17架飛機。半年以後，我積滿了40架，受到上級的表彰。在去‘元首大本營’的時候，我的機翼上已經標上了第44個記號。”這位“英雄”的事迹深深地打動了馬爾克們。引起了他們心靈的極大震撼，煽起了他們為納粹賣命的熱情。即使在體操房裡也從不流汗的馬爾克，也為“英雄”的壯舉而大流其汗，可見“英雄”的事迹對馬爾克的毒害之大。學校的英雄報告會也極大地煽起了學生的英雄崇拜激情。青年學生在整體無意識的形式下被納入納粹的精神桎梏。盲從於納粹的社會原則，成為由軍國主義意識凝聚起來的共同體中的一分子。學生們在“英雄”報告會的歡呼聲中，自動陷入國家社會主義精心策劃的精神誤區。理性淪喪，被徹底地無知化，納粹社會從下意識方面控制了青年學生。納粹政府根本用不著用強權命令去脅迫青年們。他們彷彿是為了自己的神聖信念，雲集在納粹的麾下，積極地、不顧一切地為納粹賣命。本性善良的馬爾克由於受到“英雄崇拜”思想的毒害，時刻幻想自己成為英雄，並為此做出一系列超乎尋常的努力。他本來體質虛弱，可以免修體育課。但是，他為了博得別人的誇獎，所以他在一次次的自虐中顯示自己，一再逞能。他從不會游泳成為游泳高手，並冒險從沉船打撈出一件件東西，到後來又把它們安裝回沉船上，上體操課時還咬緊牙關做一些高難度的動作，他總要弄出點異乎尋常的舉動，希望別人能關注自己。這些行為無不是他認同當時“英雄”的“偉大”和“崇高” 。他的世界觀、道德觀、價值觀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準則已經完全吻合。

三、勳章情結對人性的異化

馬爾克是一個被納粹勳章異化了的典型。馬爾克脖子上長著一個醜陋的鼠狀粗大的喉結，馬爾克自身也是一隻“鼠” 。他幻想成英雄，幻想變成“貓” 。所以，他總是在脖子上戴點“貓”式的東西來掩飾脖子上的“鼠” 。他戴過不鏽鋼改錐、聖像、流蘇等。表面上看，馬爾克是為了掩飾難看的喉結而戴東西到脖子上；而實質上，這都是他潛意識中英雄崇拜情結的表現。馬爾克深知，戴的這些東西都是“鼠”，不能讓他得到別人的認可和誇獎。馬爾克迷戀納粹勳章，企望自己能擁有勳章。作品第五章：“一天，我們學校的一個畢業生第一次從前線回到母校。他在途中拜謁了‘元首大本營’；於是脖子上掛上了那枚令人夢寐以求的‘糖塊’”（人們戲謔地把圓形的納粹黨徽稱為“糖塊”，這裡藉此來指鐵十字勳章）。作品用了“令人夢寐以求”這個修飾語，這深刻表明勳章對當時人們的誘惑之大，魅力之強。當時德國人尊重納粹英雄，看重納粹勳章。當一位海軍“英雄”戴著勳章出現在人們的視線內時，人們對他極為關注。如：“咖啡館的顧客恐怕也不安地察覺出，坐在他們中間的那位斯斯文文地用刀叉分解戰爭的第三年生產的硬點心兒的先生是個什麼人物了。”馬爾克第一次見到納粹勳章時心潮澎湃，激動不已：“他的耳朵先是變得蒼白，繼而又變得通紅，腰板兒直直地靠著椅背，兩隻手一左一右地摸了摸脖子，又掐掐咽喉，最後將一樣東西扔到了長椅下面。我想，那準是流蘇——紅綠相間的羊毛小球。”馬爾克見到“英雄”的勳章時，勳章的魅力使他下意識地扯掉流蘇，這種最先由他戴到脖子上，一時之間在同學們脖子上流行開來的飾物。勳章的出現使他明白，自己一直以來潛意識中追尋的是什麼，他馬上聯想自己怎樣才能拿到勳章。如：“他們現在要得到那玩藝兒，必須打下40架。最初法國和北方，只要打下20架就行了。如果照此下去……”這生動地表明馬爾克很早就留意勳章，潛意識中就嚮往著擁有勳章，脖子上所戴的東西都是勳章的替代品。最後一句話：“如果照此下去……”，道出了馬爾克的心曲，它表明馬爾克一直在算計著怎樣得到勳章。馬爾克勳章情結的最為明朗化敘述，是他再次見到一位海軍英雄的勳章時，馬爾克被勳章的魅力所攝住，他在眾目睽睽之下竟然干出了偷竊的勾當。為此，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他被學校開除了。但是，馬爾克並不後悔，為了勳章，他上了戰場。在戰鬥中，他毫無人性地摧毀了40多輛坦克，獲得了他夢寐以求的勳章。他戴著勳章回到母校，希望能象別的“英雄”那樣，給全校師生作報告，向全校的“鼠”們炫耀自己是一隻“貓” 。然而，學校校長克洛澤從中作梗，使馬爾克的幻想破滅。他畢竟只是“鼠”，而不是“貓” 。於是，憤怒的“鼠” ——馬爾克“以英雄人物的氣魄省去任何廢話，用手心和手背照著校長那張颳得溜光的臉來了個左右開弓。”之後，馬爾克走向他少年時代經常出沒的那隻沉船的密艙。勳章馴化了馬爾克之後，又張開了“貓”一樣的嘴，把他這隻可憐的“老鼠”吞噬掉了。

《貓與鼠》以動物隱喻的方式栩栩如生地再現了為勳章而喪失自我道德、自我價值的馬爾克這一典型。並對人性的負面進行了嚴肅地拷問。馬爾克的善惡、是非、美醜觀念的形成，無不受到社會文化、教育和家庭的影響。在納粹文化的毒化下，馬爾克人性中善的方面被扼殺，而好戰、好鬥、好虛榮的負面被膨脹、張揚。

馬爾克活在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時代，在納粹文化的誘騙下，喪失了自我道德、自我價值，最終走向毀滅。馬爾克的命運是特定背景下青年人相同相近的精神狀態的真實寫照。

象徵意象

中國學者關於《貓與鼠》的評論也主要集中在貓、鼠象徵內涵的問題上。評論從貓和鼠關係出發，揭示了三層寓意表現。第一層，從馬爾克與同學的關係看，也就是說在未成年人的世界這一層面上，可以說馬爾克是鼠, 他的同學（皮倫茨作為他們的代表）扮演了貓的角色；第二層，從個人和社會的關係的角度看，社會是貓，個人是鼠，第三層，在德文中，喉結一詞，本意為亞當的蘋果，亞當偷吃禁果后，蘋果的核卡在喉龍里成為男人的喉結，所以喉結是人的原罪的象徵。貓、鼠關係的象徵含義無疑是小說的精要之處，而中國學者也精確的把握住了這一點。

從小說中貓、鼠承載的信息量來看，“鼠”這一象徵意象則毫無疑問居於主角地位，是最重要的解碼口，可以以象徵意象符號——鼠為起點和圓心來勾勒全篇的象徵模式，挖掘德意志民族的罪魂。從君特·格拉斯啟蒙精神的角度出發，他在貓與鼠這對古老而固定的關係上寄予了對20世紀人類生存關係的形而上的哲學思考。深入到人和世界的內部把它們從過去那種陳舊的結論中解放出來。這也是格拉斯作品擁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格拉斯選擇老鼠承載這一意象，根本原因在於老鼠本身就是一種充滿貪慾的動物。老鼠雖然身材矮小，但對於它想得到的東西總能想方設法地得到。它與人類社會共存，卻對人類的生存世界充滿了好奇，花花世界總能勾起它的貪婪的慾望，即使命中注定要被生活在外界的天敵——貓咬死、吃掉也在所不惜。因此，可以說老鼠就是一種天性甘為欲而生為欲而死的動物。而貓的生存與對鼠亘古不變的絕對制勝地位也正在於它懂得如何利用鼠的這一本性。貓將無窮無盡的誘惑擺在鼠的面前，使它永遠掌控在自己的爪下。馬爾克就是這樣一隻特殊而典型的被異化的老鼠。首先，他形體上與鼠有相似的地方。他擁有一顆碩大的喉結，而且一直在動，以致讓場地管理員的黑貓誤把他的喉結當作一隻老鼠向他猛撲過去。其次，除了如鼠的外殼，君特·格拉斯將鼠魂也注入其體內。為此，格拉斯創造了一個完美的環形象徵鏈條，將喉結、欲、老鼠緊緊凝為一體。正如一些學者評論的那樣，喉結在德語中是“亞當的蘋果”的意思。因為人類的祖先亞當經不住誘惑吃掉了智慧樹上的蘋果，而受到上帝的懲罰，讓果核變成男人的喉結，這個喉結以後就成為人類欲的原罪象徵。更直接地說，“喉結”等於“貪慾”。在小說中，君特·格拉斯將馬爾克的喉結描繪成可以以假亂真的老鼠，這樣以喉結為起點，一端與貪慾鏈接一端與老鼠鏈接，最終以欲作為唯一介面將人慾和鼠欲銜接成一個圓形象徵體系，從中我們可清楚看到人類已被鼠性化的特徵。這就是馬爾克的精神，馬爾克的魂。因此我說馬爾克首先是一隻老鼠，其次是一隻被烙上了人類原罪的老鼠。

回歸作品，馬爾克在青春期有一個過分突顯的特徵——如鼠般大的喉結，這使他深為苦惱，他選擇聖母項鏈、改錐、流蘇等不同的裝飾物，將它掛在脖子上以希望能夠遮蓋住這一缺陷。然而沒有一樣是能夠令他滿意的。直到一個立過功的少尉回母校給學生們作演講時，掛在少尉脖子上的十字勳章成為馬爾克夢寐以求的最佳遮蓋物。“他冒汗了，抹了糖水的頭髮粘在頭皮上，中間的頭路全都亂了。即使在健身房裡，我也從未看見馬爾克出過汗。” “我竭力不去看他的脖子。”“然而勝利者仍是馬爾克的脖子。”馬爾克體內蘊藏的慾望之火在周圍“催化劑”的長期有效的作用下被輕而易舉的點燃了。加之因為他生來就是一隻“老鼠”，其變化更加迅速徹底。但最不幸的是他根本不清楚自己實際上生活在貓的世界中。換句話說，是馬爾克的貪念與慾望在誘惑的招引下促使他在貓的世界鋌而走險。他作了惡，偷了少尉的十字勳章。他也因此喪失了在校的名譽，喪失了人格。為了重獲人的尊嚴，他選擇了殺戮。因為正如納粹政府宣傳的那樣，只要打下40架飛機或40輛坦克，就可以獲得一枚十字勳章，這是一條最佳途徑，他可以像少尉一樣站在母校的演講台上，獲得學校的讚揚、重獲學生的尊重與崇敬。此時，為巨大的喉結找一個掩飾物，已成為慾望昭彰下的借口，因著這個借口，他要獲得的是在校名譽的恢復，社會對他的認同以及個體在沉迷於童話社會下不斷膨脹的個人英雄美夢。他開始了滅絕人性的殺戮，馬爾克懷揣作貓的夢幻正如同一隻老鼠不知不覺的走進了貓設下的陷阱。馬爾克沒日沒夜的拚命攻打“敵人”的坦克，由於他作戰英勇、戰績卓著而終於獲得了一枚鐵十字勳章。衣錦還鄉的馬爾克企圖以此獲得他所要求的一切。此時此刻，他仍對做貓充滿了信心，對貓的世界充滿了幻想。他憧憬著只要能夠完成貓王下達的命令，他就可以成為一隻優秀的貓，而事實上，他卻是一隻已經永遠被遺棄的老鼠。當馬爾克明白了他這樣的老鼠無法在貓的世界中滿足自己的慾望時，死神也已經等在那裡。因此當他向校長要求在校禮堂作報告，但竟被無情的拒絕時，馬爾克的夢被完全擊碎了，這對於他來說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打擊。那隻道貌岸然、俯首帖耳的克洛澤老貓殘酷的打碎了馬爾克企圖從鼠轉型為貓的夢想，實事已經沒有讓馬爾克再活下去的理由。於是馬爾克這隻滿身罪惡的老鼠終於在完成了它的利用價值后在貓的排擠下走向毀滅。作者將這一深刻的象徵符號融化在馬爾克短暫而痛苦的一生中。並進一步揭示了慾望的罪的存在事實上也並不足以輕易將人毀滅，悲劇發生的真正原因在於馬爾克身處在納粹德國那個非常環境。在當時那種到處充滿誘人的催化劑的作用下，作為普通的個體存在是極易被消解為另一種非常態的新物質。人發生了化學變化，使人身體里固有的光明性隱匿起來，讓肉體與靈魂的內在和諧性消失怠盡。人成為一個分裂的、衝突的、不具備正常道德和是非思維能力的非人。馬爾克就是千百萬被成功消解重構的年輕生命體中的一個。

事實上，馬爾克的命運從開始就註定是悲劇的結局。因為，在馬爾克的周圍充滿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貓”。在這些貓面前，作為失敗過的老鼠他只能是死路一條。當時的納粹德國正是處在一隻巨型貓王的掌控下，一切皆貓化。以此為主幹分設了不同種類的貓。有專門發號施令的貓；有負責宣傳貓經的貓；有心甘情願替貓王做炮灰的貓；有從鼠成功變節為貓的貓；還有一類是處於轉型的鼠貓。一層一層等級森嚴，各盡其能，但如果你是一隻沒有潛質的老鼠的話，那就是無論如何無法在貓的社會中生存下去的。在這個貓的世界中，它們或以個體出現或以群體存在。此外，中國的評論界多將貓、鼠形象象徵意象屆定為社會與人民或群體與個人的關係。前者主要指二戰納粹德國與德國普通百姓；後者專指馬爾克生存交際圈與馬爾克本人。更為準確的描述這種比照關係，應把它稱作“變層帶”。從最頂層的希特勒的絕對統治逐步過渡到馬爾克完全被驅動地位。從貓的專制逐級變換成鼠的脅從，相對於最高統治，其它任何一切皆帶鼠性，相反，從馬爾克出發，一切又皆攜貓威。而在這條變層帶中的任何兩個等級，都相對是貓與鼠的關係。因此，處於最底層的老鼠馬爾克就毫無疑問會受到來自他以上無數等級貓的脅迫與蠱惑，而最終註定成為貓們桌上的美食。因此，馬爾克是一隻徹頭徹尾的老鼠，他在貪慾的引誘下進入不屬於他的世界。當他的慾望受到貓的牽引時，當他進入貓的世界並企圖嘗試成為貓的一員時，他就已經與死神慢慢靠近。

綜上分析，馬爾克的毀滅包含主、客觀兩方面原因。主觀上，作為一種罪惡的承襲體，慾望成了他生存的主體。生存以慾望為中心，慾望成了他生存的本質，以替代過去人類失去的那個崇高的本質，這樣的替代是可怕的。它替代的是人類的靈魂，從而把人的生存變成一種軀體性的生存。當慾望泛濫時，在慾望的深處，只有一個結局：死亡。客觀上，馬爾克存在於一個龐大的蠱惑機器中。納粹為德國人精心編織了一個個聖戰式的童話，在德意志民族面前勾勒了一幅幅指日可待的伊甸園，希特勒依靠《我的奮鬥》為所有日耳曼具有高貴血統的子孫架設一條條通往天堂的路。於是，德國開始瘋狂，無論是誰，只要存在於這個巨大鼓風機中，人類一切罪惡的慾念都會被輕而易舉的呼之欲出。人們對這種群起激昂的感覺的要求就像吸毒一樣上了癮。為此，人失去了信仰，終極價值，理性等神聖的依靠。剩下的只是一具具軀殼，隨風招搖。被鼓起的慾望終於征服了人們，使人們之間建立起一種違背他們生存本性的關係，人們可以因欲而生，為欲而死。所以，馬爾克老鼠——一個罪惡與慾望的完美結合體，在納粹德國這隻懂得如何駕馭誘惑、慾望的貓的武力的感召下，終於義無返顧的踏上了不歸路。貓王不僅完全掌控了全體種群，連同鼠類也一併納入它的管轄，以致直到馬爾克消失那一天，也沒有弄清楚到底是什麼原因使他走向絕望。

君特·格拉斯創造了這對極賦辨證精神的貓、鼠象徵意象，他的偉大之處在於，格拉斯看到了存在於人類身上的與生俱來的“罪惡”。並進一步思索，如何消除它。他試圖啟迪人的心靈，企盼在人的心力中若能找到一種能勝過罪惡的能力就好了。君特·格拉斯帶著這一美好的啟蒙精神艱難的摸索著。因為他知道能夠赦免德意志人民罪的只有依靠人們自己，只有通過付出良心掙扎的代價才能得到。君特·格拉斯啟蒙精神的精髓也在於此：拒絕惡，拒絕誘惑，拒絕極權，拒絕“拒絕”。

敘事特點

一、隱指作者與隱指讀者

1、隱指作者

《貓與鼠》採用的是第一人稱敘事，敘事者是皮倫茨，是主人公馬爾克中學時期的同學。但是，他並不是作者，更不是隱指作者。隱指作者是作者的第二人格，它支持著作品的價值集合。這個集合是作者的“第二自我”，是作者通過作品創造出來的一個人格。這個“第二人格”是真實的、可靠的、可觸及的、可批評、可分析的人格。此部小說中的隱指作者是我們從小說的敘述中歸納、推斷出來的。馬爾克的意識、皮倫茨的意識都只是作者意識中的一部分，並不代表全部。主人公馬爾克與作者格拉斯在青年時代有著頗為相似的經歷。

馬爾克參加過“德意志少年團”和“希特勒青年團”，格拉斯參加過黨文軍，所以馬爾克的身上有幾分格拉斯的影子。不過，二人的結局迥然不同，小說主人公走向了毀滅，而作者成為了一名積極的和平活動家，從精神上獲得了重生。正如格拉斯在《致中國讀者》的信中，這樣寫道：“中國讀者現在也有機會熟悉我的這個帶來死神的貓與鼠的遊戲了。”作者描寫馬爾克的死，是為了讓我們看到，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人的生命是如此的不能承受之輕，是如此的輕於鴻毛。小說採取的荒誕諷刺的手法，顯現的是作者看待死亡的態度是心酸而無奈的。而敘述者皮倫茨只是整個事件的目擊者，作者是在借皮倫茨在追憶往事。他可以是作者意識中的一部分，也可以完全是小說虛構的。

2、隱指讀者

隱指讀者是與隱指作者相對的一組概念。隱指讀者是從敘述作品的內容形式分析批評中歸納推論出來的價值觀念集合的接受者、呼應者，是推定作者假定會對他的意見產生呼應的對象。《貓與鼠》中的隱指讀者有三類人。一類是像校長克洛澤之流的參與實施納粹軍國主義教育的人。二戰後，克洛澤一類的人存活了下來，並且活躍在德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各個階層。格拉斯就是要通過小說讓這些參與納粹迫害行徑的人們每時每刻都不能擺脫心靈上的陰影，即便你們現在已是垂垂老者、風燭殘年。第二類隱指讀者是指同格拉斯一樣在愚昧無知中充當過法西斯炮灰，能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的人們。這些人，要麼像格拉斯一樣，用作品來表達懺悔之意，正如格拉斯自己說的：“我知道那是恥辱，60年來我一直把這段歷史視為恥辱，並努力懺悔。對戰爭的反思也定義了我後來作為作家和公民的行為方式。”要麼在悄無聲息中躲過一生。第三類讀者是二戰中德國的普通民眾。普通市民的選擇在歷史的進程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的盲從是法西斯勢力得以迅速蔓延的溫床。在《貓與鼠》中，這種盲從突出地表現為人們的“英雄崇拜”，其典型情節就是軍官到學校作報告。在給學校師生的演講中，一位榮獲勳章的少尉這樣講：“除了上午擊落的六架以外，下午又添了三架，這是我擊落的第九架至第十七架敵機。半年以後，我積滿了四十架，受到了上級的表彰。”“我們長時間地鼓掌，大聲歡呼，頓足喝彩。”如果說軍國主義教育在悄悄地浸潤著馬爾克，那麼這些掌聲、喝彩聲就是在進一步的感染他，他的家庭就是推了他一把，讓他離死神的距離更近了。馬爾克的母親和姨媽都以他為驕傲，其得意之色易於言表，“這孩子現在挺不錯。他雖然在信里沒有這麼寫過，但也從未抱怨過什麼。他簡直就跟他爹也就是我的那個妹夫一模一樣。他現在到了坦克兵部隊，在那兒可比當步兵活絡多了。……”“他又補充了一些細節，使兩個女人大為吃驚。當馬爾克一連串地報出許多義大利輕巡洋艦的艦名時，他的姨媽興奮得如同少女一樣，用那雙乾瘦的大手使勁鼓起掌來。”可見，馬爾克身邊的人都是一些盲目地追隨法西斯的人，正是這些人的挑唆與煽動，導致主人公最終走上生命的終點。難怪小說快結尾時，馬爾克無奈地說：“……要是事先有人提醒我一下，結果絕不至於這樣。都是因為那次惡作劇。……”是的，在那樣一個瘋狂的年代，民眾的煽動性力量極容易左右一個年輕人的意志，改變一個年輕人的生命軌跡。作者對馬爾克身邊的這些人的描寫，是要現在的人們去反思：僅僅把戰爭的罪責歸咎於希特勒和納粹法西斯，合適嗎？那些對法西斯勢力從縱容到支持到追隨的普通民眾，難道就沒有一點責任嗎？這是每一個現代人都得深思的問題。歷史的進程不是一個人的選擇，也不是僅憑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左右的，它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共同選擇的結果。

二、敘述角度

1、敘述者與敘述角度

特定敘述角度把敘述者對故事的感知經驗局限於某一個局部主體意識，從而把整個敘述置於這個局部主體意識的能力範圍之內。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對《貓與鼠》的敘述作個分類。整部小說採取的是“第一人稱敘述者兼人物式”的有限敘述角度。有限敘述角度，是只允許自己在某個特定角度上工作的攝影師。正是敘述角度的有限，格拉斯才從主人公馬爾克短暫的生命歷程中選取了幾個最有意義的片斷，讓皮倫茨敘述出來。所以，我們更應該從格拉斯的角度來解讀皮倫茨發出的信息。可以說，作者與敘述者的身份並不能用簡單的“重合、等同”等字眼加以形容。

2、“權力自限”與“特許範圍”

“如果敘述被限制於一定的意識範圍之中，表面上看似乎“全知全能”的權威被取消了，但實際上這只是為了特定目的的一種自我限制。”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權力自限”。被視角劃定的信息，就不再是絕對“權威”，而是一種“特許範圍”。“絕對權威”不可能存在，但作者可根據敘述需要將“特許範圍”任意的擴大或縮小。所有“全知全能的敘述”也可以被分解為一系列不斷變化的或大或小的特許範圍。“這些特許範圍隨著情節的展開，構成了一個從現象到底蘊、從結果到原因的逆向‘發現’過程。”敘述權力自限的基本目的就是從觀察現象到揭示原因。從《貓與鼠》的“特許範圍”出發，逆流而上地找尋馬爾克走向毀滅的原因，讀者會發現除了納粹法西斯的軍國主義毒害和主人公的單純無知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在於德國普通民眾的愚昧從眾。所以，馬爾克到死都沒明白原因何在。再順著這條思路往下走，我們除了感受那段夢魘般的黑暗年代之外，更多的是深思歷史、反省自我，不管是有罪的人，還是無罪的人。

三、間斷性的情節描述“情節，是被敘述的事件。”

《貓與鼠》中所選取的情節能凸現主人公悲劇命運的幾個重要片斷。情節1：小說一開始就描寫了馬爾克碩大的如“鼠”狀般的喉結，且此情節反覆地出現在小說敘述中。“馬爾克的喉結引人注目，因為它大得出奇，而且一直在動，投下了一道陰影。……馬爾克的喉結在貓的眼裡變成了老鼠。貓是那樣年幼，馬爾克的喉結是那樣靈活——總之，這隻貓朝著馬爾克的喉結撲了上去。……”喉結給馬爾克帶來的難堪，使他值得在自己的喉結下掛一把改錐加以遮掩，藉以分散人們對他的喉結的注意。情節2：馬爾克不會游泳，為了博得眾人的讚賞，他不顧自己的脊背因為寒冷而戰慄得變了形。“馬爾克游泳時，那把改錐在他的肩胛骨之間擺來擺去，因為它是木柄的；他游泳時，木柄又在他的胸脯上面躥上躥下，但一刻也沒能遮住下巴頦與鎖骨之間那塊令人討厭的軟骨。這塊軟骨宛若豎起的魚的背鰭，劃出了一道水痕。”情節3：一位榮獲勳章的少尉到學校作報告，“脖子上掛了那枚令人夢寐以求的‘糖塊’”。趁人不注意時，馬爾克偷了那枚勳章，結果被逐出學校。以上三個情節是我們從小說中選擇的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描寫，當然它們都是讀者所熟悉的。從這些慣常提到的情節中，我們得出的結論往往是：馬爾克是一個無辜的、沒有主見、被眾人愚弄的“鼠”。大家對他的評價往往都飽含貶低之意。此處，我想說的是，某些人看到的只是主人公性格中的一面，他的另一面往往被人忽略了，而這些被忽略的層面恰恰是馬爾克的“閃光點”。比如：情節1：在學校，“他不是一個想出人頭地的人，……，除了在體操課上，沒有顯露出過度的野心，而且公開鄙視和干預高年級學生常常搞的那種惡作劇。”情節2：馬爾克戴著流蘇到學校上課。“一根編織的毛線系住兩個或單色或雜色、約莫乒乓球大小的羊毛小球，像一條領帶似的垂在襯衫領口的下方，前面繫上一個結，以便兩個小球能像蝴蝶似的橫在兩邊。”儘管校長克洛澤認為“戴這種流蘇太女人氣”，但馬爾克依然戴著，他不但注重自己的衣著形象，還十分注重自己的髮型。他每天早晨都會用糖水固定頭髮，“這種糖水能夠使馬爾克天生長得稀疏的、而且趴在頭皮上的頭髮變得硬起來。”情節3：皮倫茨到馬爾克家做客，在與馬爾克的母親、姨媽聊天時，一旦所談話題涉及到皮倫茨母親與一些軍人的曖昧關係時，馬爾克總會幹涉：“算了吧，姨媽。在這種亂鬨哄的年代，誰願意來斷天下的案子呀。媽媽，這事與你同樣毫不相干。要是爸爸健在，他的臉准沒地方擱，而且絕不會允許你這樣議論別人。”從這些細小的情節中，我們似乎讀到了另一個更帶“人情味”、更“正常”的馬爾克。這些情節頗帶幾分荒誕諷刺意味，它們交織穿插在一起，造成很多作品內容上的“空白點”，以及整個作品敘述邏輯上的“斷裂”。因為這些情節彼此間沒有任何因果事實上的聯繫。這樣的敘述策略增加了整個文本意義的“不確定性”。這些間斷性情節不同於我們傳統的閱讀審美習慣，因此我們對文本無法做到預期的意義的期待與建構。對於這些“空白點”，讀者只能進行獨立的意義建構了。值得一提的是，讀者在建構意義的同時，也在不斷地置疑、選擇、判斷。這樣的情節安排使作品的內涵遠遠超過了作品中產生的年代所賦予它的意義，反而是進入了與現代讀者對話的雙向闡釋中。不論是讀者還是作者，都不能輕易地賦予作品價值判斷，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作品淪為一部膚淺的道德判斷小說。

綜上所述，通過對《貓與鼠》文學文本層面的操作分析，讀者可以看出作家身上體現出的無法抹去的那個特殊年代的文化印記，同時也讀出了格拉斯自己的人道主義情懷。小說帶給讀者的有同情與憤怒、荒誕與無奈，而更多的是思索：對過去歷史的反思、對今後生活的掂量。所以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決定中提到他在一個理性疲倦的時代仍然高揚的啟蒙精神的旗幟。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沃勒·索因卡說：“君特·格拉斯提出了另一種世界觀。它將幫助我們去抵禦那種極其狹隘的小團體主義的誘惑力而有利於全人類這個大團體。”199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達里奧·福說：“他是一個出色的作家。他在文明和文化領域裡打了許多戰役，他始終不渝地在為正義、自由和民主奮鬥。”是的，君特·格拉斯是在用文學創作承擔現實世界道義責任的衛鬥士。

在《貓與鼠》中，作家格拉斯把二次大戰期間一群中學生的成長過程、馬爾克的悲劇命運及其社會背景呈現在讀者面前，意在引起人們對那段歷史的反思，對自身行為的審視。

——趙登榮

文本以動物隱喻的方式敘述了納粹文化對個體的馴化。主人公馬爾克是善良的青年學生，他在納粹文化的誘騙下，喪失了自我道德、自我價值，最終走向毀滅。

——馬婭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年生於但澤（今波蘭的格但斯克），父親是德國商人，母親為波蘭人。他十七歲被征入伍。1945年負傷住院。戰爭結束時落入美軍戰俘營。之後，他當過農業工人等。政治方面，是“四七”社成員，其政治態度和作品中過多的色情內容曾在國內外引起過不少批評。格拉斯的創作活動從詩歌開始，自1956年起發表3部詩集《風信雞之優點》、《三角軌道》等，1959年問世的長篇小說《鐵皮鼓》使他獲得世界聲譽，此外還有《貓與鼠》（1961）、《非常歲月》（1963，亦譯《狗年月》），合稱為《但澤三部曲》，成為一幅描繪德國社會生活的畫卷。格拉斯為當代聯邦德國重要作家，語言之新穎，想象之豐富，手法之獨特使他在當代世界文學中佔有一定地位，曾多次獲獎，199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