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人類學學者丹溪草在《人類命運：變遷與規則》，認為從原始族群中“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集體主義，到“人人為己，就是人人為人”的商業分工文明，是兩個結果近似的閉合圈。作者認為，這樣的近似，可以得到一些領悟，許多方法和規則可以從不同的嵌入實現同樣美好的預期。人類社會至今，從未停止演化。由最初的人與自然的天理法則，到人與人的人情法律，忽略人與自己本身，就是在處理兩則關係：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如果我們把他人也歸入自然這個大的範疇（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個部分），那麼人的命運只處於一個大規則下，人與自然或稱之為人與一切他者。無論我們以怎樣的出發點，一旦戕害一切他者，終會造成戕害自己的尷尬局面。

1919年5月後的某一天（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這一群眾性運動從1919年5月起在全國展開。）列寧在一次關於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演說中使用了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句話作為引語。俄文版原文是Bce 3a oдHoro и oдиH 3a Bcex《列寧全集》俄文版第108頁。中文本《列寧全集》第一版譯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新版改譯為大家為一人一人為大家《列寧全集》1986年第100頁。

1959年11月毛澤東在讀斯大林的《筆AB薩寧那和B溫什爾兩同志》時批註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句話不對，翻譯得不恰當。在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又批註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不妥當，結果都離不開我。人人為我，是人人都為我一個人，我為人人能為幾個人？毛澤東的批語雖說是由讀斯大林的書而發，實則是針對國內自1958年颳起的頭腦發熱的共產風而發的。當時有些同誌喜歡用這句話概括各地一時呈現的所謂新風尚。理論界也有同志主張把它作為共產主義道德原則加以推廣。毛澤東看出了其中的誤譯和誤解提出予以糾正，並批示可以不作宣傳。毛澤東的批評正是針對著把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看作道德命題的錯誤，指出這種理解不但與事實相背而且從道德上提倡也是荒謬的。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提倡“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理念，這八個字紅極一時，幾乎家喻戶曉，人盡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