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

《比天還要高》《死刑》《黑色》《忽然中年》《黑鍵白鍵》《穿鎧甲的人》《大約在冬季》。

給文學青年穿上鎧甲

姚鄂梅的《穿鎧甲的人》寫的是一個痴迷文學的“文學青年”鬱郁不得志的一生。楊青春雖生長在鄉村，卻因為讀過一些書而在心中懷有了夢想。他想通過“業餘創作”成為作家，但在現有的文學體制下，這條路其實已經根本不可能，於是成為被左鄰右舍嘲笑的“文瘋子”。他痴得可笑，迂得可憐，但在這份“痴”“迂”之外，卻有著不為世人理解的“情”：對於文學和真理的滿腔熱情，對於孤苦伶仃的繼子“我”的憐愛之情，尤其動人的是對去城裡打工自甘墮落的“我”媽的不離不棄，一往深情。這樣的情讓楊青春的人生境界遠遠超出村人，或者說，正是由於他心中有夢，他的感情才能超出世俗偏見，接近於純真、人道和博愛的境界。這份情，這份夢想，這重境界，構成了這個人物的“鎧甲”，在這副破爛不堪卻又不屈不撓地抵擋著世俗風沙的鎧甲之下，一個略有文化的農村小知識分子困頓不堪而絕不委瑣的形象呼之欲出。

小說以繼子“我”的眼光敷衍成文，視角照例帶了某種含而不露的隔閡感，造成欲揚先抑的效果。小說甫一開頭，“我”先和村民們站在一起，以嘲笑的口吻描寫楊青春的痴、迂：愛書成痴，連地上的破紙頭也不放過；一直痴戀“我”媽，卻送她出嫁兩次，直到“我”媽第三次當上寡婦才娶了回家；有點話癆，時不時還說些傻話，比如讓“我”和他做朋友……如是種種，在村民和“我”的眼中皆是瘋魔情狀。但隨著情節的深入，“我”被楊青春的情所感動，於是，他“痴”“迂”背後的情感世界被逐層打開。在溫情的目光中，楊青春的“鎧甲”被一點點剝離擊碎的過程就讓人備感心酸：念叨了一輩子的要寫書，最終也只是在撿破爛糊口的空餘，編了本沒人看的方言諺語集；一直想要送繼子繼續上學，最後“我”仍然只在一家餐館里當上了跑堂的夥計；“我”媽一直看不上他，寧願留在城裡當妓女也不回家……楊青春最後的那一聲慨嘆“垮了，全都垮了”，容納了一個人一生持續不斷的幻滅，讀來令人唏噓。

楊青春這個人物讓人想起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他的際遇頗像孔乙己的命運在當下的延續。當然從小說藝術上說，姚鄂梅的創作缺乏的恰恰就是魯迅小說中那種言簡意賅的韻味和力度，故事說得雖然情感真切，但比較淺露直白。她的小說都糾結於同一個主題：平凡人的夢想，究竟是如何被生活一點點擊跨，乃至零落成泥、碎至齏粉的。

長篇《像天一樣高》

在《像天一樣高》之前，我已經讀過姚鄂梅的《死刑》《黑色》《忽然中年》《黑鍵白鍵》等一批作品。這是一些有些殘酷的文字，寫作這樣的文字是需要勇氣、力量與人生的大閱歷的。知人論世，我想，姚鄂梅應該是一個對自己，對人生與生命有過真正思考的人，並且在她的生命中曾經有過一些人和事，因了這些機緣她才可以參悟得如此透徹

當然，對一個從事文學批評多年的人來說，還不至於混淆了生活與藝術，但是，有些事情，特別是那種情感與思想僅僅靠想象是絕對到不了那個程度的。我曾將《黑色》看成是作者對人生、對一份美好與溫情的最後的撲殺。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知識女性，少年的經歷和不堪回首的情感生活使她早已心如枯井，波瀾不驚。所以，對一出場就顯出情場老手樣自信的糾纏，她未免覺得可笑，但是令她吃驚的是，死灰也有復燃的時候，只是由於覆蓋過深，自己已經失去了對溫度的感知，對此如何安排對她確實是一樁困難的事，她選擇了賭博，指望這一次與她生命中的無數都不一樣，是命運的垂青，上帝的恩賜，是她前此所有苦難的回報。因此，她押上了情感的所有資本。所以，當她發現這隻不過是人生中大同小異的又一次失敗，而且挽救無望時，她明白她將一無所有。當一個人連以後的生命激情都作為籌碼預支以後，她的報復也就變得毫無顧忌的瘋狂。

我想，有了《黑色》這樣的作品，姚鄂梅的創作可能會出現震蕩后的平靜，出現喧嘩后的沉思。果然，不久我就讀到了《忽然中年》這樣的作品，主人公雖然年輕，卻已然呈現出中年心態，生命的意義在作品中被反覆檢視，一種超然的價值觀與生活態度已若隱若現。

之所以將姚鄂梅的創作作一簡單的梳理，是為了表達我在閱讀《像天一樣高》之前的接受狀態，以及我對作品的期待視野。雖然我以為作為一個年輕的女作家，過早地在文字中演繹如此的殘酷與冷靜，過早地去翻看生命的底牌可能會使她的寫作犧牲許多的美麗、溫暖和感性的色彩，但說到底，這不見得是件壞事。因此，當我看到《像天一樣高》時，我確實很驚訝，有一種夢幻的、不真實的、時光倒流的感覺。這是一部成長小說，遊歷小說，不管是從主題，抑或是從體式上講，它好像都不屬於如今的姚鄂梅。這使我去思考一個問題，如同社會、自然與個體的生命一樣，是不是有些事是省略不得必須要做的？從姚鄂梅的創作歷程來看，《像天一樣高》實際上是一個儀式，一個成人的儀式，這個儀式雖然姍姍來遲，但對她來說似乎是一定要舉行的。

像許多成長小說一樣，《像天一樣高》的主人公都是一些年輕人，小西、康賽、阿原、晏子，是詩歌、高原、反現代的樸素的生活理想使他們走到了一起。然而，隨著生活的次第展開，現實與理想的衝突越來越激烈。在這群年輕人當中，阿原似乎一開始就沒有真正走進詩性世界，或者說，他是一個企圖在精神與物質層面都得到圓滿的人，在殘酷的骯髒的生意場之外，他希望有一個靈魂的驛站，有花的點綴與詩的裝飾。當然不能說阿原的人性完全泯滅，但當這兩者出現不可調和的分裂時，他是寧願犧牲精神的。在作品中，阿原有著極強的社會適應性與生存能力，是第一個“清醒者”。

在作品中，康賽是一個靈魂一樣的人物，阿原、小西、晏子，這些人的聚散離合都因他而起。在作品的絕大部分故事時間中，康賽是對詩、對理想表現得最為決絕的一個，他最大的苦惱就是人的肉身，人的世俗的煩惱。他甚至認為，人在這個世界，只要能保存詩之思就可以了，衣不必蔽體，食也不必果腹，相應地，他鄙視一切謀生的手段。在作品的大部分時間中，這是一個長不大的、童稚的、透明的、神經質的、沉湎於自我的詩歌世界的男孩子，所以，可能有些讀者對康賽的轉變不太能接受，這個連他人的生命與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看輕的人卻經不住母親的一次哀求，就回到了家鄉，並且出人意料地接受世俗的安排做了一名整天與公文交道打得得心應手、遊刃有餘的小小公務員。他未能經受住傳統倫理的壓力？反正，康賽變了，這是小說最大的悲涼，這是一次真正的詩人之死。

當康賽作為詩人死了之後，讀者的目光才回到敘事人兼人物的小西身上，眾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之中我們發現，真正在不經意當中成了理想與詩的守護者的竟是小西！她可以不在乎母親的絮叨，她同情夥伴們的遭際，原諒並接受夥伴們的一切選擇。我們讀過太多的成長小說，至少在新時期的大量成長小說中，人物的所謂成長實際上是理想的放棄，是精神的消褪，是世俗與物質的勝利，是務實、理性、妥協與和解。阿原、康賽、晏子就是這些成長小說中成長者的不同類型，我曾稱它們是反成長小說。姚鄂梅也寫了他們，但她保存了小西，這個外表現代，骨子裡卻具有濃得化不開的古典精神。這個一開始天真無邪、充滿好奇、漫不經心卻常有驚人之舉的女孩子，因為不能忍受大學的枯燥學習生活，她便聽從康賽的召喚到了大西北。她沒有寫過一首詩，但卻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懂得將詩意付於生活和實踐的人，她的理想和執著的行動就是在高原擁有一個瓦爾登湖式的地方和梭羅式的生活。但是一切是那麼的不順利，她經受了太多的挫折，身心遭受了太多的打擊。她終於知道了生活的嚴酷，知道了什麼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但她沒有重複同伴的路，送走了夥伴，她依然堅守著自己的選擇，她知道如何在現實的擠壓與砍削中騰挪以避免精神的傷害，她更在現實的磨礪中漸漸擁有了一個闊大、堅強而柔軟的心。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成長，因為這樣的成長並且終成正果，多少年過去了，雖然芳華不再，但這個世界仍能隨處遇到詩的馨香。

小說有一個副標題“謹以此篇獻給80年代”，80年代是多少人的花樣年華，姚鄂梅出生於上世紀60年代末，難道80年代激情燃燒的歲月也給這個當時十幾歲的青年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而且，這個記憶竟如宿命一樣纏繞著她，在望見中年之時仍不得不中止話語的行程完成一個祭奠儀式？80年代是青年的時代，青春的時代，解放的時代，是情感的放縱、思想的激情與藝術飛揚的時代，也許，這樣的年代真的不會過去？她只不過是埋藏在人們的心底，終將成為幾代人夢回神牽的所在？如果這樣，就不難理解姚鄂梅的創作，也不難理解她何以在今天出人意料地寫出了這樣的作品。

卸下鎧甲

還沒來得及從楊青春的搏擊中蘇醒過來時，卻發現自己就是一個楊青春。雖然我的鎧甲不足以護衛我的精神不受傷害，我的生活、我的身體，也遠比楊青春的要好，但我仍然時刻感受到物質社會給自己帶來的巨大的壓力，這種壓力曾一度使我抬不起頭來。再環顧四周，這樣的楊青春還不只我一人。

魯迅用孔乙己討伐了科舉制度並鞭撻了國民劣根性，那麼姚鄂梅筆中的楊青春又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示呢？《穿鎧甲的人》中描述的是楊青春這個痴情於文學的鄉下人，在現實中的尷尬和悲涼的境遇。如果我們將楊青春僅僅看作一個痴情於文學的鄉下人，鎧甲僅僅是他痴情的文學的話，這也許不是作者的本意。當我們單憑自己的愛好和興趣，而不是物質的、功利的動機，執著地去專某一行或做某件事，而不被旁人所接受時，是否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楊青春呢？更深層次的是：什麼原因使得楊青春們需要鎧甲保護自己的心靈——也僅僅能保護自己的心靈呢？因為他們在進行一場以功利社會為假想敵人的戰爭，這就註定了戰爭的性質只能是防禦性的。其實他們本質上是不喜歡戰爭的，用楊青春的自己話說就是“打架是不光彩的，但是你為了……，這就另當別論了”。他們需要的是像狗一樣通靈氣的“虎子”們，包容他們、理解他們、支持他們。讓我們共同努力，構建一個寬鬆的、和諧的社會，讓不喜歡戰爭的楊青春們卸下鎧甲，回到屬於他們自己的家園。

姚鄂梅：在寫作中覺悟

我一直這樣認為，我的個性讓我變成一個熱愛寫作的人，而寫作又把我變成一個漸漸覺悟的人。這種收穫甚至太過作品帶給我的愉悅。

從無知到有知，從有知到覺悟，這是人從出生到死亡要跨越的三個階段，我不知道一個不寫作的人在用什麼方法覺悟，就我自一己而言，我在我的作品中漸漸覺悟，當我寫到一個男人，寫到一個孩子，寫到一個在我出生前就已死去的人，寫到某種超出我經驗的生活，我感到我和我的人物一起，在虛構出來的經歷中浮沉，在想象當中收穫現實給予不了的體會，一句話。我以我的寫作為杖，執著於向人性深處的東西靠攏。

我至今還十分喜歡許多年前讀過的《金薔薇》。“每一個剎那，每一個偶然投來的字眼和流盼，每一個深邃的或者戲謔的思想，人類心靈的每一個細微的跳動，同樣，還有白楊的飛絮，或映在靜夜水塘中的一點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用幾十年的時間來尋覓它們，不知不覺地收集起來，熔成合金，然後再用這種合金來鍛成自己的金薔薇——中篇小說、長篇小說或者長詩。”我覺得鍛制金薔薇的過程，正是一個寫作者修行的過程，用心收集，仔細甄別，大膽取捨，千錘百鍊，最後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那朵金薔薇。雖說是修行，卻又不是苦行僧似的刻意修鍊，作家在屬於他的生活中生活著，痛苦著，思索著，快樂著，參與大大小小的事情，每一天都在他的記憶里留下痕迹，或者什麼痕迹也留不下。然而某一天，某一個時刻，當作家有需要時，某一個早已忘得乾乾淨淨的事件，或者某一件瑣事，會突然生動地浮現在腦際，這種情形，有時是作家自己也未曾料想到的。

永遠存在這樣一種比例，寫作者的內心厚度達十分，作品的高度才二三分。這是個令人沮喪的比例，但它確實存在著，而且很難逾越。

幸好作家不必在一部作品里全方位展示他內心的豐厚和廣袤，這正是作家們為什麼會接二連三不停地推出新作的原因，他必須依靠不同的作品，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視角，來表達他內心縱橫交錯的複雜體會。

當我初學寫作的時候，很多我所喜歡的作家都曾經是我的引導者，有一種情形至今記憶猶新，當我閱讀他們的作品的時候，巨大的激動與喜悅讓我一次又一次中斷閱讀，我不得不將它放在一邊，心潮澎湃地拿起筆，動手寫起自己的作品來。那時候，寫作對象對於我來說，簡直就是一片未曾開墾的原生態森林，我不假思索，大刀闊斧，亂砍濫伐。我有過一些好的收穫，也留下了很多遺憾。

現在，我所面對的還是這片被砍伐過的森林，我的寫作對象還是我曾經打量過的，曾經咀嚼過的，我相信不獨是我，人人都是這樣，生活大同小異，此地跟彼地大同小異，今天跟明天大同小異，但人的內心不一樣了。修行過的眼光不一樣了，昨天看大街心生煩亂，今天看大街猶如清明上河圖，昨天看孩子純粹如天使，今天看孩子天使後面站著魔鬼……後天會如何呢？大後天又會如何呢？不知道，猶如不知道下一個作品會是什麼，但肯定會有。

肯定會有！這是一個勇敢的修行者的囈語，也是一盞虛弱的燈光，閃閃爍爍地出現在又深又長的隧道里。

有點像《金薔薇》里老沙梅腦子裡的信念。每天每天把首飾作坊里的垃圾帶回家，放進篩機里簸來簸去，試圖濾出一點微乎其微的金沙，收集起來，鍛成金錠，刻成那朵能帶給蘇珊娜幸福的金薔薇。他並不知道他還會不會找到蘇珊娜，但他相信，那朵金薔薇一定能帶給她幸福，而她幸福了。他也就幸福了。

兩條軌道

2005-10-17 0:10:47

據中華讀書報報道　按照原型論的觀點，小說里的故事最終可以簡約為十來個原型或模型，但我們在讀小說時卻不似理論家所斷言的那麼單調那麼如出一轍，我想天底下的故事如果真的只有十來個原型，而我們讀小說從來也不會感到膩味，這應該得益於小說家講述故事的能力，同樣的故事原型在小說家的筆下千變萬化。所以衡量一個小說的好壞，不僅要看它講了一個什麼故事，還要看它以什麼方式講故事的。我注意到，當前小說的敘述正沿著美學和歷史兩條軌道向著精神層面滑行。

在美學的這條軌道上，也許可以談談姚鄂梅的小說。倒不是說她的小說在藝術形式上如何出類拔萃，恰恰相反，這正是她應該刻意追求的方向。她處在創作旺盛期，今年我就讀到她的一個長篇、四五個中短篇，有時候我覺得她總是在講故事階段停滯不前，缺少那麼一點神靈的點化；但她在小說中不時表達的一個關於美學至上的主題吸引了我。比方說她的長篇小說《比天還要高》（載《當代》第4期）為我們講述了一個當代物慾社會中的烏托邦故事。小說的主人公是三位熱愛詩歌的年輕人，詩歌帶給他們與世俗格格不入的思維方式和情感方式，他們甚至為了逃避世俗的煩惱，跑到新疆邊地，在一個叫陶樂的荒野建造起他們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她描述三位年輕人如何懷揣著詩歌而有滋有味地餐風露宿，他們的物質生活是多麼貧困，但他們的精神生活又是多麼富有。當然可想而知，年輕人設想的世外桃源不可能在現實中實現，陶樂最終成為了一片荒地，康賽則被找上門來的母親押回了老家，成了一名循規蹈矩的職員。姚鄂梅以相似的故事原型編出了另外一個中篇小說《穿鎧甲的人》（載《鐘山》第4期），但這篇小說沒有了《比天還要高》中的烏托邦精神，而是完全回到現實世界，揭示了文學在現實中的尷尬和悲涼的境遇。但楊青春這個痴情於文學的鄉下人仍然深深地打動了我們。文學就像是一身鎧甲，護衛楊青春的精神不受傷害，但這身無形的鎧甲卻無法護衛他的身體，無法阻止他的生活日益困頓、身體日益衰弱。雖然這兩部作品都是講述一個文學愛好者在現實中碰壁的故事，但作者始終是以一種對文學抱有神聖感的方式來講故事的，就像小說標題所表示的那樣，作者姚鄂梅的心氣確實比天還要高，儘管按故事邏輯的發展，她不得不安排作品的主人公在生活中處處碰壁，但文學在她內心裡有著神聖般的地位。也正是從這個角度我把她看作是行進在美學至上的軌道的。這樣一種講故事的方式在世俗力量無比強大的今天絕對是很需要的，因為文學的軟弱無力也與我們自己作踐文學有關，在一些作家那裡，文學幾乎就成了一種洩慾的工具，毫無美學可言，更不要說美學至上了。姚鄂梅在小說中說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話：“沒有貧瘠的年代，只有貧瘠的詩人。”因此可以說，姚鄂梅的小說既是在祭奠逝去的文學輝煌，也是對文學墮落的批判。

在歷史的這條軌道上，我願意以韓少功近期的中篇小說《報告政府》（載《當代》第4期）為例。這篇小說實際上就解答了歷史軌道的含義。所謂歷史軌道，是指小說家對客觀社會現實的觀察和描繪遵循著歷史的理性邏輯，一般來說，這類小說充分體現出現實主義的基本精神，過去我們對現實主義有一種誤解，以為寫得越真實就越是現實主義，所以導致小說的寫實性越來越形而下，越來越低俗無聊，越來越缺乏精神的燭照。這類小說其實算不上合格的現實主義，合格的現實主義應該體現著理性精神和理想精神兩大原則，也只有體現了這兩大原則，小說才能沿著歷史軌道向著精神層面滑行。《報告政府》把我們帶到了監獄裡面，主人公因為捲入一樁詐騙案中被關進大牢里，於是帶出了一連串犯人與犯人、犯人與獄警以及獄警與獄警之間的故事。監獄里的故事我們也見得多了，它是暴力、犯罪、慾望等聚集的場所，藉此能痛快地揭露社會現實的矛盾、展示人性的善惡。韓少功在小說中不僅是揭露和展示，從他對情節和人物的精神組織安排中可以體會到他的理性分析和對社會理想的呼喚。向本貴的《賭局》（載《中國作家》第9期）也是一篇充滿嚴肅理性思考的寫實性作品。小說寫的是芭茅鄉的領導們想方設法通過抓賭博弄一筆去打點縣委張書記的錢，這讓我們看到了鄉村聞所未聞的一面：普遍化的民間賭博、禁賭成為鄉鎮增加收入的方式以及基層官場的種種潛規則。這是一個很容易被漫畫化的故事，但作者即使在遇到荒誕、嘲弄的細節時也處理得十分凝重，因而我們在閱讀時哪怕覺得這個故事非常有趣好玩，也不會以褻瀆的心情一笑帶過。我們會認同作者在敘述中表現出的理性的沉重。這種理性的沉重深化了作品的現實批判性，作者洞見到現實社會是由一環套一環的賭局構成，也許可怕的不是鄉村明著“帶彩”的賭局，而是藏在背後的隱性的政治化的制度化的大賭局。這樣的小說是在歷史軌道上滑行，因為作家並沒有停留在真實的生活，而是要把歷史現實放在理性的尺度下丈量。

作家不管從哪條軌道出發講述故事，都應該把讀者導引到精神層面，只有這樣，小說才真正成為了文學。

“十年坐冷凳”的修鍊

姚鄂梅，湖北宜昌人，生於1968年。先後擔任過出納、文秘、辦公室主任等職，現居南京，為自由撰稿人。1996年開始文學創作。先後在《人民文學》《收穫》《當代》等刊物發表小說一百餘萬字，作品多數被選刊及各種年度選本選載。中篇小說《馬吉》獲湖北省第五屆“屈原文藝創作獎”，中篇小說《穿鎧甲的人》入選中國小說學會2005年度小說排行榜，短篇小說《黑眼睛》入選中國小說學會2006年度小說排行榜、名家推薦原創小說年度排行榜。著有長篇小說《像天一樣高》、《白話霧落》。現就讀上海作家研究生班。

“寫作，其實是一種修行，一個耽於內心生活的平常人，若無其事地隱沒在人群中，悄悄進行自我修鍊。”視創作如修行，人們很容易想到的是神聖與虔誠，而姚鄂梅經歷的卻是“十年坐冷凳”的修鍊。她說，“漫長無邊的修行，得之不易的小小領悟，這就是一個寫作者與作品的關係”。因此，有評論稱，她“寫作這樣的文字是需要勇氣、力量與人生的大閱歷的”。

“我的魂魄掉在了路上”

姚鄂梅的文學之旅從她的“蹉跎歲月”開始。從1986年中專畢業到2003年之間很長時間裡，她悄無聲息地生活在湖北宜昌的一個小縣城。在那個狹小的、“與文學完全不搭界”的世界里，她的生活是很多人羨慕的：做過出納、文秘等辦公室職員之後，又以出色的能力成為當地中國銀行辦公室主任。然而，對她來說，這樣的世界與這種生活是乾涸的，修行者需要的是心靈的甘泉。她說:“雖然生活安定、收入不低，可總覺得心靈荒蕪，想得到滋潤。”

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姚鄂梅有一種近乎狂熱的“逃跑”情結，常常一個人想方設法、不計後果地到處遊歷。她說，那些年“我的魂魄掉在了路上”。家鄉有座公路橋，這是她以及小城裡的人們走向外界的必經之途。對她來說，這座橋似乎是神奇的，就像此岸與彼岸的中介，它通往遙遠和未知的遠方，通往神秘和神奇的世界。一踏上這座橋，她就感受到一種來自遠方的召喚。至今，她還能清晰地聽到留在橋上的那些怦怦的心跳。

然而，生活永遠不是隨心所欲的。最後的一次遊歷，她來到新疆，在一個冰天雪地的季節，她很偶然地遇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本書，而哥哥的電報也接踵而至：單位欲除名，回否請權衡。她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快樂，原來是建立在家人的巨大容忍和牽掛上的，應該“改邪歸正”了。於是，她結束了漫遊，乖乖地回家，回到現實。

那些年，她雖不著一字，但卻完成了對文學的心靈回歸。“我在嘈雜和喧囂中行走，內心卻在黑暗和孤獨中日益靠近文學這顆種子，這就是那些遊歷帶給我的收穫。”這種遊歷，也是她文學心靈的成長曆程，被融入後來的《脫逃》《馬吉》《像天一樣高》等小說中，那些主人公們通過遠遊，在現實的擠壓與砍削中騰挪，終漸漸有了闊大、堅強而柔軟的心靈，這亦如姚鄂梅。

寫作是一種馬拉松

在小城生活的日子裡，讓姚鄂梅猶如秋天枯葉一般的心靈有了濕潤經脈的，不僅是遠遊，還有當地那個小小的郵局，為她的心靈世界提供汩汩源流。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姚鄂梅在當地郵局的一個小角落裡，找到了自己喜愛的東西。那裡有《作家》、《收穫》、《星星詩刊》、《綠風》等文學期刊，這太讓她驚喜，“我那時只是一個喜歡看書的人”，她沉醉在郵局的書香世界里。當然，那時就連她自己也不會想到，她將來會學著寫點東西，而這小小郵局，對她的創作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當我初學寫作的時候，很多我所喜歡的作家都曾經是我的引導者，有一種情形至今記憶猶新，當我閱讀他們的作品的時候，巨大的激動與喜悅讓我一次又一次中斷閱讀，我不得不將它放在一邊，心潮澎湃地拿起筆，動手寫起自己的作品來。”

1996年，姚鄂梅發表了處女作中篇小說《脫逃》。2003年開始，她進入創作的繁盛期。至今，她已發表長篇小說2部，中短篇小說20餘篇，共一百餘萬字。也就是在這一年，她結了婚，隨丈夫來到南京，開始了新的生活。

新生活並非意味修行圓滿。在姚鄂梅看來，寫作是一種馬拉松運動。她對文學有著清醒的認識，文學並不是人們生活中的第一需要，甚至在所謂精神食糧中，文學也不是第一需要。對很多人來說，文學不過是青春期留下的後遺症。而“其實，文學就是一部分人的事情，這些人偏安一隅，忘情其中，無意嘩眾取寵，卻偶出驚世之作”。青春期過了，文學才開始了漫長的馬拉松。

一邊生活，一邊寫作

在姚鄂梅的筆下，大多數作品都有一個主題：平凡人的夢想是如何被生活一點點擊垮，乃至零落成泥的。她說，這跟她的生活觀相同。在她看來，活著是不容易的，活著本身就是一個征服和體悟的過程，“無論男女，都被各種各樣的焦慮和困苦包圍著，不是夢想被擊垮，就是困頓不堪。”“而一個寫作者與一個普通人，他們的區別就是，寫作者總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容易發現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傷害。”

她說，小說雖然源自生活，而它卻像飛翔的鳥一樣，總是想飛到我們看不到的地方。所以，“我覺得虛構是一個作家最重要的才能”。通過虛構的生活表達自己獨特的思考與發現，既要有濃郁而獨特的日常細節，又要像藏於肉中的骨頭一樣，有堅固而柔韌的力量，“這正是小說藝術的困難所在吧”。

但對寫作，姚鄂梅有著修行者般的虔誠與謹慎。她十分喜歡許多年前讀過的《金薔薇》，她說:“我覺得鍛制金薔薇的過程，正是一個寫作者修行的過程，用心收集，仔細甄別，大膽取捨，千錘百鍊，最後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那朵金薔薇。”這種過程是痛苦的，姚鄂梅意識到:“永遠存在這樣一種比例，寫作者的內心厚度達十分，作品的高度才二三分。這是個令人沮喪的比例，但它確實存在著，而且很難逾越。”然而，這也是苦苦默修的動力，“幸好作家不必在一部作品里全方位展示他內心的豐厚和廣袤，這正是作家們為什麼會接二連三不停地推出新作的原因”。

所以，她說，自己不會停留在某部作品上，寫作永遠是不斷前行的。“目前和以後，唯一的打算，還是一邊生活，一邊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