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壢事件

歐憲瑜，桃園縣人，父親是本縣的警察，本人是縣政府社會科科長兼台灣地區法務主管部門調查局的桃園情報站站長，深受當地國民黨黨部和省黨部的信任。這位出身於特工部門的候選人，且不論人品如何，他的政治背景就會失去大量選票。

雙方勢不兩立，劍拔弩張。選情對國民黨一方不利。道理很簡單，與國民黨當局對著干已成為當時台灣不少民眾的愛好，當局說好的民眾偏不說好，對國民黨的仇視當然轉移到國民黨籍候選人身上。國民黨籍候選人想贏，民眾偏要讓你輸。

11月19日，星期六。正逢五項地方選舉（省議員、台北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長），需要選出1318個職位，不同層次、競選席位眾多的選舉一起舉辦，更增加了選舉的複雜性。

清晨，中壢國民小學校長兼投票所監察主任范姜新林，來到設在本小學的213號投票所，監督投票。上午10時30分，77歲的鐘順玉和71歲的夫人邱塗菊，因為視力不好，正在商量如何圈選，此時不該進入選民圈票區的范姜新林來了。范姜新林拿過兩位老人的選票，看了看后說是廢票。此時，黨外派來的捉“鬼”好手邱玉汀則跟隨而來，稱范姜新林故意把油泥抹在選票上，以造成選票作廢。事後，桃園選舉監察小組的調查結果顯示，確是因為這兩位老人把自己的私章蓋在選票上而成為廢票。

此事引起群眾強烈不滿，長久被壓抑的憤怒情緒一經發作，就難以收拾和控制。下午4時，憤怒的群眾、趕來支持的大學生和圍觀者已把警察局團團圍住。晚7時，情緒激昂的群眾衝進警察局院內，8輛警車、60輛摩托車被點燃。更有一些人跑到隔壁消防局，從消防車上取出汽油，澆向中壢警察分局樓下的派出所，放火燒房子。部分民眾衝上二樓的指揮中心，警察從後門撤退。10時，軍隊開進現場，群眾繼續對峙。到次日凌晨，在當局宣布范姜新林已送交法辦、許信良已以超過歐憲瑜8萬票當選的消息后，人們才在一種滿足心理下自然散去。

事件平息后，蔣經國數次發出指示，在以後提名候選人時，要注意考察學歷高，讓劣跡少、名聲好的黨員出場，同時注意修正競選方式，以增加取勝的根本條件和改善國民黨的參選形象。為完成這一轉變，蔣經國同意中央黨部組工會主任委員李煥辭職，改組負責國民黨選舉事務的最高黨務部門——中央組工會。

評論

中壢事件，引起黨外勢力對今後鬥爭方式的思考，出現兩種不同的方針。一是溫和派，認為應該以合法鬥爭為主要手段，應當慎用中壢式的“街頭鬥爭”手段。溫和派以康寧祥、張德銘、黃煌雄為代表。一是激進派，認為“中壢事件”顯示了群眾的力量和民心可用，國民黨方面已不可能在當今的條件下大規模地鎮壓群眾運動，所以今後應把“街頭鬥爭”作為與國民黨鬥爭的主要手段。激進派以黃信介、許信良、余登發、張俊宏為代表。這是黨外運動第一次出現重大鬥爭路線分裂，康寧祥系以後逐漸成為黨外勢力中的非主流派。

在1977年的五項選舉中，黨外人士取得了不小的勝利，一舉奪得30%的選票。其中20個縣市長席位中奪得4席、77個省議員席位奪得21席，51個台北市議員席位奪得6席。以後黨外勢力在較長的時期內始終保持“30%的選票防線”。在以上選舉中，要數許信良當選為桃園縣縣長、張俊宏和林義雄當選為省議員，三人不同凡響，這是第三代黨外勢力的主要代表人物開始進入選舉圈，並第一次取得數人同時當選的勝利。更主要的是，他們作為中青年知識分子當選和在任內的高層次問政議政，對於黨外運動的發展有著關鍵性的影響，激發了更多的青年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參政議政熱情。1978年以後，台灣開始的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參政熱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中壢抗議

被視為“台灣政治氣候的轉變關鍵”的1977年地方選舉的勝利，以及“中壢抗議”的成功，極大鼓舞了黨外勢力。為迎接1978年底進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方面挾上年公職人員選舉獲勝的餘威，乘中壢事件以後高漲的群眾情緒，以新的姿態全面投入新的選戰。

此次選舉，共有78個增額“國民大會”代表席位、97個增額台灣地區民意代表席位、32個增額“監察委員”席位讓各界人士競爭。黨外勢力頗有信心，意在奪取更多的席位。他們破天荒地成立了全島性的黨外人士助選團，全面統籌安排參選、助選事項，以組成最能吸引選民的競選陣容，排出最能吸引選民的助選活動，對付不同選區的國民黨籍候選人。

1978年11月18日，還未正式成立的助選團公布了黨外的《12項共同政見》，主要內容如下：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省市長直接民選、“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化、思想學術超然化、禁止黨派黨工控制學校、言論出版自由化、參政自由化、旅行自由化；解除戒嚴令；大赦政治犯、反對對出獄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經濟和社會歧視等，可以說是集歷年來黨外勢力提出的政治主張之大成。

1978年11月24日，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正式成立。康寧祥出任主席，黃信介、余登發為總聯絡人，由施明德任執行秘書兼發言人。在助選團的總策劃下，黨外候選人發動了凌厲的文宣攻勢。

正當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鬧得熱火朝天、志在必得之際，接連出現幾件與助選團有關的大事，給助選團的活動壓來片片烏雲。

中山堂事件。

12月5日，黨外人士助選團在台北中山堂召開大型座談會，由黃信介、姚嘉文、黃玉嬌主持，由康寧祥、張俊宏做專題講演。會中唱“國歌”時，司儀別有用心地提議，將歌詞中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改為“三民主義，吾民所宗”，引起前來觀陣的國民黨人士勞政武帶頭起來抗議，爭吵后雙方大打出手，此事即為“中山堂事件”。自此以後，台灣黨外集會，便不再有唱“國歌”的儀式。這種明顯地把政見之爭賦予“台獨”色彩的舉動，既是有違台灣民意的，也是作為政治人物所應忌諱的。

停止選舉事件。

12月16日，在中國改革總設計師、時任副總理的鄧小平赴美訪問敲定中國和美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一事，並且中美兩國同時向全世界宣布了這一影響世界的重大事件。為此，剛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半年的蔣經國根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簽發三項緊急處分事項：全面加強軍事戒備；維持經濟穩定；延期舉行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22日，警備總司令汪敬熙宣布，中美建交已使台灣進入非正常時期，一切群眾性遊行、集會一律禁止。停止選舉，除上述原因外，還有就是如果此次選舉如期進行，國民黨的失敗將超過歷屆選舉，趁機先停止選舉再說。

“‘國是聲明’事件”。

對於停止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一事，黨外表示強烈抗議。在蔣經國三項緊急處分令發布的當天，各黨外重要人士在助選團總部經過緊急磋商，聯名簽署《社會人士對延期選舉的聲明》。聲明指出中美關係解凍和恢復已有6年余，現今卡特總統關於中美建交的聲明對台灣的生存並無立即而直接的影響，要求從速恢複本年度應該進行的選舉。12月25日，黨外勢力原定在國賓飯店舉行的“國是座談會”在遭到國民黨的阻撓后，又在助選團總部集會，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許信良、姚嘉文、陳菊、林義雄等50餘人，共同簽署“國是聲明”，再次重複了12項共同政見。由上可見，助選團與政黨只是名稱上和形式上的差異，當然前者是合法的，後者卻是為戒嚴令所不允許的。所以說助選團的出現，證明黨外勢力在政治上、策略上已經顯得成熟起來。

余登發被捕事件。

余登發於1947年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1951年，在台灣第一次地方選舉中當選為高雄縣縣長。經過長期經營，余家已成為高雄縣黑、白兩大地方派系中的黑派首領。在余家中，還出了一位女強人、黨外重量級人士余陳月英（余登發兒媳）。迎接1978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助選團成立時，余登發被選為主要負責人之一。黨外人士為抗議當局取消選舉，決定採取一系列行動。其中之一是決定在1979年1月29日，從台北出發作環島性的“拜年活動”，沿途散發“國是聲明”。2月1日，再到高雄余家舉行“黨外大會餐”，預計到時有近千名黨外人士參加。豈料在1月21日，余登發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這一莫須有的罪名被捕，不久被判處8年徒刑，同時被捕的兒子余瑞言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2年。1月30日，黃信介宣布：“關心餘登發父子被捕委員會”已更名“台灣人權委員會”，黃自己為主任委員，施明德為總幹事。

黨外刊物查禁事件。

黨外勢力在準備原定的3項選舉中，除成立助選團這一鬆散政團以外，在宣傳上也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他們利用《夏潮》、《這一代》等刊物，利用競選傳單和大字報、小冊子，大搞文宣攻勢。陳鼓應還在台灣大學門前的競選總部旁豎起一道“民主牆”，專貼黨外人士所寫的宣傳政治主張的大字報。另一位國民黨籍人士則在民主牆旁邊豎起一道“愛國牆”，進行大字報論戰。所以1978年的選舉期，被稱之為“台北之春”。選舉停止后，黨外人士又開始投入創辦、宣傳政治改革與言論自由的刊物之中，《八十年代》、《美麗島》、《鼓聲》、《春風》等黨外著名雜誌先後創刊。蔣經國和國民黨統治集團里的許多人都已看到了雜誌在黨外運動中扮演的角色，為此在1979年1月27日，《夏潮》雜誌被勒令停刊。1979年3月1日，台灣當局宣布恢復已停止一年的雜誌登記。14日又核定《出版法施行細則修正案》，規定凡出版品記載違反基本“國策”、破壞團結、動搖人心或危害地方治安者，除依出版法處理外，還要送有關機關追究法律責任。並且對《潮流》、《富堡之聲》採取行動，予以查封。後者的社長洪志良，則以“涉嫌潛赴大陸會晤共干”罪被警備總司令部逮捕並被判刑5年。此時，風聲越來越緊，台灣稍有政治頭腦的人都會感覺到，隨著余登發的被捕和雜誌被查禁事件的不斷發生，國民黨的政治大整肅即將開始。

中壢事件及台灣省五項公職人員選舉對台灣政治形勢的發展影響深遠。是台灣20多年來最大的群眾運動，震撼了蔣經國領導的權威政府，是對國民黨政府專制獨裁的一次挑戰和沉重打擊，極大的鼓舞了黨外反對政治勢力，並使其迅速發展，不斷與國民黨分庭抗禮，在台灣政壇上逐漸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