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

小說中所謂“台北人”,實質上是淪落台北的大陸客。“客們”朝思暮想遠在大陸的親人，懷戀往日的輝煌與風光，在今不如昔的對比中形成一股濃郁的獨特的“大陸情結”。白先勇的“台北人”較集中地體現了這種有異於以往文學主題的情結。

《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說囊括了台北都市社會之各階層：從年邁挺拔的儒將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僕順恩嫂（《思舊賦》），從上流社會的竇夫人（《遊園驚夢》）到下流社會的“總司令”（《孤戀花》）。有知識分子，如《冬夜》之餘嶔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橋榮記》之老闆娘；有幫傭工人，如《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之王雄；有軍隊里的人，如《歲除》之賴鳴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艷；有低級舞女，如金大班。這些“大”人物、“中”人物與“小”人物，來自中國大陸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們貧富懸殊，行業各異，但沒有一個不背負著一段沉重的、斬不斷的往事。而這份“過去”，這份“記憶”，或多或少與中華民國成立到大陸淪陷那段“憂患重重的時代”，有直接的關係。

《台北人》中的作品，大多數創作於1964—1971年之間，屬於白先勇的後期作品。

尹雪艷

尹雪艷——“總也不老”的高級交際花，從上海到台北，不管時空如何變換，她卻是凝固不動的，“總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風情”，“有她自己的旋律，有她自己的拍子”，“絕不因外界的遷移，影響她的均衡”，然而她卻“八字帶著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輕者家敗，重者人亡”。圍繞著尹雪艷身邊的男子都劫數難逃：王貴生犯下了官商勾結的重罪，被槍斃正法；洪處長在娶尹雪艷一年後丟官，兩年破產，空空如也；年輕有為的徐壯圖死於非命。白先勇在小說中把尹雪艷形容為“像個通身銀白的女祭司”，“一身白顏色的衣衫，雙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觀世音”，“冰雪化成的精靈”。尹雪艷既有迷男人的功夫，又有迷女人的功夫，白先勇賦予她一種神性，好像在用一隻無形的手操縱著眾人，將眾人都”拘到面前來“，然後”叼著金嘴子的三個九，徐徐地噴著煙圈，以悲天憫人的目光看著她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壯年的、曾叱詫風雲的，曾風華曠世的客人們，狂熱的互相廝殺，互相宰割“。尹雪艷就如一個命運之神在毫不留情地撥弄著眾生，肆意張揚地擺布著人類。

藍田玉（錢夫人）

藍田玉原是南京秦淮河畔得月台名伶，擅長崑曲，尤長於名段《遊園驚夢》，被錢鵬志大將軍看上，娶為填房，但由於兩人年齡懸殊，使她事實上是在一種生命的死亡狀態下享受這種外在物質形態的榮華富貴。錢將軍去世后，當年的藍田玉經歷了將軍夫人的顯赫后又成為一介平民，一切輝煌成為過去，一人獨居台南，孤獨黯然的消磨自己的歲月。

小說中的錢夫人，這位曾是繁華熱鬧的”舞台“上的主角人物，如今卻只是站在舞台一旁的一位”看客“，眾人的精彩出場一次又一次勾起她對往事的傷心回憶。錢夫人一生的經歷其實早已被流逝的時間和不可更改的命運所操縱，曾經的榮華富貴中將謝幕，最後只留下些許殘存的記憶，偶爾在別人的晚宴中被喚起，今昔對比的落寞、物是人非的蒼涼是時光流逝和命運流轉的必然結果。

金兆立

原本是上海百樂門時代出過風頭的舞女。來到台北，在”夜巴黎“的風月場中打了二十年的滾。她趁”徐娘半老“之時，為自己”找到個戶頭“。四十歲的女人沒有功夫談戀愛，四十歲的女人連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那麼四十歲的女人到底要什麼呢？在她身上在她身上，愛情、婚姻、家庭完全失去了本來的意義，成了她在風月場中角逐的種種手段的延續。她也失去了一個女性的正常感情，成了一個變態人。

漂泊與還鄉

《台北人》真實刻畫了飽受悲歡離合的台灣移民群體的人生百態，作品描繪了漂泊、離散者對故園的無限追憶和他們在夾縫中的生存困境、身份認同的危機意識，以及青年一代未知的命運。

《歲除》中的賴鳴升，當年為國民黨軍隊長官，經歷過無數的硝煙炮火，過台之後，卻淪為“伙頭夫”。在除夕夜的飯桌上，他一邊激情萬丈地豪飲著從前老部下贈送的金門高粱，回味起昔日國軍生涯的光榮戰績和滿腔熱忱的愛國情懷；一邊又黯然神傷地抱怨現如今潦倒境遇，“不過拿了我們醫院一點鍋巴去餵豬”，主管就“直起眼睛跟他打官腔”。如今已無人在意這位當年“挑起鍋頭跟著革命家”馳騁台兒庄戰場的老英雄。《思舊賦》通過李宅兩位老僕的對話，展現了今昔對比強烈的人世滄桑畫面。舊日里李長官一家的日子過得轟轟烈烈風光無限，年年“在園子擺酒請客，賞牡丹花”。如今卻早已家破人亡，空落成一個頹敗破落的大公館，徒留下早已舊病不起、欲遁空門的老爺，還有那從國外歸來就精神異常，成日坐在園子中“淌著口水”，“捉著一把發了花的野草在逗玩”的少爺。《梁父吟》和《國葬》描繪了當你叱詫風雲的國民黨高級將領與其部下們，赴台後宛如風中殘燭的凄慘晚年。

白先勇以局外人的眼光來見證這段歷史，這些國民黨遺老們的故事，轟轟烈烈的發展軌跡和窮途末路的殘酷結局，是如此震撼人心的凄涼

《台北人》中的人物都因為權力系統的衰敗而逃亡遷徙，失去了成長的根基。白先勇筆下的人物出身、階級縱有千差萬別，卻都是不行的被拋棄者、迷失的放逐者。這樣，“台北人”不斷地尋找現在與過去對話的可能性以及自我的精神根源。正因為如此，台北被漂流過海的大陸人不斷地複製成記憶中的故園。現實中的兩種生活形態，兩種空間範疇，兩種人生際遇的交錯，使“台北人”在掙扎中或生存或毀滅。

大陸情結

作者沒有選取政治視角，也沒有採用歷史的宏大敘事，而是以人為中心，緊緊抓住人的命運的大起大落，在人生際遇中寄託人生變遷的深沉感慨，表現“台北人”的“大陸情結”。

作為現實主義文學，首先《台北人》在歷史的風雲變幻中展現人生際遇的大起大落，在人生命運的感嘆中迴響著從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歷史腳步聲。真實的歷史事件既構成了故事情節的背景，也構成了人物描寫的框架，為“大陸情結”的藝術審視和展現提供了生活依據。其次,《台北人》所描寫的“台北人”不管是來自四川的、湖南的、廣西的，還是來自上海的、南京的，都是以生活真實為基礎的，都具有中國大陸人的音容笑貌、氣質性格。他們的憶昔、思親、懷鄉、戀土、念舊之情，具有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心理，具有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積澱。由於時間距離的拉開，歷史變動已經淡化，命運感嘆不再那麼沉重，那種“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的“大陸情結”作為一種鮮明的中華民族的至情至性突現出來，這正是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體現。再次，象親友聚會、除夕守歲，唱曲打牌，種花養草，以及“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門庭冷落、世事無常等細節描寫，也都是經得起生活檢驗的。還有《台北人》貫穿著中國大陸五四以來所形成的啟蒙主義、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的思想紅線，表現了作家直面人生、正視現實的責任和勇氣。這一切都說明《台北人》是植根在現實生活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土垠中的文學奇葩！

宗教情緒

白先勇總是不自覺地帶著宗教情緒進行他的文學選擇和創作，短篇小說集《台北人》就是作家在這種情緒參與下精心模塑的結果。這裡所說的宗教情緒並非實在意義上的宗教信仰，而是一種宗教的精神變體，即作家個體對於生命的宗教體驗，將宗教情緒引入文學沉思，這使《台北人》在主題和創作構思等諸多方面與台灣同時期的鄉愁文學作品產生差異，形成自己鮮明的個性。

《台北人》中的悲劇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人對自身命運不可把握的悲劇。《台北人》中白先勇用佛教的宿命論觀點解釋人的命運，把人物的生存活動看成是孽海中的升沉。恩格斯說：”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形式“。

在《台北人》中，白先勇不厭其煩地重複著以悲傷的命運而告終的幸運兒和顯赫人物的故事，展示他們由順境到逆境的命運變遷，這種看起來有些模式化的悲劇范型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要素。從這種不斷的重複中我們隱隱約約感覺到作者的一種急於表達的慾望，他要將自己對歷史和人生的認知傳達給讀者，告訴他們一個簡單悲傷的道理：歷史總在重演，但這種重演並非毫無意義，他們都遵循著某種神秘的必然法則。

1.人物形象的塑造：“過去”與“現在”

《台北人》中的主人公，幾乎都是從大陸流亡到台灣的。這和白先勇本人的生平經歷有關。在父親白崇禧失勢、家庭榮辱不再的特殊環境下，白先勇的作品中總有一種莫名的感傷和失落，他所塑造的小說人物也都是今昔對比的差別存在，分為“過去”的人和“現在”的人。

2.巧妙的結構布局：橫縱相接

從結構上看，《台北人》中的短篇小說總體是按照時間順序展開情節的。《冬夜》中從余教授坐在客廳里等候吳柱國教授，太太去隔壁打麻將，老朋友到來，兩人共憶往事到吳柱國離開，整體符合傳統的縱剖面寫法，然而作者又常常在文中局部展開細膩深入的橫向剖析，比如余教授在等候吳教授的過程中，回憶起二十年前在北平替吳柱國餞行的情景，表現了當年吳柱國教授儒雅、備受尊崇的形象，與現如今失去激情、泯滅理想的吳教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3成熟的語言風格：老辣又耐人品味

首先，《台北人》中的語言，將文言、傳統白話和現代白話相糅合，形成了白先勇本人獨特的語言風格。其次，白先勇的語言老辣而精到，無論是寫人還是狀物，都能夠達到恰如其分的效果，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台北人》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第7位，是仍在世作家作品的最高排名）。

白先勇，1937年7月11日出生於廣西南寧，籍貫廣西桂林，美籍華人作家，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之子，畢業於台灣大學、美國愛荷華大學。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崑曲研究推廣計劃”榮譽主任。

白先勇7歲時，經醫診斷患有肺結核，不能上學。1956年在建國中學畢業，1965年，取得愛荷華大學碩士學位后，白先勇到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國語文及文學，並從此在那裡定居。他在1994年退休。著有短篇小說集《台北人》《寂寞的十七歲》《紐約客》等，長篇小說《孽子》，散文集《驀然回首》《第六隻手指》《樹猶如此》等，以及舞台劇《遊園驚夢》。其中《台北人》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第七位，是仍在世作家作品的最高排名）。2018年，獲得上海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終身成就獎和第五屆郁達夫小說獎“短篇小說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