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

《烏托邦》於1516年出版於比利時魯汶。原是用拉丁文寫的，由拉爾夫·羅賓遜於1551年譯成英文，兩者時間相差不遠。羅賓遜的譯文大體上是忠實的，而且具有16世紀上半葉英文的許多特點。其長在於流暢，有力，形象化；其短在於冗雜，不整潔，但在精神和氣勢上是同莫爾的風格一致的，所以儘管後來有更貼近原作的譯本，他的譯文仍為學者所重。

在這部書中，莫爾以他和一位名叫拉斐爾·希斯拉德的虛構人物對話的方式，借用後者之口，描繪了自己的社會理想。在一個名叫烏托邦的海島上，有54座城市均勻地分佈於廣闊的鄉村之間。所有城市都具有共同的風格、語言、習俗和法律。每座城市分成四個相同的區，居住著6000戶居民，每戶居民的人口都在10到16名之間。

城市所有的適齡人口都要勞動，每天工作6小時，產品集中到位於各區中心的市場；由各戶戶主任取所需，而不必用貨幣或其他物品相交換。居民們按每30戶一廳的規模集中用膳，最美味的食品由老年人首先食用，然後大家再平均分配。在鄉村，每戶不少於40人，外加兩名農奴。每家農戶都自給自足，沒有的物品則可以到城市領取。鄉村每戶每年有20人返回城市，他們都是在鄉村住滿2年的。其空額由從城市來的另20人填補。烏托邦因為沒有遊手好閒的人，所以能夠生產出用之不竭的產品。城市之間可以互通有無，但是同樣不需要用貨幣來交換。他們把大量的剩餘產品運到國外，換回自己缺少的鐵和大量的金銀。金銀的主要用途是僱用外國人為烏托邦作戰。除此之外，它們就只配用作製造便器和懲罰罪犯的鎖鏈了。犯人也都佩戴金子的耳環、戒指和項圈，作為恥辱的標誌。在外邦人看來無比珍貴的珍珠寶石，玩物。所以當外邦的富人身著華裝麗服，到烏托邦人的嘲笑，被當成傻瓜和小丑。

烏托邦的所有財產都不屬於任何個人私有。但烏托邦人也有階級之分，除了選舉官員管理公共事務，官員還要選出500人為學者，不必參加勞動。官員和學者在公共醫院裡可受到特殊的照顧。烏托邦還有一個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奴隸階級，他們由罪犯和自願前來的外國人構成，從事屠宰等下等職業。

14、15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開始萌芽，血腥的原始積累使廣大勞動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窮苦老百姓終年勞作，是他們的勞動為社會創造了財富，然而生活卻牛馬不如。貴族、富人則不勞而獲，窮奢極欲，揮金如土。深受柏拉圖《理想國》影響的人文主義思想家莫爾，對這種現象極為憤慨，對現存社會制度深惡痛絕，對人民群眾充滿同情。他幻想著能有一個地方：財產公有，政治民主，共同勞動，按需分配，高效公平，沒有剝削，沒有貧困，人們安居樂業，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16世紀，剛進行完新航路開闢，地理大發現不僅擴大了殖民者的殖民地，還開闊了人們的視野，這為他寫作《烏托邦》提供了條件。他的作品採用文學形式的寫法就是受了這一時期以描寫新發現國家為內容的書刊影響，如1507年出版的《宇宙誌引論》或1511年出版的《新世界》。

《烏托邦》一書的全名，叫作《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烏托邦”一詞，是拉丁文Utopia的音譯，原意是“沒有的地方”，中文譯為“空想”。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採用遊記對話的文學體裁，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闡述了自己的社會觀點和改造社會的設想。

政治制度

首先，“烏托邦”有一套完備的官員制度。“烏托邦”島設總督、特朗尼菩域稱首席飛拉哈、攝護格朗特（或稱飛拉哈）三級行政官員，他們全部通過直接選舉產生。全島由54個城組成，每城下轄4個區。各區每30戶選舉一名低級官員飛哈拉，再從每10名飛哈拉中選一名中級官員首席飛哈拉，沒有特別情況，可以連任。總督為最高行政長官，由島上的二百名飛哈拉從下轄四個城區公民所推選的四位候選人中經秘密投票選出，實行職務終身制。但總督在被懷疑陰謀施行暴政時則可廢黝。如此嚴密和充分民主的官員制度使那些試圖通過操縱選舉來獲取官職的人，根本沒有希望在“烏托邦”做官。

其次，“烏托邦”的政體具有充分民主的特徵。“烏托邦”人實現民主的最高形式是全島大會和議事會，議事會設在首都亞馬烏羅提城。他們的最高管理者總督和20名首席飛哈拉，還有每次會議輪流選派的兩名基層官員飛哈拉，每三天召開一次會議，商討那些關係全島公共利益的事務。凡屬重要的事情，要先提交給全體飛哈拉會議，由飛哈拉通知所屬各戶開會討論，將討論結果報告議事會，再做決定。如果總督和首席飛哈拉敢在議事會或民眾大會外商議公共事務，以死罪論處。

第三，“烏托邦”的法律制度也頗具特色。“烏托邦”幾乎沒有法律，也不存在律師，由人們自理訴訟，法官也能夠熟練地權衡各種供詞，給出恰當的判決。莫爾對有關國家官員實行選舉與輪換以及政府決策程序的構想，突破了封建君主政治傳統的禁錮，深深地隱含著近代民主、平等的意識，對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有頗多啟發。

經濟制度

在徹底否定私有制的基礎上，莫爾設計出一個“烏托邦”島國的公有制社會模式。

首先，“烏托邦”實行財產公有。“烏托邦”社會的一切財富都是公有的。“無論在哪兒都不會找到一樣私有財產”財產公有是整個“烏托邦”社會得以存在的物質前提。在農村，沒有私田，每個公民都必須從事兩年以上農村勞動，生產的糧食和其他作物歸整個城市所有；在城市，公民除了自己縫製衣服還要至少從事一門手工藝勞動，勞動產品也歸公有。

其次，勞動產品實行按需分配。“烏托邦”所有產品公共管理，按需分配，每一戶的戶主根據自己和全家人的需要可隨時到倉庫領取日用品；所有公民在固定的時間集中在食堂用餐，享受著公共食堂可口的飯菜；公民生病可以進公共醫院治療，在各方面得到特殊照顧；住房公有，公民每隔十年用抽籤的方式調換一次住房。

莫爾所設計的“公有”社會模式超越了人文主義思潮的界限，否定了包括新興資本主義在內的一切剝削制度，體現了對廣大下層民眾更為寬廣的人本情懷。儘管當時生產力水平不高，剩餘產品不多，要實現按需分配十分困難，但莫爾大膽地提出了這一分配原則，意義仍然十分重大。

第三，人人參加勞動，講求經濟效益。“烏托邦”人的一切經濟活動是以人們的生產勞動為前提加以展開的。在“烏托邦”勞動還是主要的謀生手段，所有的城市及其附近的鄉村，不分男女，只要年齡和體力適合，都要參加勞動。其中，最主要的是農業，它在整個經濟結構中處於基礎地位，最受重視，不分男女，無一例外，“烏托邦”都要輪流從事農業勞動。除農業之外，每個“烏托邦”人還要根據自己的情況學習一門手藝，通常人們所選擇的也是一些必要的職業，包括毛織、紡麻、瓦工、冶鍊、木工等行當。而且，他們在大多數必需的手藝方面，並不需要像其他國家那樣消耗那麼多的勞動力。

第四，沒有貨幣，不存在商品流通。“烏托邦”人的生產、分配和消費都是計劃調節的，不存在商品交換，不需要貨幣流通。人們視金銀如糞土，為了淡化人們對金錢的態度，他們甚至用金銀來鑄造糞桶盆溺之類的用具，給犯人佩戴金子的耳環、戒指和項圈，作為他們恥辱的標誌。

教育制度

首先，“烏托邦”人注重科學文化的普及教育和終生教育。“烏托邦”人的生活包括兩件大事：一是生產勞動，二是從事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工作。全體公民除去每天勞動6個小時，其餘時間主要用於學習和科研。所有兒童都要接受教育，由教士負責島內兒童的教育工作；男女兩性享有平等的教育的權利。為了普及科學知識和提高科研水平，“烏托邦”還經常舉辦演講會，科研人員必須參加，其他人員不分男女可自由聽講。莫爾還主張，大部分公民，無論男女都要把體力勞動后的剩餘時間一輩子花在學習上，這是最早提出的終身教育的思想。

其次，“烏托邦”人注重促進科學文化的不斷發展。國家專門選拔那些個性良好、智力超常、學習興趣濃厚、有科學天才的人，作為專職學術研究人員，專門從事科學研究，這些人由教士推薦，由飛拉哈秘密投票選出，他們可以免除體力勞動並享有一些特殊的待遇。如若他們有負國家重託，則被免去科研的職務，重新回到生產崗位。如果一個人能利用業餘時間進修科學，成績突出，也會被提拔到科研機關專門從事科學研究。

第三，“烏托邦”人注重對外文化交流，並有著驚人的消化、吸收外來文化的能力。“烏托邦”人渴求真知，勤勉好學，特別重視同外界進行文化交流，尤其歡迎有才能的人與一些經驗豐富、熟悉各國風土人情的人。

第四，“烏托邦”人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莫爾依據男女兒童的年齡和能力，傳授相應的手工業和農業勞動技術。提倡所學理論知識要用在生產中，

比如用新的技藝改良土壤，改良耕種方法；用最巧妙的技術和方法生產各種手工業品等。使得人人都受到良好教育，人人都懂得勞動價值。

社會生活方式

在社會生活中，“烏托邦”人妥善地安排勞動、娛樂與體息，每天工作6小時，其餘時間用來從事自己喜歡的各種健康文明的業餘文化活動。

首先，“烏托邦”人崇尚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在“烏托邦”不存在虛度光陰和借口曠工的機會。這裡沒有酒館、妓院、賭場、賊窩，在閑暇時間人們從事一些健康向上的消遣娛樂。比如，在衣著上，人們奉行節儉、樸實、實用，蔑視華服盛裝、披金戴銀、刻意打扮的人。

其次，“烏托邦”的人際關係是一種平等、互助、融洽、友愛並體現嚴格的家庭倫理的新型社會關係。在家中，妻子服侍丈夫、子女服侍父母、年輕人服侍老年人，長者在“烏托邦”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都受到了人們的尊重，擁有很高的權威。整個“烏托邦”國就像一個大家庭，總督就像這個大家庭中的家長彼此相敬如賓，其樂融融。

再次，男女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權利。“烏托邦”主張婦女有受教育權和婚姻自主權，特別是實行公共食堂制，從而把婦女從繁重的家庭勞動中解脫出來使她們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可以與男性平等地參與社會各項活動，莫爾甚至主張，應該讓女子參加崇高的學術活動，以便加倍開發他們的智慧，對促進社會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最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制度。在“烏托邦”人看來，婚姻關係是神聖的，一夫一妻的穩定的家庭婚姻制度應受到尊重和維護，破壞婚姻關係的人將被罰做奴隸。因為家庭的和諧穩定直接影響社會安定。

烏托邦（Utopia）由兩個希臘字拼成，“烏”是“沒有”的意思，“托邦”是“處所”的意思，烏托邦後來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代稱。

《烏托邦》運用文學遊記的形式，生動地描繪理想國家美好制度的方法，可謂獨樹一幟，影響深遠。1601年，另一位空想社會主義者康帕內拉寫下了《太陽城》，他曾明確地表示自己崇拜莫爾。《太陽城》明顯地打上了脫胎於《烏托邦》的印記，因此它和《烏托邦》被人們喻為姊妹篇。1619年，又一位空想社會主義者安德里亞，受到《烏托邦》的直接啟發，撰著了《基督城》。安德里亞早在大學學習期間，就已詳細讀過《烏托邦》。這之後，空想社會主義的著作還有維拉斯的《塞瓦蘭人的歷史》，卡貝的《伊加利亞旅行記》，也都師承《烏托邦》。

莫爾在《烏托邦》書中闡明的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思想，在社會主義學說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莫爾開了社會主義必須同科學技術的發達緊密聯繫在一起，新社會的人們要關注、學習、掌握本時代最先進科學技術的先河，產生了久遠的影響。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埃蒂耶納·卡貝：“這本書的基本思想深深地觸動了我，以致每當我合起書來，總是不得不認真地思索一下共產制度的問題。”這本書“是人類第一部描述共產制度如何運用於一整個國家、而且是一個龐大的國家的著述，它依靠獨立的理性思考，對倫理學、哲學和政治學作了重大的發展。在我看來，烏托邦的一些基本原則是人類智慧最偉大的進步，對人類未來的命運也做出了最偉大的貢獻。”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喬·奧·赫茨勒：《烏托邦》這部傑作充滿了微妙的諷刺、尖銳的批判、一觸即發的幽默、明智的建議和智慧的閃光，以引人入勝的敘述形式充分表達了莫爾所屬的少數學者集團的最深刻的洞察力。他擺脫了這些學者在當時非常明智地指出的種種不足之處，提出在貿易、政治、社會生活和宗教事務等領域中建立新秩序的願望。

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1478—1535）出生於倫敦一個律師家庭。莫爾幼年曾在當時倫敦的名校聖安東尼學校學習拉丁文。1490—1492年，他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約翰·莫頓家做家庭侍從。1492年，莫爾進入牛津大學，接受古典教育。通過兩年的艱苦學習，他熟練掌握了拉丁語和希臘語。後來由於他父親堅持要他學法律而離開了牛津大學，轉入一家法律預備學校學習。1496年，他進入林肯律師學院學習，直到1502年畢業，正式取得律師資格：此後，莫爾投身政治，以國會議員身份活躍於政壇。他反對亨利七世的重稅主義政策，維護納稅人的利益。他的政治主張觸怒了國王，以至於他的性命都受到威脅，1509年，亨利八世繼位后，他又重新參與政治活動，並在1515年出使弗蘭德爾。之後，他成了英王亨利八世的重要顧問，1529—1532年擔任英國大法官。1535年以叛國罪被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