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花劫
葵花劫
葵花劫，中國拍攝的一部戰爭片，片長90分鐘。
片名：葵花劫
類型：戰爭片、倫理片
時間：2000年7月完成 上映2001年9月18日
聯合攝製：西安電影製片廠北京鑫金榜廣告有限責任公司
發行：中國電影集團公司
出品人：孫泱張丕民
策劃：張黎船津靜子
製片主任：胡曉峰
編劇：高光
導演：蔣欽民
執行導演：嘉娜·沙哈提
攝影：池小寧賈永華
作曲：趙季平
製片：高德庫
錄音：姬長華
王學圻飾站長
王瀾飾站長老婆
丁海峰飾大崔
緒形直人飾菊地浩太郎
張慧科飾大頭辮
陶海飾翻譯
平田滿飾隊長
出光秀一郎
石井輝之
出口馬也
《葵花劫》原名為《鬼子死了》，是一部與抗日有關的影片，但它不是抗戰片，裡面沒有前線的血戰，也沒有敵後的較量，它是一部反戰片。它的敘事結構是兩條線索交織在一起，用兩種色調錶現的塊狀結構。畫面色彩暗下來的時候，表示的是過去發生的事情。
故事發生在1944年，長白山區一個偏僻的火車小站。主要人物是四個中國人：小站的站長、站長的老婆、扳道工大崔、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大頭辮”，一群日本人：片子開始就已經死去的日本騎兵中尉菊地浩太郎、通化憲兵隊副隊長平岡和手下一堆憲兵。哦，還有一個漢奸翻譯。
據平岡講，菊地浩太郎出自名門，六歲習馬術，曾代表日本參加1936年柏林奧運會，是日本家喻戶曉的英雄。浩太郎1944年夏天右腿負傷，被安排到小站養傷，暫任副站長。帶來一匹白馬，叫做“旋風”；一包葵花籽，在河邊山坡上開闢了一片葵花地，並且精心養護；一支尺八，時常一個人嗚嗚咽咽地吹。秋天的時候浩太郎死在浴盆里，平岡帶著憲兵來到小站，把站上的四個中國人關起來審問，要找出兇手。
四個中國人都和浩太郎有矛盾。
大崔身強力壯，看不慣浩太郎初到小站時的狂妄和對中國人的蔑視。浩太郎為了檢驗自己養傷的進展，挑釁大崔。大崔與他扭打成一團，互不相讓。站長走出來，用眼神示意大崔裝敗。浩太郎十分不滿，認為大崔譏笑自己殘疾。拔出手槍逼大崔再打，不料手槍走火，擊中大崔左肩。大崔大叫著要報仇。一天晚上，大崔手持利斧來到葵花地里準備砍死浩太郎，卻發現浩太郎舉止怪異。浩太郎在一塊石頭上鑿著什麼，鑿了一會兒，十分傷感地拿起一株折了的葵花走回去，大崔愣了一下，沒有動手。
大頭辮平時給浩太郎燒水，一天送來的水盆里飄著一根頭髮，被浩太郎發現。大頭辮對鬼子心存畏懼，跪倒求饒。浩太郎順手將他的辮子剪掉，用生硬的中國話說：“剪了，乾淨”。大頭辮瘋狂地跑走了，後來在站長老婆的安慰下才漸漸平靜。每當浩太郎洗澡，要踩著大頭辮進巨大的木頭浴盆，然後大頭辮負責在外面添柴。一天大頭辮不小心將浩太郎的尺八碰掉在地上，被浩太郎狠踹了幾腳。等浩太郎進入浴盆，大頭辮就在灶上拚命添柴，用尺八朝里吹氣，看著冒出一縷縷煙的屋子，他很高興，跑到河邊叫著“我煮死他啦！噢！我煮死他啦！”站長老婆經過，把灶里的柴扒了出來，尺八的一頭已經燒焦了。
浩太郎有個妹妹春子，時常寄信過來，浩太郎就在那片葵花地里看信。盛夏的時候葵花結籽了，一個個沉甸甸地十分好看。站長老婆去河邊打水，腳邊飄來一張白紙，上面全是日文，她只能認出幾個和漢字寫得一樣的短語，原來浩太郎正在旁邊的葵花地里看信。突然浩太郎發瘋似的拔出軍刀砍向葵花，站長老婆覺得可惜，上前阻止。浩太郎亢奮之中產生錯覺，將站長老婆按倒在地欲加強暴，站長老婆奮力掙脫扇去一個耳光將浩太郎打醒，浩太郎面有愧色。後來站長知道此事欲刀砍浩太郎，被老婆勸止。
小站很偏僻，除了路過的一列列軍車以外再沒有人來，浩太郎面對四個充滿敵意的中國人，心中非常孤獨。一天他喝得大醉，扒開一列車門對裡面的士兵喊道，“我是菊地浩太郎，你們知道我的名字吧，下來個人跟我聊聊天吧！”隨車的軍曹一拳將他打倒：“你是什麼東西！”半年過去，浩太郎的腿傷漸漸養好，但他始終在鬱悶中度過，總是夢見自己負傷的情景。
有時候浩太郎騎著“旋風”沿鐵路線走走，讓大頭辮牽馬。一天一列火車開來，浩太郎掏出一個子彈殼給大頭辮，讓他順放在鐵軌上，鐵軌很滑，子彈殼放不住，要用手扶。等到火車輪子軋過的一剎那，把手抽回來，子彈殼就被壓成一塊銅片。大頭辮做到了，浩太郎彷彿很開心，笑道：“勇敢！”，又拋出一大把子彈殼。大頭辮感到很刺激，於是過了一段時間他脖子上掛了一串銅片的項鏈。
一天晚上站長送來一封急信，浩太郎拆閱，是騎兵部隊召他歸隊的信。浩太郎讀罷向站長告別，“我要走了，謝謝關照。”站長走後，浩太郎抽出利刃刺向舊傷，泣不成聲。第二天，浩太郎被發現死在浴盆里。
通化縣憲兵隊副隊長平岡帶人來小站調查，感到異常惱火，半年前，正是他將浩太郎送到這裡養傷的。四個中國人誰也不承認殺了人，所有跡象都表明，浩太郎是自殺的。
縣裡轉來騎兵部隊催促的電話，平岡報稱浩太郎被暗殺。放下電話，平岡恨恨地罵道：“懦夫！！”但是，為了維護所謂大日本皇軍的軍威和菊地浩太郎的英名，真相是什麼無關緊要。日本人更願意接受浩太郎被中國人謀殺這個說法，所以這四個中國人難逃死劫。
翻譯官意識到此事，尚未完全泯滅的中國人的良心促使他想救幾個人。一天晚上大頭辮拿出最後一個空彈殼去軋，翻譯官在旁邊看著，對他說，是不是十二歲？你殺了人。大頭辮說，我殺人？翻譯官說，你殺人，再說一遍。大頭辮說，我殺人？我殺人？翻譯官說，對，你殺人。這時火車疾馳而過，大頭辮的手被軋了，暈死過去。翻譯官報起他衝到關押站長等人的小屋，說，他替你們招了殺人的罪。然後放下鮮血直流的大頭辮，失魂落魄地說，“天無絕人之路，天無絕人之路……”站長連問了好幾遍“這孩子能頂我們殺人的罪？”，等翻譯官走後，他擠出話來，“逃，逃走一個是一個。”
第二天，站長女人去河邊打水，押解的日本兵跟在後面，盯著她白白的脖子，目光淫邪。突然，女人腳底一滑，摔在水裡。日本兵覺得機會來了，上前去扳女人的肩膀。不想女人早已抓起一把爛泥在手，糊了那日本兵滿臉，又砸了他幾扁擔，沒命地逃走。那日本兵罵罵咧咧，胡亂開起槍來。
留在站里的站長和大崔聽到槍聲，與日本兵發生衝突，站長胸口中了一槍，奄奄一息。大頭辮乘亂騎上“旋風”逃走，日本兵一陣亂槍。晚上，站長老婆居然回來了，站長急了：“你回來幹啥？不是說好的嗎，逃走一個是一個！”站長老婆說：“我跟你到這個站上八年了，哪兒也沒去，我是你的女人。不管咋，咱都在一塊兒……”站長淚流滿面。
天亮了，站長和他老婆死在屋子裡，旁邊扯著塊白布，上面血淋淋地寫著“我和我女人殺了副站長”。平岡自言自語道，只剩下一個嫌疑犯了，簡單多了。大崔被綁上火車押走。翻譯官交給平岡一張紙，說，好像是一封信。就是站長老婆撿到的那張。
畫外音，春子的聲音，信的內容。 “……哥哥，這場戰爭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啊？……”
平岡抹去眼角的淚滴。車廂里氣氛壓抑。前面是一個隧道口，大崔突然爆發了，撞倒了門口的日本兵跳下車去，他也死了。這件事的陰影伴隨平岡直到晚年，他至死也無法擺脫夢魘。
影片告訴今天的人們，戰爭中苦難掙扎的不僅僅是被侵略的人民，作為日本侵略軍中的一員，同樣也是戰爭的犧牲品。
故事發生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前期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但影片並不正面描寫戰爭的殘酷，而是圍繞一個日本兵之死，借日本憲兵調查的獨特視角，揭示了日本軍人浩太郎扭曲的人性與復甦的人性交織鬥爭的心路歷程，以及戰爭中被壓迫被凌辱的中國百姓的悲慘命運。影片編導用獨特的電影語言來表達創作意圖，如不斷出現的向日葵、貫穿全片的報道戰爭進程的廣播聲、充滿哀傷的“尺八”的吹奏聲、用彈殼壓扁做成的項鏈等，使人們真切地感受到戰爭就是一場泯滅人性的人類噩夢。
本片由曾赴日留學八年的蔣欽民執導，這是他的電影處女作。在這部影片中，導演以自己的眼光來詮釋那段歷史，著重刻畫人物的性格和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動，使之成為一部內涵豐富的作品。而採用懸念片的形式來表現這一題材，也可以說是編導的新嘗試。
該片的演員陣容包括中國演員王學圻、王瀾、丁海峰和張慧科，以及日本演員緒形直人、平田滿等。王學圻是一位頗受國內大導演器重的實力派演員。女演員王瀾曾主演過《煙雨長河》、《五魁》等片，在本片的拍攝中，由於她全身心地投入，使和她演對手戲的日本演員吃了不少苦。以電視劇《水滸傳》中的武松一舉成名的丁海峰，在本片中飾演一個扳道工，一心想跟日本人拼個你死我活，卻找不到合適的方式，永遠帶上了“末路英雄”般憤憤的情緒。而14歲的張慧科，則是被張藝謀發現、主演過《一個都不能少》的那個農村男孩。
《葵花劫》在籌備拍攝的初期就得到了日本NDF株式會社的認可，為了讓影片更真實，NDF株式會社力邀在日本頗具影響的緒形直人和平田滿等五位演技派演員出演日本軍人。有一場戲，劇情需要演日本兵的演員蠻橫地推搡王學圻，可他們出手的時候很“溫”，且低著頭不願看對方。王學圻讓他們來真的，因為演戲需要對手的刺激，結果反覆幾次還是如此。在拍日本兵槍殺站長那場戲時，日本演員無論如何不肯面對王學圻開槍，直到做了角度上的調整，使他表演時看著別處，他才開了槍。
《葵花劫》：日本人懺悔了嗎？(圖) 2001年09月11日 來源:北京青年報
由著名影星王學圻領銜主演的抗戰題材影片《葵花劫》即將於9月18日這個有特殊紀念意義的日子在北京全線上映。作為電影從業人員，筆者有機會先睹了該片的風采。雖然不得不承認《葵花劫》在國產影片中算得上製作比較精良的作品，但影片的內容卻著實令我心生鬱悶，有些話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葵花劫》以一個風燭殘年的日本侵華老兵坐著輪椅懺悔反思開場，展開半個多世紀前一場血腥的屠殺。除了對影片中幾位中國人不反抗到底的做法“怨其不爭”以外，最令我無法容忍的是影片開始那段日本老兵真誠的懺悔。
日本的確出了東史郎這樣懺悔戰爭罪行、反思戰爭歷史的老兵，但肯定是極個別的少數。我們常常從新聞里看到的依然是小泉之類一撥又一撥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官員和依舊在今天中國的領土上群毆計程車司機、侮辱餐廳女服務員的日本人，還有就是沒完沒了地傳來日本否認戰爭罪行、修改教科書一類的消息。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的文藝作品應該發揮魯迅先生所說的匕首與投槍的作用，給予正在復活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以迎頭痛擊。可是正像一位國內著名導演所說：中國的文藝作品不應自作多情地替日本人謝罪。
日本人懺悔了嗎？種種跡象表明：沒有。
所以我們應該有更多的電影像《葵花劫》一樣去揭露日本鬼子當年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不要像《葵花劫》一樣渲染日本鬼子的懺悔。後者不是現實主義的，也是不合時宜的。
觀電影《葵花劫》 鍾穎軒
1944年，長白山麓的滿洲鐵路五等小站上，王學圻飾演的站長身著鐵道服，手提紅色信號燈來回巡視……觀摩電影《葵花劫》時，不斷出現的這一情景一再令我聯想起小時候年年看、月月看、天天看的《紅燈記》和劇中同樣這一身打扮、一盞紅燈的李玉和。不過與李玉和的堅決鬥爭相比，王學圻飾演的這位站長只知忍讓，最終難逃悲劇性的下場。
對於日本鬼子的殘忍和日本侵略者明知死者死於自殺還要誣陷善良的中國平民並瘋狂報復的陰暗心理都給予了充分的揭露，但是以站長為代表的善良的中國平民百姓一忍再忍，也是戰爭悲劇的重要根源之一。中國革命的事實證明，不反抗只能做亡國奴。不像李玉和那樣死得重於泰山，也會像王學圻飾演的這位站長一樣死得輕如鴻毛。
今天恰逢“九一八”70周年紀念日，據說《葵花劫》也要選擇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全線上映。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雖然處在和平年代，大多數日本人並沒有像東史郎一樣懺悔，從文部省修改教科書到政要參拜靖國神社，日本軍國主義正在死灰復燃。面對這種形勢，我們不應提倡《葵花劫》里中國平民百姓善良的忍讓，更不能自作多情地用我們的文藝作品替日本人道歉。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可惜《葵花劫》里的站長們沒有聽過這首歌。他們用鮮血和悲劇昭示著這樣一個道理：面對侵略者的兇殘，不像李玉和那樣起來“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就只能像《葵花劫》中的站長們那樣做國破家亡的奴隸。這大概也正是《葵花劫》這部影片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紀念日里上映的積極意義吧！
《北京青年報》 2001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