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訊

在中國古代的司法審判中，用刑具對受審的人進行肉體折磨，以此強取口供作為定罪的證據，即為刑訊。奴隸社會時期，例如西周、春秋，未發現刑訊的史料。但秦朝的刑訊即榜掠已經比較明確，刑訊最早入律就在秦朝。李斯就是被趙高用榜掠逼供被迫認罪的。到了漢代，刑訊已經制度化。

秦漢時期

規定，如果審判時，被告經常推翻口供，拒不認罪的，就可以使用刑訊。但使用什麼刑具，具體如何用刑，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完全由審判官來決定，這就為司法專橫與腐敗提供了可能。漢代就有人感慨說，用刑訊問口供，什麼樣的口供都能得到。

魏晉南北朝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刑訊的弊端得到一些抑制，統治階層提出了依法刑訊的主張，對於刑訊的刑具和規格都做了規定。北魏時還規定禁止對五十歲以上的人施加刑訊，這和秦漢相比，有了很大進步。但在實踐中也經常遭到破壞，沒有嚴格地得到執行。

唐朝

唐朝時，刑訊制度基本法制化，唐律規定，官僚貴族和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的人，還有殘疾人和孕婦可以免於刑訊。如果需要刑訊，要兩個以上的司法官在場，而且不許超過三次，總數不得超過二百，還要根據案情輕重選擇使用不同的刑具。受刑部位也限制在腿肚、臀部、背部。如果違法刑訊，要受到笞三十到徒二年的處罰。唐朝之後的宋元明清都繼承了唐朝的刑訊制度。為了防止法外刑訊激起民眾反抗，皇帝中有的頒布詔書，嚴禁非法刑訊，並對違法官吏處以重刑。

但是，封建社會的皇帝自己也經常使用法外酷刑來處罰大臣，所以法律裡邊所規定的刑訊制度也經常被破壞。武則天時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她重用的酷吏來俊臣、周興等人就用自己發明的酷刑來折磨犯人，逼供定罪。明朝的魏忠賢也對東林黨人使用多種酷刑，明清時期還對婦女使用一種叫拶指的酷刑。

封建時期的法官為了投機取巧，就利用法律對刑訊的規定，逼供定罪，而不是認真分析疑難案件的案情，秉公斷罪。只要犯人招供畫押，就等於是得到了定罪的證據。封建時期的這種對刑訊合法的規定，是歷代刑訊泛濫的根源。

《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載：“治獄，能以書從跡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為上，笞掠為下，有恐為敗”，大意是說，審理案件，能根據記錄的口供進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察得犯人的真情，是上策，施行拷打以取得真情的，是下策，這是因擔心屈打成招造成錯案。又說，凡審問案件，必須先聽完口供並加記錄，使受訊者各自陳述。雖然明知他是在說謊，也不要馬上反問。供詞記錄完畢而問題尚未交代清楚，於是對應加訊問的問題進行訊問。再把供詞記錄下來，再看有無沒交代清楚的問題，再繼續訊問，直到犯人詞窮。對多次說謊還改變口供，拒不服罪的，依法律應當拷打的，就施行拷打。拷打時必須記錄：因某人多次改變口供，無從辯解，拷打了某人。

“其律當笞掠者”，是說按照法律的規定，應當刑訊的才可以刑訊。可以想見，何種情形可以笞掠，以及笞掠的刑具、笞打的數量、程度，都應有具體的規定。可惜秦簡中沒有具體的條文可查了。儘管如此，“笞掠”作為審判的一種合法手段，是被法律加以確認的。在秦代，刑訊不僅施用於一般案件當事人，還施用於高級官吏，這一點與儒家主張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大異其旨的。《史記》載：趙高誣陷李斯謀反，將李斯關進監獄，並“榜掠千餘”，使他“不勝痛，自誣服”。漢承秦制，其中也包括刑訊。《史記》載，劉邦對貫高“榜掠數千”，打得他“身無完者”。西漢初像法家一樣主張“刑無等級”，當時的刑訊曾使位尊的大臣感到惶恐。大將軍周勃被誣謀反下獄，后被平反釋放。他說：“吾曾將百萬兵，而今始知獄吏之貴也”。東漢也是“掠拷多酷，慘苦無極”。至魏晉南北朝時，刑訊逐步規範化。如北魏規定，對年滿五十以上者不得刑訊，體弱者可酌減，而且對拷打用的刑具尺寸和拷打的數量都作了限定。唐代對刑訊的限制較嚴，官吏非法刑訊要嚴加懲處。《唐律疏議·斷獄律·訊囚察辭理》：“諸應訊囚者，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覆參驗。猶未能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違者杖六十。若贓狀露驗，理不可疑，雖不承引，即據狀斷之”；《拷囚不得過度》：“諸拷囚不得過三度，數總不得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拷滿不承，取保放之。若拷過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杖數過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但實際上這些規定得不到真正遵守。非法刑訊、法外施暴的現象層出不窮，合法的刑訊僅成例外。至於周興、索元禮、來俊臣那樣的酷吏，更是想出各種酷刑手段製造冤獄。明代法外用刑更為慘烈，直至清朝，非法刑訊依然盛行不已。大體而言，中國古代的刑訊是和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的官僚政體共生共存的。早在西周春秋時代，刑訊即使存在過，也遠沒有形成一種制度。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西周春秋的審判實行的是貴族共審制，即由五名貴族共同審斷案件。如《訓銘》載：審問案件時，有伯楊父、格、嗇、謙五位貴族組成“合議庭”共審。其次，西周春秋的審判是論辯式的，即當事人均到庭，就爭訟當面訴辯。《左傳·襄公十年》載王叔與伯輿之訟，《左傳·昭公七年》載章華宮吏與芋尹無宇之訟，雙方均到庭訴辯。這種審判方式即《尚書·呂刑》所謂“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即原告被告均應到庭，法官居中審判。這種審判方式是原被告之間衝突，法官觀戰，因此就杜絕了法官斥令打手去刑訊一方當事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三，西周春秋的審判是注重證據的。《尚書·呂刑》所謂“師聽五辭”，“五辭”即具有文字形式的訴訟材料，包括誓辭、起訴辭、答辯辭、證辭、判辭。《左傳·文公六年》載“董逋逃，由質要”，即處理走失的奴隸、牛、馬所有權而引起的爭訟，要以購買奴隸牛、馬對立的契券為憑證。綜上三點，西周春秋的審判是共審制、辯論式、注重證據的。因此在總體上杜絕了糾舉式審判，從而也就杜絕了刑訊的方式。秦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集權制王朝，其專制政體一直延續至清末。刑訊制度為什麼與封建專制制度同生共存，自有其歷史文化原因。

其一

在封建官僚政體之下，地方長官兼理審判，而且是行政長官一個人審判，刑名師爺只是個專業顧問。案子如何審理，全靠長官一人定奪。審判事務處理得優劣，與地方長官的政績息息相關，並直接決定其升貶。審對了，理當如此；審錯了，就要丟烏紗帽。因此，在審判當中，地方長官的心態是十分緊張的，生怕把案子審錯，毀了前程。而最可靠、最令人放心因此也最能排斥他人非議的，莫過於讓被告人自己承認自己犯罪。於是，口供就成為了最有價值的東西。為了獲得口供，不惜採取刑罰的手段。一旦獲得了口供，就萬事大吉。

其二

地廣人眾，交通不便，獲取證據比較困難。原告提出訴求，卻舉不出相應的證據，按理應駁回其起訴。但這樣一來，民眾就會嘲笑長官無能，斷獄無方。如果眾多案件長期破不了案，這位地方官的政績就成問題。當然歷史上也有不少聰明智慧的地方官，運用巧妙的方法，甚至扮作平民，私訪鄉里，獲取證據。但是地方長官兼理吏、戶、禮、兵、刑、工，不容得為一件案子耗費大量功夫，倒不如用刑訊迫人招供畫押來得簡便快捷。

其三

在封建社會，雖然儒家思想成為官方正宗學術，但實際上法家的思想影響更深。法家認為人都是“好利惡害”的，違法犯罪者更是如此，對這種人不要憐惜，要嚴刑酷罰。從而使犯了罪的人不敢再犯，使沒有犯過罪的人望而生畏。因此，一旦有人被指控違法犯罪，就要以有罪看待之。不招供，就是狡詐頑抗，就用刑訊威迫之。

其四

封建王朝是集權專制王朝，為了維護王朝的穩定，以確保其代代傳遞下去，必須有一套迅速有效的統治手段。朝廷當中如有大臣謀反，民間若有小民行竊，必須迅速破案，迅速處決，使天下臣民心懷恐懼。刑訊就是適應這種需要的好手段。刑訊作為酷刑的初期表演，足以使人不敢違法犯罪，不敢不軌，時時處在恐懼之中。在王朝的穩定統治面前，在千百萬官僚的既得利益面前，搞些冤假錯案，傷些無辜善良都算不得什麼，因其換來的是王朝和官僚隊伍的安寧。

其五

我國封建社會雖標榜孔孟的“仁德”、“愛民”之類，但這種政治倫理理想，一方面在官僚們日常瑣碎的政務當中顯得黯然失色，另一方面又因為缺少宗教信仰的支持而顯得毫無生氣。南宋時，不少官僚受佛教“因果報應”、“六世輪迴”之說的影響，對囚徒每存善念，對罪犯每施寬貸，以求來世善報，從而受到朱熹的嚴厲批評。我國古來有種觀念，只愛其祖，親其族類，不及其他。又有華夷之辨，視四邊之族為異類。這種藐視人格的冰冷心態，正是酷刑和刑訊得以存在的民族心理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