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社會學

(sociology of knowledge)

知識社會學的產生和發展，是社會學本身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社會學轉向研究意識形態的發展與社會文化的聯繫的結果。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后，出現了社會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危機，一些社會學家轉而研究人類歷史的不同時期、不同種族和民族的思想、意識、精神的發展，研究各種思想、意識形態的發展與社會文化的聯繫。這種研究最初可見於社會學家M.韋伯論宗教與社會現象的關係、W.桑巴特論資本主義發展與社會現象的聯繫。

在《社會學與世界觀》（1923～1924）、《知識社會學的嘗試》、《知識方式與社會》(1926)等著作中，論述了知識或思想與社會生活的關係。他把知識劃分為解脫的、教養的、事業的 3種類型，認為知識或思想都是社會生活的產物，要研究它的產生和發展，就應分析它與社會群體之間的聯繫，說明何種社會群體產生何種思想、某種思想為什麼得以發展。

是繼舍勒之後對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貢獻最大的人物之一。他著有《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導論》（1929）、《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1940)、《知識社會學論文集》(1952)等。他強調要研究思想史上各種變動著的觀念、知識對於思想發展的影響和作用。他分析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的官僚保守主義、歷史保守主義、自由民主思想、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五種政治思潮，認為這些都是在不同社會群體生活實踐中產生的思想或知識，是社會群體歷史經驗的集合。社會群體的生活形式不同，對世界的認識和解釋也不同，但作為知識或思想都有共同的假定。曼海姆認為，知識社會學的任務就是對思想的形成、發展、變化及各種觀念的相互依賴關係進行有控制的經驗研究，找出意識形態與社會群體的聯繫，然後由經驗研究上升到認識論高度，探討思想意識反映社會存在的真實程度，確定思想意識與社會存在的關係及其結構，建立起檢驗知識或思想的正確標準。他所說的社會存在，主要指知識或思想以外的其他社會文化因素，包括階級、社會地位、職業群體、代際關係、生產方式、權力結構、歷史情境、競爭、衝突、流動，以及價值觀、世界觀、社會思潮、時代精神、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等。

是知識或思想存在的基礎、知識或思想存在的形態和存在的關係。當代知識社會學的發展，愈來愈走向經驗研究，主要是研究知識的生產、儲存、傳播和應用。當代大規模的知識生產和傳播，造成一種知識密集的社會。社會學愈來愈重視知識在社會發展、變遷中的地位和作用，並涉及知識或思想在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等一系列問題。

÷知識社會學是一門研究知識與社會之關係的科學。它既是社會學中的一支，又是認識論的一部分。作為認識論的一部分，它專門研究知識或思想所受社會條件的制約。就歷史發展的角度說，知識社會學主要是德國思想家的貢獻。如果將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舍勒1924年出版的《知識社會學問題》、1926年出版的《知識形式與社會》視為該學科的奠基性著作，則知識社會學在西方至少已有近80年的歷史。

最早把西方的知識社會學介紹到中國來的人，據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是當時燕京大學教授李安宅（1900—1985）及其老師張東蓀（1886—1973）。李安宅以《孟漢論知識社會學》為題，把德國學者曼海姆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引論》一書的第五編，從英文本翻譯成中文，發表在1938年6月燕京大學出版的《社會學界》第十卷上。這篇譯文後來又出了單行本，書名叫《知識社會學》（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同時“附錄”張東蓀的《思想言語與文化》。該書不僅認為知識社會學是“包括一種體大思精的系統，代表一個嶄新的領域”，而且在當時就已經意識到“知識社會學的觀點”也許可以作為中國努力建設社會史、社會思想史的“指南針”（《知識社會學》，“譯者弁言”2—3頁）。

張東蓀的文章對知識社會學有介紹，但主要的目標是通過批評“孟漢底體系”而創建中國人自己的第一種“知識社會學”。所以，張東蓀既是知識社會學的引進者，又是中國“知識社會學”的創建者。他的《思想言語與文化》一文，表達的就是一種完整的“知識社會學”。其中心是證明“概念的知識”亦即“解釋的知識”（包括政治思想、社會思想、道德見解、哲學思想、宗教理論、物理學等）是受到文化的左右，跟著文化走的。換言之，思想是受“社會情況”左右的，此“社會情況”既包括社會上無形或有形的勢力，亦包括“很遙遠的社會影響”之“暗中支配”。此種“遙遠的影響”即是所謂“文化”。他以為西方人把自己的知識視為人類普遍的知識加以論究是不對的，因為西方人的知識僅是人類知識之一種。西方人的知識之外，還有其他類型的知識存在。這就是“從社會學的研究知識”所得到的結果。

這是知識社會學在中國的一步重要進展。第二步進展也是張東蓀完成的，就是從知識社會學過渡到獨立知識論，同時承認人類知識所受的三種限制：知識社會學所發現的“社會學的限制”；康德所發現的“生物學的限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所發現的“心理學的限制”。承認三種限制而非一種限制，表明張東蓀已經從知識社會學的觀點中走出來，踏上了獨立知識論的道路。隨著《知識與文化》、《思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三書的出版，張東蓀以建立“獨立知識論”為主要目標的哲學體系最後完成，至此“知識社會學”被融入到“獨立知識論”中。第三步進展表現在應用方面，就是以“知識社會學”為立足點解釋哲學以及哲學家的使命。這一步也是張東蓀完成的。他認為，從社會學的觀點看，有了文化的需要，就會有理論、哲學；理論的產生是基於文化、社會的要求，時代、要求一變，真理也就跟著變了，以前的真理便不再是現在的真理；哲學既是文化的產物，則文化到了不能不變的時候，哲學家就應該站出來做思想領導，“產生新的哲學家”（張東蓀《哲學是什麼？哲學家應該做什麼？》，《時與文》（周刊）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1949年以後，知識社會學在中國，在介紹方面有一些進展，但在自創方面進展緩慢。

通過考察知識社會學在中國進展的過程，可以得到三點教訓：第一，就西方哲學史的角度說，知識社會學的產生與興盛是以知識之重要性的日益提升為背景的，所以必須加強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與自創；第二，就中國哲學史的角度說，知識社會學的介紹與自創是中國現代哲學史的一項重要內容，值得認真研究與總結，這也許會成為打開中國現代哲學之寶庫的一把鑰匙；第三，就現實角度說，中國正逐漸步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開始在社會中佔據中心地位，研究知識與社會的關係正成為中國學者的義務與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