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癭壺

又稱龔春，明朝正德年間宜興人，原是一個吳姓顯官的家童。據《宜興縣誌》記載：“明代正德年間（一五O四年至一五二一年）提學副使吳頤山攜帶書童供春，讀書於湖父金沙寺中”。《陽羨名陶錄》說：“供春，學憲吳頤山家童也，頤山讀書金沙寺中，春給使之暇，窺訪老僧匠心，亦陶細土為坯……今傳世者，栗色暗暗，如古如鐵，敦龐周正，允稱神明垂則矣”。當時供春伺候主人吳頤山住在金沙寺里，見一老僧善制茶壺，技藝很高，就私下跟老僧學藝，把寺旁的大銀杏樹的樹癭作為壺身的表面花紋，捏成幾把茶壺。因沒有工具，他便借用一把茶匙用來挖空胎身，並用手指按平胎面。因此，他的茶壺燒成后就有“指螺紋隱現可見”。反而顯得古秀可愛，如三代銅器。由於供春聰明好學和刻苦實踐，不消幾年一笏。可見供春壺的工藝成就和當時的社會聲望。清代吳騫編《陽羨名陶錄》一書里，對砂壺搜羅極廣，記載詳盡，可是單單缺少供春壺，吳氏以未曾親眼見過供春為終身遺憾。稍後的張叔未自詡為陶壺鑒賞家，平生看到過不少砂壺，但在他的《清儀閣雜詠》中，也自命福薄，沒有看到過供春壺。甚至還感慨地說：“這個瑰寶，世間已經不復存在了。”現在世人對供春壺持否定觀點的根據有二，一是在明代萬曆年間就有仿供春壺者，到清末民國初年仿者甚多。二是受張叔未的《清儀閣雜詠》思想影響。

創造了“斫木為模”、“削竹為刀”等制壺器具，奠定了砂壺生產專業化和藝術化的基礎，有“中國第一砂壺”美稱。

儲南強，宜興人，在民國時期曾經擔任江蘇省陶業學校的董事，對故鄉的文物十分重視，對名壺特別寵愛，曾不惜代價搜求和考證這把樹癭式的供春壺，寫下了幾萬字的考證文章。

一九二七年，儲南強在蘇州一家地攤上無意中發現了一把砂壺，見造型奇特，壺表面儘管落灰骯髒，仍不失其古意。擺攤子的主人卻把它當作廢銅爛鐵，滿不在乎地擺在一邊。儲先生見了好奇地拿起一瞧，壺把下的款式赫然是“供春”二字，壺蓋是由後來的制壺名手黃玉鱗配製的。這一發現使儲先生大為驚喜，即與攤主商量買了回來。儲先生奇遇供春壺當然如獲珍寶，慶幸不已。他為了考證這把突然發現的供春壺來歷，鑒定他的偽真，著實花費了一番功夫。首先親自再去蘇州向地攤主人了解壺的來歷，攤主說是從紹興傳叔和家裡流傳出來的，儲先生又趕到紹興傳家了解，傳家以前曾經是西蠡費念慈所有。費氏又說是在他以前一度曾是吳大徵收藏的。在吳家此壺沒有蓋，是吳大徵請黃玉麟配蓋的。吳說他得之於另一收藏家沈鈞如。沈之前出於何人已渺不可考。這把供春壺的來歷竟是如此曲折，而儲先生的考證毅力也確實驚人。

儲先生對於供春壺的考證東奔西忙，各地社會名流也隨而聞之，一九二七年時值本世紀即將掀起的第一個鑒賞砂壺高峰，所以收藏家、欣賞者不斷湧來，均想先睹為快，包括外國洋人，不但想開眼福，而且還想佔為己有。其中杭州的著名畫家黃賓虹在欣賞供春壺時提出了一點意見，他認為供春壺的壺身既然以銀杏樹癭為藍本，那麼黃玉麟配製的壺蓋也應該是樹癭的形狀，然而黃玉麟沒有理解這一點，卻配上了北瓜的蒂柄，此之謂“張冠李戴”。儲先生認為有理，就請當時的制壺名手裴石民重做一個樹癭式的壺蓋，並在壺蓋止口外沿刻上兩行隸書，有黃賓虹銘文。文曰：“作壺者供春，誤為瓜者玉麟，五百年後黃賓虹識為癭，英人以二萬金易之而來”，是指當時英國皇家博物館派人來商量，希望儲先生出讓供春壺，代價是二萬美元。儲先生沒有答應。以後日本收藏家曾幾次想搜取這把供春壺，如本人對中國的砂壺非常注意，在一八七四年日本的奧藍田先生曾編著一部《茗壺圖錄》，所搜羅宜興的砂壺比《陽羨名陶錄》還要豐富。日本人也久聞供春壺的大名，曾派專人找到儲南強先生，表示願意高價收買供春壺。儲先生沒有願意，而且為了免於糾纏和發生意外，他索性躲到深山別墅，避而不見。這樣才保住了這把勝於金玉的樹癭式供春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