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者

《寄居者》的故事發生在抗戰期間的上海。1939年，女主人公May愛上了一名剛剛逃到中國的猶太男子彼得。約瑟夫·梅辛格的“終極解決方案”就要實施，為了讓愛人去美國，May臨時抓了個救星——一位美國青年做自己的情人。最後，May用彼得的錢贖救了情人，用情人的護照讓彼得脫險。同時，她以毀掉對愛情的原始理解和信念的方式，實現了愛情。

嚴歌苓接受採訪時說，《寄居者》的故事原型來自柏林牆一個展覽館里的故事。

1993年，嚴歌苓和先生去柏林旅遊，發現柏林牆一個展覽館里“陳列”著很多故事。“有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小夥子跟一個女孩子在東柏林訂了婚，小夥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愛著他的未婚妻。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他在歐洲見到一個女孩子，非常像他的未婚妻，他就勾引了她，把她帶到東柏林，偷了她的護照，讓他的未婚妻假冒那個歐洲女孩，用歐洲女孩的護照過了關。”

這個故事中人性的東西讓嚴歌苓念念不忘，但她一直沒找到合適的機會把它寫出來。1999年的時候，她跟陳沖對猶太難民在二戰期間被上海接納的事件非常感興趣，“我們做了一階段的資料研究，但苦於找不到一個比較集中的故事來反映。一直到前年，我突然想到，可以借用柏林的故事來作為串聯大背景。”於是她借用了這個故事來作《寄居者》串聯的大背景，只是把主人公變成了一個中國女孩。

May

作為小說的主人公May，她是寄居者，“有寄居者的身份認同危機感”、漂泊感、失落感和孤獨感。她說，“遷移和寄居是人類悲慘生存現象之一”，“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孤單。我是個在哪裡都熔化不了的個體，我是個永遠的、徹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裡都住不定，到了美國想中國，到了中國也安分不下來”。她又是個年輕、熱情、有個性、好任性的少女。在那日據孤島上海險惡、壓抑的環境下，她為個人的獨立自由，離家出走；她並不關心政治，可有一個普通善良人的同情心和正義感，上海的抗日運動，撒傳單、救傷員、送醫藥、通風報信等她都沾上了邊，甚至還坐了班房挨了打，她被人稱之為“非自覺的抗日分子”。而她最熱衷的還是戀愛。她以為“對於我們那個年紀的男女，可以沒有麵包但不能沒有戀愛”，“什麼都擋不住戀愛，飢餓、前途渺茫都擋不住”。她和猶太難民彼得在招聘鋼琴老師的演奏會上可說是一見鍾情，之後，他們就如膠似漆、形影相隨了。

然而，當時的上海絕非久留之地，對猶太難民的“終極解決”在即，她總想設法與彼得一起逃亡，並為此還親自去了趟美國。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她見到了一個和彼得長得十分相像的也是猶太人的傑克布。她竟然冒出一個“缺德”的想法：引誘傑克布去中國，然後偷了他的美國護照，讓彼得冒名頂替與她一起逃往美國。儘管她對此一直懷有負罪感，可還是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地順利進行。最後，彼得終於“登上了自由女神身後的新大陸”，而她卻“把真實的我留在了岸上”。這戲劇性的轉折，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岸上有我愛吃的小館子，我愛閑逛的寄賣店和小鋪，有愛說我閑話的鄰居，還有我的真誠、熱情、惡習和壞名聲。最重要的是，岸上有個灰色地帶，那兒藏著傑克布·艾德勒”。May就是這樣一個既單純又複雜、矛盾重重的小女人。

彼得

彼得是猶太人，被迫流亡到上海。“彼得是個容易引起女人注意的男人，寬肩細腰，明眸皓齒”，“這是個帶些貴氣模樣的人。”他是醫生，還富有藝術才華，彈得一手好鋼琴，可天生是個猶太商人的坯子，做事勤快精細，力求完美，也唯利是圖，謹慎小氣，只要能賺錢，什麼都干。私販醫藥，囤糧欺市，還偷偷給抗日傷員看病做手術。就是在“兩隻槍口對著他，也不妨礙他撈一筆”。

傑克布

傑克布也是猶太人，為愛情也為躲債被引誘到上海。傑克布雖然外貌與彼得十分相像，性格卻完全不同。表面看去，他不修邊幅，玩世不恭，賭過錢，鬧過事，可他有自己的是非標準、道德底線。剛到上海，見黃包車拉人，他堅決不坐，認為把人當馬這是非人化的欺辱。他目睹日軍的種種暴行，毅然主動地加入到反日的地下鬥爭中去。他被捕、遭毒刑、破相貌，仍十分樂觀、義無反顧地堅持下去。他是被May引誘來的，儘管他與她的弄假成真的戀情最終未能成為夫妻，可他卻能在這上海黑暗殘酷的孤島上，“自我發現，自我成全”，做了一個成功的大男子漢。

作品主題

《寄居者》在延承以往創作主題與風格的基礎上，將視野深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大規模的種族迫害和族群逃亡的巨大災難，從女性視角出發，圍繞著一個“異族三角戀”的故事，展示了身份、文化、歷史、宗教、民族與人性錯綜複雜的糾纏，對當代移民文學特別是女性文學研究，具有新的啟示意義。

在小說中，作者有意識地將長期作為“寄居者”的猶太民族與十九世紀末來到美國創業的中國人的境遇兩相比照，他們的堅韌與刻苦，他們所遭受的歧視與迫害，他們艱難的身份認同。在小說中，彼得一家被迫離開維也納時，他的父親說上海太遠了，她的母親反問道：“離哪裡太遠？”——這無疑是對於不斷漂泊的寄居者最錐心的一問，也表達作者本人對於“寄居者”生存狀態的諸多思考。

而小說中更錐心也更深遠的追問則來自干由寄居者所遭受的歧視而引發的更廣泛意義上的對於歧視與迫害的追問。在當時的美國，有不同種族之間的歧視環鏈，在當時的上海，有“九教二十七流”，旅居的外國人有他們的歧視階梯，而中國人之間也有彼此的歧視階梯，身為寄居者的被歧視者只是其中的一環，在對他人的歧視上，他們並不無辜。正是這樣的一種追問，把我們從小說里的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里、從那個蕩氣迴腸的愛情故事中推出來，推向了更複雜、更深廣也更具現實意義的思考。

藝術特色

動感的敘述語言

且看她寫當年的上海：“成千上萬輛馬桶車走出縱橫交錯的里弄，走過大街小街，在路面上留下一滴滴濃稠的黃色液體。馬桶車向裴倫路的糞碼頭彙集，如同好東西一樣給仔細上船，順著臭墨汁一樣的蘇州河走去。河邊擠滿烏篷船，所有沒錢住陸地的人都在甲板上晃悠悠地吃、住、生、死，在水裡晃悠悠地洗涮，飲用，排泄。”再看看她初次見到的傑克布：“他個子比彼得矮，身材勻稱緊湊，後來發現他愛玩水球，也愛玩跨欄。他對什麼都只是玩玩，什麼都能玩兩下。他的面孔很少有定在那裡給你好好審視的時候。一秒鐘的一本正經，他馬上就會擠一下眼，或鼓一鼓腮，把一本正經的表情攪亂掉。”這種動感的敘述語言，使人們對環境、事件、人物猶感鮮活生動，印象深刻。

畫龍點睛的英文

作者以主人公的身份，在自我敘述中，恰到好處地插入了一些英文的關鍵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畫龍點睛的作用。如“Pop”這個詞，主人公解釋說，“‘閃回’這詞不如英文‘Pop’，十分動感，帶有聲響，並帶有爆破力”。又如“self—loathing”，十分準確恰當地表現了主人公當時“自暴自棄后的自我厭惡，自己噁心自己”的心情和感覺。再有如“shut up”“darling”等詞語的運用都有異曲同工之妙。這裡可不是“假洋鬼子”的“洋涇浜”，倒是寄居者們通用的語言，表現出了他們在語言上的困惑和無奈。

女性性別的異化

“性別”作為一種角度和立場，包括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社會性別更多的將著重點放在女性作為社會文化的存在主體時所扮演的角色性徵，當女性的生理性徵與社會角色性徵二者之間存在矛盾的時候，女性的性別就會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人格分裂式的異化。在《寄居者》中，作為女性的、上流階層的May，當她扮演鋼琴女郎和家庭教師的角色時，她的象徵主要是社會意義上的，因為鋼琴女郎與家庭教師都是她抗擊束縛與壓抑的一種工具，而身著能“勾起男人慾望”的旗袍、參加雞尾酒會、和男朋友在酒吧喝得大醉、抓住每一個機會享受浪漫的May，才是她最真實的性別。

2016年，電影《寄居者》根據著名作家嚴歌苓的原著小說改編，被業內稱為“華裔第一女編劇”的當代著名作家嚴歌苓，已有多部作品被搬上大銀幕，其小說和劇本曾獲多項國際大獎，而她的中文小說，也幾乎囊括所有華語文學類大獎。

北京晨報第一屆首席記者佟彤：“這個《寄居者》不性感，或者說，它令我感到的是更多的母性。”

故事結局在愛情的部分出人意料，令人嘆惋。（中國網評）

嚴歌苓的小說既有女人的細膩感性，又有男性的氣勢和胸襟並且她從來不忘記要好好地講故事。

——姜文

我從來不驚訝嚴歌苓會不斷以全新的語言，敘述全新的故事使我驚訝的是，她總能存這樣一個全新全異的故事中，給我們一份全新的見解，一份全新的人生髮現。

——陳沖

她的小說是含情脈脈的，又是筆墨張揚的。她的小說中滯在的，或是隱形的一個關於自由的概念，特別引人注目，那就是個人自由她的人物都在一個計較嚴峻的環境中問出現，尖銳嚴峻的生活狀態跟她描寫的人物性格發生特別劇烈的衝撞。

——陳凱歌

文字在嚴歌苓手上，爐火純青出神入化，她意念動處文字也隨之起舞，任何一瞬都是絕好的意象圖畫。

——麥琪

我以為中國文壇要非常認真地對待嚴歌苓的寫作，這是漢語寫作難得的精彩？她的小說藝術實在爐火純青，那種內在節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她的作思想豐厚，她筆下的二戰，寫出戰爭暴力對人的傷害，生命經歷的磨礪被她寫得如此深切而又純凈。

——陳曉明

編輯推薦

在嚴歌苓的諸多著作中，《寄居者》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書中有亞洲人、歐洲人、美洲人，在血淋淋的戰爭年代里，沒有人能逃脫寄居的命運。大上海，小世界--愛情與信仰，忠誠與背叛，對自我的追尋與迷失，都在其中。這部小說是嚴歌苓在題材、寫作手法和女性角色塑造上又一次新鮮而成功的嘗試。這就是一部中國版《辛德勒的名單》+《亂世佳人》。

嚴歌苓創作《寄居者》的靈感源於柏林牆，“生活中精彩的故事往往超過我們的想象。依我看，刻意去找戲劇性和刻意避開戲劇性一樣，都沒有必要。1993年，我和我先生去柏林旅遊時，參觀了從東柏林穿越柏林牆，逃亡西柏林的故事。許許多多人的故事都寫在柏林牆的一個展覽館。有一個故事簡直就像一篇小說，說的是一位小夥子跟一個姑娘在東柏林訂了婚，小夥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愛著他的未婚妻，在幾年後還無法忘懷她。一次，他在歐洲見到一位姑娘，非常像他的未婚妻，他就勾引了她，把她帶到東柏林，偷了她的護照，讓他的未婚妻假冒那個歐洲女孩，用歐洲女孩的護照過了關口。”在小說里，嚴歌苓把主人公變成了一個中國女孩。

《寄居者》故事發生在1942年的上海，會讓人忍不住將嚴歌苓與善於描寫上海的張愛玲進行比較，然而“我怎麼可能和張愛玲像呢？她的上海也不是我的上海。我的上海比較臟、臭，比較像地獄，特別是在我寫的那個時期。”

為了創作《寄居者》，嚴歌苓讀了十多本有關那個年代猶太人在上海的作品，還專門從老一代人那裡了解細節，比如什麼牌子的香水，什麼裁縫店，什麼舞廳，什麼牌子的風衣大衣等等。嚴歌苓說：“做史料研究是小說家的日常工作。我總是在為下一部作品或者可能寫的作品查資料，做採訪。一部這樣的小說需要的準備時間往往是幾年。”

嚴歌苓，享譽世界文壇的華人作家，是海外華人作家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以中、英雙語創作小說，是中國少數多產、高質、涉獵度廣泛的作家。其作品無論是對於東、西方文化魅力的獨特闡釋，還是對社會底層人物、邊緣人物的關懷以及對歷史的重新評價，都折射出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識等。代表作品：《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赴宴者》、《陸犯焉識》、《一個女人的史詩》、《扶桑》、《穗子物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