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羅斯曼

瓦西里·謝苗諾維奇·格羅斯曼（Василий Семен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1905.12.12-1964.9.14）一九〇五年生於受猶太文化影響極深的烏克蘭的別爾季切夫，母親為猶太人。一九二九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數學物理系。畢業後來到著名的頓巴斯礦區任工程師。一九三二年他將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格柳卡烏夫》寄給高爾基，徵求大師意見。很快便收到高爾基的回信，高爾基指出，他必須克服描寫頓巴斯礦工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自然主義，刪除多餘的話，更合理地組織素材。

格羅斯曼花費一年工夫進行修改，一九三四年這部中篇小說在《文學頓巴斯》上發表。同年，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在別爾季切夫城》在《文學報》上發表，高爾基讀到后，邀他見面，這次會面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今後的生活道路。

隨後，格羅斯曼一連發表了幾部短篇小說集《幸福》(一九三五)、《四天》(一九三六)、《短篇集》(一九三七)和中篇《廚娘》(一九三七),可依然是名文壇小卒。四卷集長篇小說《斯捷潘·科爾丘金》(一九三七—一九四○)才使他一舉成名，躋身文壇。作品描寫青年工人斯捷潘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長過程。但這種題材和手法一般的作品，當時在蘇聯多如牛毛，算不得上品。

衛國戰爭期間，格羅斯曼作為《紅星報》軍事記者一直活躍於前線，寫作了《主突方向》、《特雷布林的地獄》等名篇。中篇《人民是不朽的》一九四二年發表在《紅星報》上，成為蘇聯戰爭文學的經典作品。從衛國戰爭期間到戰後初期，蘇聯作家創作了大量作品，謳歌蘇聯人民抗擊德國法西斯的英雄主義和大無畏精神。這些作品無疑給在戰爭中殊死搏鬥、保衛祖國和戰後在一片廢墟上重建家園的蘇聯軍民，起到了極大的鼓舞作用。包括《人民是不朽的》在內，這一時期戰爭文學的最大特點，是對愛國主義、民族精神、英雄主義的張揚，充滿萬眾一心戰勝德國法西斯的堅定信念和陽剛之氣。這既體現了面對滅絕人性的兇惡敵人和國破家亡的嚴峻局面，文學家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同時，也是那個時代政治、軍事、社會複雜背景下文藝政策所使然。

一九四三年，格羅斯曼開始構思並創作描寫斯大林格勒戰役的長篇兩部曲，第一部《為了正義的事業》於一九五二年在《新世界》第四期上發表，歷時九年。這時世事發生了許多變化，戰爭文學亦不例外。四十至五十年代初的戰爭文學，單憑驚天動地的英雄事迹，便能滿足浴血奮戰、獲得解放並沉浸在勝利歡樂中的大眾感情自噴和時代需要的話，那麼此時的讀者開始了對戰爭的反思，他們要求了解戰爭的真實，人民所受苦難的真實，人們心靈所受創傷的真實。

在《為了正義的事業》中，展示了驚心動魄的斯大林格勒車站防禦戰，一個營的戰士血戰到最後一人，無人動搖、退卻和生還。作品還描寫希特勒空軍對斯大林格勒瘋狂的八月轟炸和保衛城市的紅軍戰士、工人民兵、全體居民的堅韌不拔和悲慘命運。作品一經發表，立刻受到好評和讚賞。同年七月烏克蘭詩人巴讓去信，向他表示誠摯的謝意，感謝他創作了這樣一部富有人性的、深邃的、不說恭維話的作品。一九五三年初，一位列寧格勒讀者給他寫信說，近十年沒有一部作品能像《為了正義的事業》那樣深深打動她的心。但對他的批判亦接踵而至，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三日，評論家布賓諾夫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批評小說“除了幾個章節外，完全是失敗的”,“蘇維埃人的形象在長篇中是蒼白的、順從的、沒有特色的”、“作者力圖證明，是平凡的人們建樹了不朽的功勛”,“缺乏對這次勝利的組織者黨的評價”。

同年三月，斯大林逝世后的第十九天，蘇作協理事會舉行會議，作協總書記法捷耶夫在題為《作家協會工作的某些問題》的報告中，嚴厲批評格羅斯曼的《為了正義的事業》宣揚“善惡循環的反動唯心主義哲學”和“無衝突論”。一九五四年，作品出書時，格羅斯曼不得不作了大量修改。但依舊難逃厄運。一九五六年以後，他的作品不準出版和再版。

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和對個人迷信的揭露，使蘇聯開始“解凍”氣候，亦使格羅斯曼產生再次通過文學作品來表達他重新形成的歷史哲學觀點的決心。因此，他著手創作的《生存與命運》,雖然是兩部曲的第二部，雖然作品的情節線索依然以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為主線，雖然《為了正義的事業》的主人公除了為國捐軀者，不少人物仍在小說世界中繼續生活和戰鬥，受著生存與命運的煎熬和撥弄，但作品無論從構思、觀念、手法到整體的思想藝術水平，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完成了一次飛躍，達到了新的高度。

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一年，格羅斯曼又花費八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了這部七十餘萬字的巨著。他惴惴不安地來到《旗》雜誌編輯部，把沉甸甸的手稿交給接待他的編輯，接著便是戰戰兢兢的等待。但即使是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即使是在許多“出格”作品紛紛破土而出的“解凍”氣候條件下，編輯部的編輯、主編們，讀了他的《生存與命運》還是大吃一驚，唯恐受到牽連和指控，急忙將全部手稿交到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就是克格勃。克格勃官員搜查了格羅斯曼所有與書稿有關的東西，甚至包括打字紙和打字色帶均被收繳，他的書也再次被禁。

格羅斯曼一病不起，他在病中給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寫了一封信，格羅斯曼未遭逮捕，但他卻在誠惶誠恐、揪心地等待赫魯曉夫的批複中度日如年。一九六四年，他因癌症在莫斯科溘然長逝，享年六十歲。

而在他死後的二十多年後的一九八八年,《生存與命運》這部長期被禁的作品終於在蘇聯出版，與讀者見面，並受到了廣泛的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