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亞歷克塞維奇·蒲寧

1870年俄歷10月23日，蒲寧生於俄國波羅納捷市的一個破落貴族家庭，祖上曾是顯赫的貴族。1873年，全家搬到他們置產的鄉村沃羅涅什鎮去生活。

1885年，開始寫詩，《鄉村乞丐》《難忘的晨光》發表於書評雜誌《祖國》。1887年，發表短篇小說集《在天涯》，引起評論界的注意。

1892年，在莫斯科大學讀書並出版第一部詩集《在露天下》，收集的都是作者善感、純摯而優美的抒情詩，有別於當時流行的實用主義寫法。

1893年，出版短篇小說《田間》，完成描述俄國農民悲慘境地的《塔尼卡》。

1895年，寄居聖彼得堡，與《知識》年報派往來密切。與契訶夫碰面，立即成為莫逆之交。1899年，與高爾基相識，參加知識出版社工作。

1900年，完成小說《安東諾夫的蘋果》。1901年，完成詩集《落葉》，並和新派詩人聯合以《天蠍星座》系列作品的名義出版。出版短篇小說《末日》《松樹》。

1903年，出版詩集《落葉》，獲得莫斯科學院的普希金獎。1904年，完成短篇小說《黑土》。

1909年，被選為俄羅斯科學院名譽院士。1910年，完成小說《鄉村》，頗受評論家重視，登上第一流作家之地位。

1911-1912年，蒲寧創作了一系列取材於農村生活的短篇小說，有《歡樂的庭院》《蟋蟀》《扎哈爾·沃羅比約夫》《莠草》《夜話》《一百零八》等。完成小說《乾旱的溪谷》，為其代表作之一。它揭露了俄國貴族精神腐敗和經濟衰落的社會面目。

1913年，完成小說《一個美好的生命》。1914年，完成小說《弟兄們》。1916年，完成短篇小說《來自舊金山的紳士》。這是項成功的嘗試，表現了他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憎惡。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避居克里米亞。1918年，完成小說《強壯的夢》。1920年，移居法國，繼續描寫黑暗的俄國，在當時流亡作家中頗受好評。

1923年，完成短篇小說《完了》。1924年，完成短篇小說《無盡的春天》。出版小說《米佳的愛情》。

1926年，完成回憶錄《不幸的日子》。次年完成小說《阿薩涅夫的生活》。1929年完成小說，《愛的文法》。

1930年，完成自傳體小說《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第一部。193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並完成小說《莉卡》。

1937年，著有關於列夫-托爾斯泰的哲理性文學論文《托爾斯泰的解放》。1938年，完成《幽暗的鄉間小徑》。

1939年，完成小說《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第二部。1943年，出版短篇小說集《幽暗的鄉間小徑》。

1949年，完成《林蔭幽徑及其他》。1951年，完成回憶錄《回憶錄與畫像》。1953年11月8日，流亡33年的蒲寧在巴黎病逝，終年83歲。1954年，《回憶錄與畫像》出版。

1889年春，蒲寧結識瓦里稚·帕先科—一位醫生的女兒，這是蒲寧的初戀，但是，沒過幾年（1892-1894）兩人便分手了。

1898年9月，蒲寧與一位僑居俄國的希臘革命家的女兒安娜·察克尼結婚。婚後在奧德薩住了一年半。但是，婚後兩人產生了矛盾。這樁婚姻隨著5歲的兒子尼古拉的夭折而結束。

1906年，蒲寧與維拉·尼古拉耶芙娜·穆羅姆采娃相識，兩人後結為夫婦。

1927年，蒲寧認識了年輕女作家加麗娜·庫茲涅佐娃，投入了另一場火熱而又痛苦的黃昏戀。這場戀愛令蒲寧煥發了青春，激發了他的創作熱情，但同時，也給他的妻子維拉·穆羅姆采娃帶來了極大的痛苦。最終，加麗娜·庫茲涅佐娃因忍受不了蒲寧專制而又充滿極強控制欲的愛情而離開了他，投入了其他人的懷抱。年逾古稀的蒲寧不能理解也不能原諒庫茲涅佐娃的背叛，他因此差點發瘋，變得暴躁易怒且憤世嫉俗，並和很多僑民作家交惡。忠實而善良的妻子維拉始終陪伴在他身邊，無微不至地照顧他直到他逝世。

蒲寧的小說雖然人物性格特徵有時比較模糊，缺少複雜尖銳的情節結構，但他的小說卻從來不缺乏對人性的張揚和對生命價值的高度尊重與關注。蒲寧小說具有的文化內涵使他的創作致力於人性的張揚和生命情懷的關注，使文本不僅成為文化的載體，同時使他的作品上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蒲寧不是哲學家，他的作品卻充滿人生的哲理。

蒲寧在列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等作家的直接影響下，對俄國處於歷史大變革前的社會生活，特別是農村生活作了真實而深刻的反映，他以嚴瑾的藝術創作態度抵禦了單純追求華麗詞藻的誘惑，從不粉飾目睹的一切，而是真實地予以反映，蘊涵著許多對祖國對人民的理性思考，對貧苦農民寄予了很大的同情。蒲寧的早期作品與契訶夫有著較為明顯的創作上的聯繫。尤其在其早期的短篇小說中，像契訶夫那樣，他以驚人的洞察力來觀察生活的全過程。然而，蒲寧對待生活矛盾的態度又不同於契訶夫，他總是力圖用人生的普遍規律，用生、死和愛交織在一起的悲劇性的普遍規律來解釋種種衝突。這樣一來，便把社會矛盾轉移到一個哲學的、“全人類”的領域中去了，愛情、生命、死亡等“永恆主題”成為蒲寧創作關注的重點。正是通過這種永恆主題，俄羅斯現實主義的傳統和文學發展的新趨勢在蒲寧的創作中得到了獨特的體現。

蒲寧的小說重視對“瞬間一永恆”模式愛情的捕捉與把握，以形式短暫的愛情來抵消無常生存的困頓與荒謬，以悲劇的力量震撼平凡、庸常的人性，以愛的“烈焰式”的激情宣揚一種至愛至美的理想。在愛情中，蒲寧找尋著人性的價值，通過對愛情的書寫，他達到了對於人存在本質與意義的拷問與洞察。在一個個悲歡離合的故事中，他在汲取著最為原始卻也最為美妙的純真的感情。在處理一系列情感的過程中，作家最為看重的是主人公之間超出倫理色彩的純粹的真情；而現實層面的道德探索則始終處於一種從屬的、次要的地位。在情與理、超世的真愛與現實的習俗面前，作家明顯是一個至情主義者。“然而與此同時，他又能寫出愛的偉大力量。對他說來，愛要比一般想象的要博大和豐富得多。”

古往今來，有無數讓人蕩氣迴腸的愛情故事被作家們詮釋得可歌可泣，可感可嘆，而在蒲寧的愛情小說世界里，走的卻是另外一條路，他沒有將胸懷與熱情投放在拯救俄羅斯民族未來、尋求革命道路以找到前進的方向上，他也沒有將悲傷的因子植入人心的最底處而去探討人性的惡的曲折變化，相反，他開闢了一條“幽暗的林間小徑”，獨自一人在走著自己的路，在“小徑”的兩邊，有歡樂也有悲傷，有甜蜜也有傷痛，有生有死，有恨有愛。一樣是描述著俄羅斯人民或者域外個體命運的起伏突變，一樣對於悲苦的人生懷揣著悲憫的至真至善的情懷，一樣注重於美好生命的花開花落，一樣傾聽並感受著底層民眾心底的曲折隱情，在通往抒寫生命、抵達拯救人類的最高目標的層面上，可以說蒲寧與以往的文學大家殊途同歸，與他們一起撐起了俄羅斯文學耀眼別緻的星空。

生與死在蒲寧筆下有著別樣的單純與質感，但也不僅僅是生的禮讚，生的悲歌或死的哀嘆。如《在巴黎》中那對剛結合的夫妻被死亡拆散，婦人將臉緊緊地貼著大衣，呼天搶地地坳哭上天憐憫憐憫她；《寒秋》中的女主人公一直在懷念著早逝的丈夫的囑託。在這些小說中，一方已經伴隨死亡永遠消失，一方仍舊艱難地在塵世上躊珊地活著。每個人的生命彷彿都在一種未知的狀態下存活著，在蒲寧看來，每個人的生命都如同大海上漂浮著的一葉扁舟，脆弱是它的本性，也許在不經意間，生命之舟便會被迎面趕來的航船或突襲而來的颶風給顛覆了。要想求得生命的絕對的安全和保障，那是不可能也不存在的虛無與想象。即使在蒲寧最早的作品中，那天真爛漫的童年往事中已含著哀痛與傷殘，如《塔妮卡》。生命因自身邏輯或者片刻輝煌，或者永難逾越習俗的那道高牆不得不領受生死的考驗，生活的縱橫裂隙在歲月中彌合，別樣的經歷與體驗卻不能揮去，缺憾仍在，傷殘猶存，比如《伊達》。

蒲寧不奢望能夠虛構出一些人們渴望的虛像，藉以了卻本來就困頓與疲憊的人生。他一生顛沛流離，在有生歲月里，他是最熱戀故土家園，最嚮往歸家的一個人。命運與時局偏偏使他的願望終究不能實現。在生存世界中，從少年時候開始，他便見識了很多的流血和普通個體的生老病死事件，而後來的飄零歲月更增添他人生旅途中無常與浮生若夢的意識。在個體“生”的一剎那，就註定了向“死”的一步步靠近，死亡對於蒲寧來說不僅是必然的，而且隨時都可能出現。所以在生之行板上，死亡是潛伏著的，生與死是緊密相連的。這樣，死亡就更加重了生之非理性與不可理喻性，而在生與死之間，唯有那有限的“愛”才能使活著的意義得到讓釋與拯救。在生死交織的這根鏈條上，惟有愛是永葆活力與長存的寶貴元素。他尋覓著一種方法藉以傳達他所發現的終極意義與想法，也是在這一層面上，蒲寧顯示出了他對於死亡的態度與超越：“可憐的人心便感到了快樂和安慰：世上沒有死，存在過經歷過的東西不會滅亡！只要我的心靈，我的愛，我的記憶活著，就不會有離別和失落。”在這樣的高度上，他實現了對於死亡的獨特理解與超越。

在蒲寧的愛情小說中，幾乎一直就只有一個主題—美好，越是美好，它就越脆弱，所以蒲寧愛情小說的結局多是死人，彷彿愛情的祭品。在他的小說中，不存在驚心動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主要以景物描寫、意識流連綴成篇，塑造了多類性格各異的人物形象。他筆下的女性形象，多是芙蓉般的蟀女和牡丹一樣的貴族女性，各有特色，各有千秋，表現了女性特有的柔美與堅毅。

在蒲寧的短篇小說中，人性的善惡、美醜的交織與衝突構築了人生的悲歡離合，人性的黑暗往往釀成了一樁樁命運的悲劇，而人性的光明又促使人在悲劇的痛苦中反思生命的軌跡，探求幸福的道路。如同蒲寧所說的，“幸福只給予懂得幸福的人”，也許悲傷與痛苦會迫使人思考幸福的涵義，不斷提出對幸福的追問。

自然描寫

蒲寧深受法國19世紀末葉高蹈派的影響，但他同時又反對先鋒派創作傾向而熱烈信奉普希金的浪漫主義詩歌傳統。在他的詩歌中，大都是讚美河山、謳歌散發清香的鄉村和遼闊的森林原野。他通過描繪自然風光來抒發心中的感受和聯想，表現出對往昔貴族地位的留戀和家業衰敗的惋惜，文筆生動細膩。

蒲寧繼承了俄羅斯文學傳統，但在描寫自然方面獨出心裁，不同於傳統文學描寫。自然深深吸引著蒲寧，在他的心中已刻上了深刻印記，在蒲寧看來，自然植物有著靈動性，他通過作品體現出內心的想法。

自然界的樹林在蒲寧筆下充滿著動感，有散著清新氣息的白色的樺樹、金色的陽光、顫動的光線、叮噹的馬鈴聲、鳴唱的小鳥等，蒲寧在描寫自然界的植物時，使用了生動形象的語言，閱讀這些作品會讓讀者在聽覺、視覺、觸覺方面有所感受。因此曾有人說蒲寧的作品己成為俄羅斯經典散文的範例，這是因為他在描寫俄羅斯的自然、人物、農民時表現出驚人的技巧，語言上具有精練、明快的特點，給人以音樂享受。在俄羅斯白樺樹是非常普通的一種樹木，蒲寧作品中經常提高白樺樹，並對白樺樹做細緻的描寫，在蒲寧筆下，有時候自樺樹會低聲吟唱，如《故園》中的輕風吹過，白樺樹葉就會竊竊私語，田野的風吹過，白樺樹葉就會沙沙作響等。有時候白樺樹光彩奪目，如《故園》中的白樺樹在太陽的照耀下，光禿禿的枝條也變成了銀白色，沐浴在晨曦中好像塗上了迷人的淡紫色，給人以遐想。蒲寧賦予白樺林不同的特徵，將白樺樹描繪得形神兼備，給人帶來極大的影響力。在蒲寧筆下“自然具有各種各樣的性格特徵，甚至是細微的特徵和典型鄉村生活所有的細節，蒲寧都事無巨細地一一展現。”白樺樹具有了靈性，宛如美麗的少女，在微風中輕輕細語，在和煦的陽光中美麗照人，蒲寧將白樺樹描寫的形神兼備，給予人們無限的遐想，蒲寧不僅描摹鄉村的自然景物，還大力描繪鄉村動物。在蒲寧筆下，燕子、獵狗己不再是簡單的動物，而是富有感情的存在，能和人們進行交流溝通，與人們和諧共處，充滿著靈性，這使蒲寧筆下的鄉土世界更富有感染力。

蒲寧喜歡對鄉村自然中的動物做人格化的描繪，賦予動物靈性，在蒲寧眼中，燕子是美人，這些美人在閃電般的飛翔，還發出幸福的聲音，有著粉紅色的胸脯，藍色的頭顱，都讓人感受到燕子的美，賦予燕子溫柔、可愛的靈性。在蒲寧看來，燕子是多情的俄羅斯少女，有著少女的靈性。俄羅斯人鍾情於馬，蒲寧也喜歡馬，他對馬觀察的很仔細。俄羅斯人鍾愛的馬是非常漂亮、壯實的，整天會用牙齒把燕麥磨成奶汁，摸一下它的臀部會讓人感覺快慰等。在他的筆下馬不僅僅是供人使喚的牲畜，己成為人類親密的朋友。所以在他的筆下，寒鴉也有了修女的模樣，它們相互依偎，被雪發出的五光十色的閃耀弄得眯起了眼睛等。在蒲寧眼中，動物是富有情感的，蒲寧把這些動物當自己的朋友，詞體現在作品中就是賦予動物人格化特徵。同時，蒲寧對動物細微的動作也進行了出色地描寫，如《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中的獵狗，獵狗查爾瑪在池塘中喝水，撲通一聲掉進水中。它小心的向前游，耳朵豎起，義突然向後轉，好像怕水深似的，逃到岸上后抖動身子，水沫都濺到了我們身上。然後還坐在我們身邊，一會看看這個，一會有環顧四周等。蒲寧賦予查爾瑪頑皮、活潑的靈性。另外，蒲寧還會把自己的處境與動物聯繫起來。蒲寧在作品《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中，用小馬駒的生活處境暗指自己的處境。這裡的小馬駒成了蒲寧的貼心朋友，表面上是寫小馬駒，其實是在寫自己。

風格

蒲寧是一位極具藝術個性與成就的作家，雖然他以詩歌創作登上文壇，但小說成就卻遠遠超過詩歌。與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現實主義作家相比，他的小說缺少對典型人物形象的刻意塑造，對完整情節的精心安排，而更注重追求藝術的空靈和對生活的詩意處理。他的小說散發著濃郁的抒情性，其情節的淡化、語言的詩化、刻意營造的詩意氛圍等特徵賦予小說一種別樣的精彩。蒲寧小說因具有詩化小說的諸多特徵而改變了俄羅斯傳統小說敘事的風格，使小說以抒情為主導，因此他的小說無論從內容還是從表現手段到語言風格與傳統小說相比，都具有新的發展和超越。

抒情性是蒲寧小說的突出特徵，他的小說躍動著一種難以抑制的情緒，這種情緒的外化是通過超越性視角的運用達到的。這種視角使作者的情感、思緒透過敘述者、人物傳達出來。不僅如此，這種情感和思緒還滲透到聚焦對象中去，尤其是滲透到了自然景色的描寫中去，從而使得蒲寧的小說具有濃郁的抒情特色。

蒲寧小說抒情性在結構上體現為情節淡化，這也是蒲寧小說詩化的又一個突出特徵，這在蒲寧小說中表現為：在情節發展中置入大量的抒情插筆從而極大地壓縮了情節的敘述，有時甚至使情節的發展、高潮消隱在其中，而開放式的開頭和結尾也打破了小說情節的發生、發展、高潮、結局的完整性，從而使小說情節更趨淡化。這種開放性的情節結構指向的是過去和現在，甚至是未來，從而在三者間架起了一座橋樑，凸現了作品的主題，為作者抒發哲理性思考提供了途徑。

蒲寧小說在題材選擇上往往趨向於拾取小型題材，在內容和文字上，強調抒寫情緒、印象和氣氛，注重遣詞造句和詞的色彩及音響效果，同時還強調意義色彩、聲音等的結合，使作品呈現出光影聲色豐富的特點。詩歌、小說、音樂和繪畫這幾種藝術在其作品中相融合併產生永恆的魅力。

語言

蒲寧小說語言富有節奏感和韻律感，他不僅善於運用像音符一樣的文字和具有象徵意義的音素使小說籠罩在詩意的氛圍中，而且精於運用排比、倒裝、對偶、平行結構和俄語成語等手段，使小說具有詩歌的節律，還擅長在小說中運用音樂的旋律結構，從而與屠氏區別開來，形成了極富個性特徵的節奏模式一舒緩的節奏，使小說具有了歌的性質。

愛情

蒲寧在描繪愛情時，追求著靈與肉的統一。在這一點上，他與許多作家是不同的。同為描寫愛情的大師，屠格涅夫筆下的愛情，更多是精神性的，柏拉圖式的愛情。這種愛情基於男女主人公對共同的信仰、價值觀和理想的追求，尤其在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中，男女追求的愛情“並不是一種超社會超歷史的存在，而是與一定的社會理想相互滲透的”，而蒲寧的大多數愛情小說，對筆下男女主人公的愛情在精神追求上著墨不多，更看重男女在感情上的相悅，以及由此產生的肉體之愛，小說情節一展開，就立即切入愛情的實質—肉體的交歡。

無論是《安提戈涅》、《魯霞》、《在巴黎》，在簡短的敘述之後，男女主人公之間就產生了無法遏制的肉體之愛。

由於歷史原因，蒲寧的作品曾一度被冷落，然而從20個世紀50年代蒲寧去世后，蘇聯國內逐漸對蒲寧解禁，到80年代完全解禁。蒲寧在文學創作上的功績及其對俄羅斯文學的影響也受到了肯定，1999年在莫斯科大學舉辦的“俄羅斯文學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上，俄羅斯學術界提出了21世紀最具研究價值的五位作家名單，而蒲寧名列榜首，這足見公正的時間對其價值的充分肯定。

“伊凡·蒲寧在俄國文學史上已為自己確立了重要的地位，而且長期以來，他無疑是一位舉世公認的大作家。他繼承了19世紀文學輝煌時期的光榮傳統，開闢了一條持續發展的道路。蒲寧力求語言的豐富、完美，而獨到的精確觀察是其描述現實的基礎。他以最嚴謹的藝術創作態度抵禦了單純追求華麗辭藻的誘惑；儘管他生來就是個抒情詩人，但從不粉飾目睹的一切，而是真實地予以反映。他的語言樸實而富有韻味，正如他的同胞所說，此種韻味使其語言猶如醉酒，即便在譯文里也會透出醉人的芳香。這種能力來自他卓越的、出神入化的才華，並使他的文學作品具有了世界名著的特點。”（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評）

“一部《鄉村》小說，使40歲的蒲寧名聲鵲起。在小說中，他抨擊了那些有民族自大狂的農民，對那些鄉愚的嘴臉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畫。作者雖未從歷史的角度分析農民的沒落，只簡述了兩位主角的祖父被莊園主縱犬追逼而死，但這個情節耐人尋味，它暗示了一種先天的精神壓迫，蒲寧以對這種精神壓迫的描寫來暗示自己對這種高壓手段的鄙視。蒲寧的這部作品完整地體現了俄國文學的本色——陰鬱加殘酷。”（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霍爾斯陶穆評）

“蒲寧的藝術貢獻是不容爭辯的，決非曇花一現。舉世公認，他的純俄羅斯式的短篇小說和篇幅不大，結構自由、內涵異常豐富的中篇小說達到了高度完美的程度。”（蘇聯詩人特瓦爾托夫斯基評）

“俄國文學史如果去掉蒲寧將會黯淡無光，將會失去這位情系俄國文化的孤單旅行者心靈中彩虹般的光耀和星光閃爍。”（前蘇聯作家高爾基評）

他的描寫“盡善盡美、生動嚴謹、大膽持重，不禁令人驚嘆折服”。（前蘇聯作家奧·米哈伊洛夫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