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師大戰

1938年6月，繼徐州會戰、蘭封會戰后，國民政府再次組織120多個師在武漢周圍於日軍展開大戰，本次大戰持續四個半月，為抗戰期間規模最大的一次會戰，雙方損失慘重，尤其是國軍弱小的海空軍，也不惜血本投入作戰，以拙劣的裝備和技戰術與日決戰，最終損失殆盡，海軍總司令直接還原成陸軍。此次會戰極大地消耗了日軍的實力、有效地遲滯了日軍的進攻勢頭，國民政府鞏固了西北、西南的國土堅固防線，實現了以西南為抗戰基地的戰略構想；會戰把日軍主力牢牢吸引在長江沿線，拉長了日軍戰線，穩定了攻守態勢，客觀上也為全國其他戰區各部隊在敵後的長期堅持創造了有利條件；會戰結束後日軍再也組織不起如此大規模的戰役，也不能再進攻重慶了，抗戰就此進入相持階段。

“冬季攻勢”於1939年11月1日正式啟動，至1940年3月結束。之所以選擇於此時發起如此大規模的對日主動作戰，乃是因為按照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所制定的整軍計劃——“將全國現有部隊三分之一配備在游擊區域——敵軍的後方，擔任游擊；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對敵抗戰；而抽調三分之一到後方整訓。每期整訓期間，暫定為四個月；一年之內，即須將全國軍隊一律整訓完成”——至1939年10月，已然完成。

“冬季攻勢”之目的，是為了“消耗敵人導國軍爾後作戰有利”。其大致部署如下：“以軍事委員會直轄整訓部隊主力，加入第二、第三、第五、第九各戰區實行主攻；第一、第四、第八、第十及魯蘇、冀察各戰區向當面之敵實施助攻，以牽制敵之兵力，而策應主攻方面之作戰，並限期分別實施。

“冬季攻勢”之作戰方針，軍委會的指示是：“任攻擊各部隊，應注重敵軍交通要線，實施廣正面之攻擊，首須將其各交通路節節切斷，使其兵力分隔，前後不能相應，誘導敵人於要點外，行運動戰而擊滅之。依狀況控置主力於待機位置，截斷其策應赴援之敵，或乘虛取其要點。但務需特別注意，避免攻堅。”③

“冬季攻勢”之戰果，因覆蓋面甚廣，且正規戰、運動戰、游擊戰等諸種戰鬥模式並存，造成統計困難，遂產生多種意見，如《蔣公大事長編》中謂：此役，“展開對豫中、晉南、江南、粵北、鄂北、湘西、綏西、贛北、冀中、冀南、魯西、蘇北之全面攻擊，先後有南昌之捷，開封之捷，粵北之捷，包頭之捷，斃敵至七萬七千三百餘眾。”③白崇禧則在晚年的訪談中聲稱，此役“共歷時三月有餘，所獲戰果，計俘敵四百餘人，傷斃敵三千七百餘人，虜獲步槍二千餘支。”“其重要戰略要點，我未攻下一處。”④

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則在日記中寫道：“冬季攻勢截至現在，俘虜一四七、步槍一八四二、機槍一五三、炮四0、裝甲車汽車二七0。”（1940年1月13日）“冬季攻勢，作戰自開始至本日，所得戰報共十七次，成果計：俘敵二九五、馬一一四一、步槍二五0六、機槍一九三、炮四二、裝甲車三九0及其他。”（1940年1月22日）⑤

《蔣公大事長編》的數據，顯然是直接採用了當日的輿宣之辭，存在很大的水分。白崇禧與徐永昌均身在中樞，其數據自應更為客觀，且二人材料形成於不同年代，卻基本相似，亦增可信度。唯白崇禧所提供之“傷斃敵三千七百餘人”這一數據，在徐永昌日記中毫無記載——這顯然是因為，徐當日寫日記時，軍令部並沒有能夠統計出“斃傷”日軍的大致數據，而沒能統計出的原因，已如前言。至於“其重要戰略要點，我未攻下一處”，則是本次作戰之方針——“務需特別注意，避免攻堅”——的必然結果。

1939年“冬季攻勢”，中國軍隊動用百餘師，同時對日軍發起攻擊

白崇禧的“傷斃敵三千七百餘人”之數據，從何而來，筆者尚無法判斷。唯該數據，絕非各戰區統計上報之結果，譬如，第九戰區參謀長吳逸志，在報告中稱，該戰區“冬季攻勢”中，“敵軍傷亡三三九一三人，我軍傷亡三六七六七人（官一二五三，兵三五五一四）”。⑥顯然，就九戰區之戰況而言，“我軍傷亡”數據當較為準確，“敵軍傷亡”數據則存在很大水分。

雖然“敵軍傷亡”數據很難搞清楚，甚至得出大致的範疇也很難。但參考日軍戰史，可知此次“冬季攻勢”，確曾給予日軍相當程度的打擊。其戰史稱：此役，日軍“付出的犧牲是過去作戰不曾有過的”，“這次冬季攻勢的規模及其戰鬥意志遠遠超過我方的預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戰區的反攻極為激烈。”“敵人的進攻意志極為頑強，其戰鬥力量不可輕視。在戰術上鼓勵採取夜戰，隱蔽中接近和包圍我軍據點，善於利用工事和手榴彈進行近戰。武器彈藥充足，補給能力也很強。”“蔣介石至今仍然在全軍中保持著統轄力量。……深感敵尚強大。”⑦岡村寧次也在回憶錄中提到，此役，“引起聖上慮念，並使中央不安”。

不過，在蔣介石看來，此役仍暴露了中國軍隊許多重要弊病。譬如，蔣曾反覆批評薛岳所指揮的第九戰區的“大沙坪之戰”：

“第九戰區以九師之眾，前後圍攻大沙坪者幾逾一月，我軍官兵之死傷，不可謂不大，敵方播音，且稱為空前之持續戰鬥，但師久無功，並未收得任何戰果，究為何因，……不能不徹底追究。”⑧

“這次第九戰區以八九個師兵力攻擊大沙坪一團之敵，亦攻不下，這決不是因為我們部隊質量或數量不夠，而是我們一般司令官參謀長用兵指揮之不當！要知道：敵人現在實在是愈打愈弱，而我們一般下級官兵是愈戰愈強，但我們高級司令官與參謀長的心理倒是愈打愈怯！因此，每戰只求多兵，而不知講求指揮與部署。”⑨

徐永昌則在日記中，留下了“大沙坪之戰”失利的真實原因：“七七師參謀長陳庚電，九戰區冬季攻勢如照預定計畫奇襲、截擊兩原則，必已收到相當戰果，無如進薄崇陽時，以爭功搶報克複，遂致長官誤信可以攻堅。過去克複崇陽迄無其事，今日以將近九師力量攻大沙坪等地，數千之敵亦戡，無攻下希望，是目下攻堅為我所當忌，而各部謊報尤足以憤事。謊報者為楊森之二十軍，前後兩次。”⑩